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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 龙熊同窗:俄罗斯为什么“不高兴”?

金雁 友朋说


友朋会导师:金雁教授


2009年春天《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以后,一位相熟的俄罗斯朋友对我说,俄罗斯虽然没有以完全一样的书名出版过这么一本书,但是类似的书籍和言论在俄罗斯铺天盖地,因为“俄罗斯不高兴”的人比“中国不高兴”的人多得多,不信你到俄罗斯去转一转,除了数万到处挑衅滋事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光头党”外,随时都可以碰到“愤青”式的“俄罗斯不高兴”的人。自从他说了这段话以后,我就一直在想,俄罗斯为什么不高兴?它不高兴的理由是什么?这两个“不高兴”相遭遇会有什么结果?在俄罗斯目前“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会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的内容?

  

对苏联解体的反作用力

  

1989年戈尔巴乔夫提出“共同的欧洲家园”,表现出苏联以罕见的低姿态在“讨好”欧洲,而欧洲并没有张开双臂拥抱庞大的北极熊,冷战以来的意识形态差异和西方惯有的傲慢,使情绪化的俄罗斯人有一种“热脸贴冷屁股”被愚弄的感觉。1991年苏联解体,叶利钦的“国家收缩”战略后的处境又一次强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权型的民族主义”和“优势民族”心理的俄罗斯人。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提出,俄罗斯应该回落到一个类似于法国、英国那样的“正常国家”或者像“奥斯曼帝国灭亡后的土耳其一样”,“把自己纯粹限定在一种切合的环境内”,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罗斯与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并列。这种国家降级、民族“矮化”的局面让俄罗斯人愤愤不平,在俄罗斯人的潜意识里,“苏联”这个概念在心理上取得的成就比它在经济上的成就要大得多,这是苏联解体以后许多俄罗斯人都承认的一点。第三次,普京在上任后不久提议俄罗斯加入北约,而北约国家认为,这是大象想闯浴池,不是去洗澡而是去毁坏浴池。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罕见地多次向西方伸出橄榄枝,西方却都不接招,使本来就好激动的俄罗斯人发出“孤独的愤怒”,而现实中国家领土的收缩、欧洲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挤压它的“特权利益区”,这一切叫当惯了老大哥、历来具有救世情结、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罗斯人怎能无动于衷呢?怎么能不点燃俄罗斯人“炽热的头脑”呢?俄罗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是,既然美国叫俄罗斯人“不高兴”,作为回应,俄罗斯人就一定叫美国人“不痛快”。



长久以来,俄罗斯人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历史,习惯了战无不胜的神话,他们一直被灌输的都是“可以在世界上发号施令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光荣”的身份认同,而剧变后有2500万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国的居民,很多的俄罗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独立国家的政治进程之外,到处呈现的“一盘散沙”现象令俄罗斯饱受“身份认同危机的折磨”;90年代经济转轨阶段,东欧国家早就摆脱制度转变的困扰,而俄罗斯却长期在“平底锅”里徘徊,不清晰的市场经济与规则松弛激起的新与旧的敌对状态久久不能散去,好不容易等到了1999-2007年,高油价支撑下的经济年平均增长接近7%,刚刚见到越过困境的曙光,“恃油而骄”的傲慢还没有牛气多久,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又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连带下陷入经济不景气的泥潭;苏联解体后周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很快转化成分离民族主义,他们的挑战加速了俄罗斯主体的民族膨胀,后苏联空间成为一个失控的暴力竞技场;所有这些都刺激了“苏联解体后的仇外和褊狭,产生了有利于群体疏远和族际关系紧张的社会风气”。



于是,激进主义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一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俄共、自民党、统一俄罗斯等各种政治势力都相竞瓜分民族主义的遗产,曾任政府部长的鲍里斯·米罗诺夫公开说:“假如俄罗斯民族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那么,我就是个法西斯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说“苏联解体又把俄罗斯带入到了冰雪封冻的寒带,我们需要到印度洋里洗刷靴子。”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整个社会都处在“火气旺盛”的“逻辑反冲”中,无处发泄的无名怒火终于在“民族主义的狂怒”中找到了出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灵魂在苏联的躯体灭亡以后,又在民众的心中复活了,各种极端形式的俄罗斯族裔民族主义团体纷纷亮相,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失落掉大国自豪感的俄罗斯人不平衡心态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化”的政策导向。如今普京、梅德韦杰夫政权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并选用了一套战争年代动员民众的符号,比如强国、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至上、俄罗斯的伟大之处的词汇,并垂青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

  

“焦虑综合征”困扰着俄罗斯

  

究其原因,是俄罗斯如今面临几大焦虑,一种“焦虑综合征”在困扰着烦躁不安的俄罗斯。


第一是“身份认同”的焦虑。


首先是俄罗斯“身份认同”带来焦虑,曾经以来,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历史定位、发展方向和民族认同问题,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一条金光大道,没有料到20世纪末的剧变使以前的定位遭到否定,尚未确立的“苏联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认同戛然而止,原来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其他族裔纷纷脱离,俄罗斯再次出现选择难题,再一次面临巨大的历史困惑。众所周知,从地理意义上说,俄罗斯的经济文化中心主要在欧俄部分,俄罗斯的向西认同的程度远远要高于向东认同,但是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又一直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个世界上最为辽阔的国家以及它的内部体制建构,又使俄罗斯难以成为西方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俄罗斯的突出的国家特性、社会特性和文化特性很难与西方主导的体系相融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俄罗斯的历史困境”,“俄罗斯的复合性矛盾”和“俄罗斯循环的历史怪圈”。



19世纪“黄金时代”俄罗斯所有杰出的思想家都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必须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模仿西方,仿效西方会使它的独特性消失,从属于西方大国并最终淹没自己。原本俄罗斯一直在扮演着“‘垂死西方’的唯一拯救源”的角色,现在怎么能沦落到充当西方跟屁虫的地步呢?国家属性与定位在经过几番摇摆之后落脚到又一次出现似曾相识地“历史回归”。在社会学调查中,大多数人对西方的看法是,西方(запад)不是与“东方”对立而是与“下层”对立、与“下层”相关的反义词,历史上的西方都是加害俄罗斯的,对俄罗斯有敌意的,现在的西方是一个文化垃圾的策源地。俄罗斯自我定位应该是“全球抵抗自由主义的中心之一”,力求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俄罗斯式全球化的标准”。



“苏联遗产生成的原动力”是现在俄罗斯的民族建构的重要落脚点之一,这里面即遗留了沙俄帝国的内容,也保存了苏联时期的“支配权观念”,帝国的三色旗帜和苏联镰刀斧头的旗帜在这一点上的重合度是最大的,中国人在俄罗斯一看到镰刀斧头和红星象征的苏联标志,就倾向于把它解释成效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其实这里传递的是要“复杂得多的感情和信息”。目前俄罗斯回归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而是从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中挖掘“光荣往昔”的民族诉求,意识形态霸权降低与民族主义霸权抬升已经完成了一个双向互换过程,旧体制的意识形态遗产很难复归了,但是帝国的遗产从来就没有被清除过,改变帝国思维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有人把这种“帝国遗传”称之为一种“新帝国焦虑症”。目前从未经历过斯大林恐怖时代的年轻一代政治家正在有意识地对斯大林在进行一种“选择性地再塑造”,以一种“理想筛选”,使人们忘记“大清洗”和“大饥荒”,让民众对“斯大林时代充满罪恶的‘好日子’”抱有幻觉,似乎“苏联那时是多么‘安全’和‘幸福’的一个地方”。这些沉浸在“大国光荣”怀旧的矫饰话语中透露出俄罗斯人的“身份焦虑”的恐慌。苏联霸权型的民族主义经历了质变后开始“向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转移”,在共产主义耗尽了潜能之后,这个真空“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


第二是“向何处去”的选择焦虑


有人认为,俄罗斯历史没有一定的目标,当它每一次处在十字路口,如何判断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方向,依据什么理论对自己当前的处境做出准确的定位的命题都会凸现出来,例如像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的历史定位、如何看待俄罗斯的独特性、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似与差异、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性、俄罗斯向何处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



19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就“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有什么意义?”“这个民族将向人类展示什么?”进行论战而产生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话题在150年后的今天依然继续也仍然没有结果,可见其选择的分歧之大,定位之难。这种定位困难直接影响到它的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和跳跃性。有人把这种状况归纳为“缺乏主导性特征”的“俄罗斯猜想”。现在俄罗斯的选择是“俄罗斯必须强大”。因为在俄罗斯人看来,“世界只尊重强国”,“二等国”的角色让他们充分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本来“称强、做大”就是俄罗斯人一贯追求的目标,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剧变初期的“国家收缩”战略,他们认为“微型帝国”不符合俄罗斯的“安全观”。目前俄罗斯人把成为一个“体面的大国”作为一种民族凝聚力,俄罗斯人说,每个人只有在成为爱国者后,才有资格谈权利和个人。普京说“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所有的行动都只能服从这一点”。俄罗斯的振兴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吸取过去十年的教训,讲民主和自由“必须顾及俄罗斯的历史”,“必须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国情出发”。普京的全部言行所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复兴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实现强国之梦”。


第三是安全焦虑。


俄罗斯一直以来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上一望无际的东欧大平原和冷兵器时代国土易遭侵犯记忆,以及蒙古人240年的统治,使历史上的俄罗斯人有一种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忧虑”意识,久而久之这种基因沉淀变成了一种整个民族对“安全需求度”的紧张感,它总希望把国土的疆界扩大到“相对安全”的地带,这种只站在本国立场上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俄罗斯对外侵略在国内从来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少有“清醒者”对这种“越界”的民族主义发出过质疑。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特点是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它需要别国承认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以及对“后苏联空间的优先利益区”的尊重,美国把俄罗斯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中剔除,不承认俄罗斯在其他任何国家具有势力范围。这样就造成了两者思维差距的矛盾。由于剧变初期的“被耍弄感”记忆犹新,俄罗斯对凡是美国的建议都会不加思索地说“不!”它看不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决定一切世界体系。



这种“以俄安全为出发点”的思维已成为主流社会心态,俄罗斯人哪怕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到民族问题上就容易“犯糊涂”,在历史上曾多次重复过全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民族狂潮”。例如,1830年掀起的波兰起义遭到沙皇镇压,其时恰逢1812年波罗金诺战役周年纪念日,普希金便写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文,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波兰起义,大肆吹捧俄军的胜利,别林斯基也认为应对沙皇的镇压行动采取赞许态度,并多次赞扬普希金的“大俄罗斯主义”的诗歌。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以后,俄罗斯社会各界一致支持对起义参加者实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沙俄的切齿痛恨,令持国际主义立场的马克思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大感失望。至今在俄罗斯,只有民族主义能使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与统治者步调一致,整个俄罗斯能够冷静地反思、像20年前美国结束越南战争那样认为“我们错了”的人屈指可数,即便有人已经认识到这点,也没有勇气敢于招惹蛮横不讲理的“狂怒斗士”,冷静的“正常观点”往往在“喝狼奶”培养起来的“咆哮环境”中出不来,因为这样做的结果,要么是淹死在民族主义的汪洋大海的唾沫中,要么就是喋血莫斯科街头。


第四是整合焦虑,或称为“制度选择”的困境。


叶利钦曾想把俄罗斯按照西方模式加以改造,但是俄罗斯经济改革艰难历程使民众对全球具有共同的普世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他们把私有化转轨操作设计的失误归结为西方经济模式的入侵造成了对俄罗斯经济的伤害,一时间俄罗斯是具有独特的特点和特殊性的“文明理论”甚嚣尘上。在他们看来,民主代表着混乱,私有化代表着“各自为政”,法制的规范和繁琐代表着“公正和真理”的缺失,公民社会代表着社会无序,城市化代表着物欲横流等等。于是普京的“国家整合理论”也有意无意地又回到19世纪的“国家学派”的立场上来。“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卡维林(1818-1885)、契切林(1828-1904)在当今俄罗斯成为一种向“历史汲取资源”的象征性代表。该学派认为,由于自然气候和地理因素,俄罗斯平原广袤无垠、苍茫无形,一百多个民族的组合导致“易散不宜合”而缺乏凝聚力,因此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化中央政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俄罗斯国家在民族形成中扮演着领路人的作用,国家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几百年来俄罗斯都是专制集权型的国家。俄罗斯学者非常疑惑,同样国土辽阔、民族众多、政治观点和宗教庞杂的美国没有实行中央集权,没有一个强大权力的总统,是怎样形成一致的方向和目标的?“美国族体”已经存在了200多年,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共同文化的稳定实体,任何外来因素都能很快融合其中,为什么“苏联族体”只存活了几十年就寿终正寝。俄罗斯人在私下议论,是什么秘密在控制着美国。由于“基因学说”的兴盛,陷入“文化决定论”的俄罗斯人便从文明类型的差异上去寻找原因,结果发现了几十条民族基因差异,于是就陷入了“命定说”的“不可知论”的死胡同。


第五是人口焦虑。


俄罗斯有11个时区,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坐火车需要7天的时间,在苏联时期它的民用航空就具有世界上最长的航线。而在这么版图辽阔的土地上却人烟稀少,人口主要都集中在乌拉尔山以西的欧俄地区,外贝加尔的远东地区只有600万人口。与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的状况正好相反,俄罗斯的自然资本与劳动资本严重不匹配,现在俄罗斯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8个人。2006年的普京总统的《国情咨文》和2008年梅德韦杰夫的就职演说都重点谈“人口问题”。由于出生人口减少,仅2005年一年就减少74万,几乎等于每天减少2000人,据估计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44亿减少到1亿。学者们发出了“俄罗斯正在死亡”的呼声,民族学研究所的科兹洛夫教授提出,为了避免“俄罗斯族体死亡”政府必须要采取强硬的政治措施,以此掀起“保种运动”和“造人计划”。现在俄罗斯各地都在为减缓人口下降“支招”,普京许诺以物质奖励刺激“二胎化”,生二胎可获得一次性奖励25万卢布,约合9200美元,同时二胎家庭每月可获得补贴335美元,以及相关的住房和交通补贴,产假从3年延长到7年,恢复10个孩子以上的“英雄母亲”称号,并享有高额奖金和高额退休金。媒体发出了“放假生孩子爱国运动”,有的地方甚至恢复“无子女税”。2000年有1/3新生儿母亲是未婚女性,因为俄罗斯从来不歧视非婚生子女,只要是添丁进口都是整个社区的大喜事。



最后,愿望与现实之间落差,好像使这块土地具有一种“甲流扩散的传染病”魔力,所有人的都容易患上“集体焦虑综合征”。

  

“极端性”与激进主义

  

正像我的那位俄罗斯朋友所说的,在俄罗斯有一种“亢奋幼稚病”,它导致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所以到处都是“俄罗斯不高兴”的人。在媒体和坊间里与西方“抬杠”、拿美国“开涮”是老百姓的热门话题。俄罗斯人自我总结说,也许对外国人来说,不是敌人就有可能成为朋友,但对俄罗斯人来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现在的年轻人最欣赏的是民粹派宣言中的那句最著名的口号:“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他们表示,在别的国家人们争论是为了寻找真理,在俄罗斯人们争论是为了证明自己百分之一百的正确和击倒对手。利哈乔夫说,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极端性”特点突出,妥协基因欠缺,强烈、狂热、绝对、一切、全部,这些词都可以作为俄罗斯集体潜意识的概括。



俄罗斯现在的青年组织不论是“亲克里姆林宫”还是“反克里姆林宫”的,都表现出非此即彼的坚决状态,以激进形式表达政治意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普京明确说:“强硬政权是社会秩序之源和保障”。俄政府表示,凡是按西方原则和与亲西方政权建立关系的国家,不能再享受“兄弟式”的“能源优惠”。目前在俄罗斯有“光头党”一万多人,而且这类极端组织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04年成立的“青年同盟”宣布要实现俄罗斯的“第三罗马使命”,要求撤换不符合民族利益的政权,2005年2月成立的“欧亚青年联盟”成立地点选在弗拉基米尔州的亚历山德罗夫镇,这里是伊凡雷帝在“特辖制”时期的驻扎地,该组织宣称要建立一个“欧亚帝国”,要组成“新的特辖军团”打击一切分离主义,不允许俄罗斯和独联体境内发生“颜色革命”,反对北约、反对科索沃独立、反对格鲁吉亚、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欧亚联盟在为其积极分子举办的夏令营中举行格斗训练,教授如何驱散异己的机会、讲座等,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组织是拿美国人钱的间谍、是出卖俄罗斯利益的“俄奸”,对他们的活动要进行挑衅和破坏。要遏制自由派造成的混乱的联邦化趋势,应不惜任何代价制止地方的权利、限制移民、扩大俄罗斯联邦主体的控制能力。



这种激进主义情绪也体现在人们对待法律建设的看法上。一般的俄罗斯民众认为法律是“虚伪的”,比法律更重要的是“真理”。俄罗斯格言说,“只有所有的法律都死亡了,人们才能生活在真理和公正之中”。苏联时期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只有一头一尾的列宁和戈尔巴乔夫是学法律的,就是现在俄罗斯人对西方国家律师在公共生活的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政治理念既不符合英美法系,也无法完全纳入大陆法系的法理框架,俄罗斯法律的依据不是理念,是道德上的一致性,是共同的信任。他们嘲笑西方人拘泥于繁琐的法律程序。剧变以后的1993年宪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根本的改变,2003年的司法改革,强调俄罗斯是民主联邦国家,各联邦主体地位平等,承认和保护各种所有制以及地方自治,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国家权力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独立,相互制衡,以及俄罗斯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准,虽然说司法体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违规的事情随处可见,苏联时期官员以行政命令干扰案件审理的“电话法律”现在依然盛行,甚至有种观点认为制定大量的法律保护个人是不恰当的。老百姓觉得叶利钦时代的“无序民主”反不如普京的“国家指导下的有限民主”。最近两年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的确在提高,但在“多数同意”的背后,各阶层的不同声音被“过滤”掉了,政党的作用在下降,似乎只剩下普京一人的声音,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反对派和杜马的作用便会大大萎缩,不利于监督和制约执政阶层,这无疑会助长官僚主义和腐败蔓延。在俄罗斯的城市里身着制服的警察到处可见,任何人尤其是外国人随时都可能被警察叫住肆意“执法”。俄罗斯国内外一直公认,在俄罗斯要发展起真正强大、受人尊敬的法律秩序至少还需要花费几十年,而不是几年。

  

自由主义势力的沉浮起落

  

自由派人士涅姆佐夫说,我们“这里不可能发生橙色革命,你可能会看到一场红色革命或褐色革命”。1999年组成“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西方派)涅姆佐夫任党主席,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个企业家的政党,是民主派的政党,他们坚持俄罗斯的欧洲发展方向,要融入欧盟的欧洲大家庭,要捍卫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成果,承认俄罗斯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如果俄罗斯的总统要搞民主倒退、选择独裁道路,他们就要成为总统的反对党。这类组织在俄罗斯被称为“新西欧派”。200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右翼力量联盟”只得到4%的选票,2004年自由主义力量分裂,部分成员退出另成立了一个“自由俄罗斯”,2005年右翼力量联盟新的领导人是只有29岁的尼基塔·别雷赫,他的反政府立场明显,指责政府民主倒退、自由市场经济衰退,政府日益官僚化。2007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自由主义政党得到4.41%的选票,此后日渐衰落,2007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只有0.96%,2008年10月该党自行解散,随后建立“右翼事业党”。这个政党在商业精英和新贵以及亲西方的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它比较温和,愿意同政府合作,目前梅德韦杰夫、普京当局对该类组织的态度是拉拢安抚为主、打压为辅,政府认为左翼的俄共比较稳定,需要扶植一个稳定的右翼政党,而自由主义历来易散不易合,派系繁多,行动能力差。2005年基里延科被任命为俄原子能署署长,2009年梅德韦杰夫任命别雷赫为基洛夫州的州长,一时间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成为“体制内”的“自己人”了。2009年右翼组成的“团结联盟”试图在俄罗斯搞“颜色革命”,要普京辞职,抗议民主倒退,3月间“团结联盟”组织示威游行,高呼“驱赶普京!”“普京下台!”的口号,焚烧梅德韦杰夫的肖像,但由于社会基础狭小没有太多的人响应。年轻人觉得,自由主义的妥协温和、过于精英的“小众化”、“上层法”和易于“招安”的特点都显得“太没有血性”了,与民粹主义煽动下“热血澎湃”的群体精神状态相距太远了。

  

能否设想两个“不高兴”的遭遇?

  

有人认为,俄罗斯“不高兴”主要是针对美国和欧洲的,对于中俄两个“不高兴”的遭遇的担忧是多余的,即便有那么些年轻人在网络上叫嚣,但因为只是民间的比较边缘化愤青,进不了正规渠道掀不起什么风浪。现在双方政府感觉都处在最佳状态,中国官方认为,目前的中俄关系是“有史以来真正平等和健康的时期”,双方在“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的框架内和谐发展,是一种“互利双赢”的最佳模式;克里姆林宫对华关系判断也如出一辙,普京认为,“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未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两国领导人如此赞誉,学者们也跟着起哄式地锦上添花,纷纷称赞中俄两国是“新时代下堪称大国关系的典范”。2009年在中俄两国建交60年之际,10月12-14日,俄总理普京应温家宝之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次访华签署的合作协议之多、涉及范围之广、贸易数额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于是舆论界就有了中国与俄罗斯有利益“汇合”、“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权威国家找到了共同目标”的说法。



但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评论的,“现在还不是‘龙熊同窗’的时候”。因为霸权型民族主义在与膨胀型的民族主义PK的过程中,双方都有强烈的支配欲望,都有“优势族群”的感觉,狭窄的视野和惯性容易让他们狭路相逢。众所周知,民族主义是一个“睡美人”,一旦遇到合适的政治气候,它会成为一种比任何主义都更容易表达的方式,很容易操纵群众,它既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会成为一个“诱人的陷阱”,既有积极意义也具有消极内涵,它的超级动员能力会把各种不满吸附进来,它的排他性的唯我独尊极易对周边民族形成挑战。


至于双方领导人关于中俄关系美妙言论,可以说是一个努力方向,但是任何国家没有长远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回顾中苏关系历史上的大起大落就可以知道,且不说历史上从中苏蜜月阶段到毛泽东发出“我们要准备打仗!”不到十年,实际上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容易打破,政府间的制度约束力薄弱,中俄之间的战略风险依然存在。看看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就可以推想而知,这些国家间前后签署了1700份友好协议,建立了五花八门的合作机构,真正生效与执行的不足1/10,而且说变脸就变脸,说逆转就逆转。

  

让龙与熊都高兴仍是一个有待努力的目标

  

实际上俄罗斯国内已经对中俄现状有不少怀疑,对长期前景更为悲观。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让俄罗斯人感到震撼和酸楚,他们知道在两国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天平已经向中国方向移动,中国越来越主动,就意味着俄罗斯越来越被动。由于中国的快速增长,俄罗斯将被置于比中国更加远离美国的境地,在俄罗斯人看来这无疑降低莫斯科的竞争优势,降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中国威胁”的论调在俄罗斯尤其是在民间有相当的市场,中国的高速发展反衬出远东的落后,导致反华情绪的泛滥。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前的“中国威胁”常常强调的是局部的“经济威胁”、“人口威胁”、“廉价商品威胁”,现在俄罗斯人更多谈的是中国的“全面威胁”。部分学界人士认为,以中国的人口的大块头和经济的影响力,本身已经构成对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挑战,对俄罗斯整体利益的威胁,俄罗斯针对中国“不高兴”的人在逐渐增多,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竞争对手成分大于合作关系。俄罗斯人说,在中国的观念里,只尊重“老大哥”、只尊重强者,国际政治博弈的规则只有“大哥”和“小弟”之分,不可能有长远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因此俄对华关系只能在大哥和小弟之间做出选择。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俄罗斯已经无法再像中苏蜜月时期一样成为中国的“老大哥”,只能屈尊去当中国人的“小弟”,但是这又不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也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不相称。


俄罗斯民间对“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中俄角色“互换”感到不习惯、不舒服。中俄之间角色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一直以来俄罗斯自视为“大”,称大、做大是俄罗斯人一贯的追求,对俄罗斯人来说,从中国的清末、民国到社会主义时期,俄罗斯人都认为有资格当中国的“保护伞”,因此平等地位几乎无从谈起。现在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让俄罗斯和中国都高兴实在是一个难解之题。在俄罗斯60%的人认为,俄国应该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并认为中国有求于俄罗斯的地方远多于俄罗斯求中国,从日本人在远东受欢迎的程度排在美国、澳大利亚、法国、韩国、中国前面,就可以感觉到,俄罗斯对中国的认同和肯定必然是有限的、相对的以及基于一时利益的实用考虑。所以如何化解俄罗斯民间的“中国威胁”论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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