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秦晖 | 在罗马谈罗马帝国体制。
在罗马谈罗马帝国体制
文：根据秦晖教授录音整理
文末补充阅读：《国家地理》纪录片——罗马简史
古罗马的统治者，一直到君士坦丁时期，才自称皇帝，如今英文单词“帝国—Empire”从拉丁文的“Emperador”衍变而来，指的是军队的指挥官、总司令，象征着绝对权力。虽然在君士坦丁前，罗马的统治者越来越不受制约，但整个帝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出现太大变化。理论上看，罗马帝国尚有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两个权力制衡因素，并且皇帝的很多命令还是需要通过元老院批准才可之行。可是从凯撒到屋大维，统治者的个人威望越来越强，元老院逐渐的形式化，淡出了全力中心，成了橡皮图章。
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拉丁语：Gaius Octavius Augustus，公元前63年9月23日—公元14年8月19日），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Gaius Octavian Thurinus），后三头同盟之一，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元首（Princeps），元首政制的创始人，统治罗马长达40年，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屋大维时期，罗马的统治者并不称为皇帝，而称为Princeps，其拉丁文的字面含义是“第一公民”，是罗马的公民之首。另外，Princeps又被人翻译为元首，以至后来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自称元首。所谓元首，就是第一公民的意思。从某种角度上看，罗马此时的政体，尚保留了共和的外形，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元首专制”。
“第一公民”的称谓，我认为通俗的翻译成“人民领袖”是再贴切不过了，正因为是人民的代表，所以古罗马时期的统治者，经常把“人民”二字挂在嘴边。时至今日，在意大利和德国境内，我们还能看到诸多人民银行、人民广场。总之只要是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都有此假借人民之名的特点。
罗马帝国的权力系统与传统专制不同，统治者并未公开声明其最高权力以世袭方式传递，众所周知，在罗马帝国晚期以前，大部分的皇帝，均非出自一个血缘家族。整个皇帝队伍中，有侄子、义子、甚至是军队推选出的领袖，并没有固定的皇位继承制，所以从理论上说，罗马帝国的皇帝，确实是“选举产生的”。此外，罗马最高权力的转换以现任皇帝指定接班人的方式进行轮转，但就算是皇帝指定了接班人，也必须通过元老院和议会的审核才可通过。
罗马的历史，从共和到帝制，这一转变过程非常有意思。纵观罗马的共和，雅典的民主，最大的区别在于罗马共和的权力多元性，也就是说，在雅典的民主制度最发达时期，整个雅典的最高权力是公民大会，形式上由全体雅典公民参与会议，这一时期，雅典是没有“代议制”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时的希腊城邦，规模都很小，人口有限，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有公民权，比如雅典仅仅只有两三万人拥有公民权。所以在古希腊时代，如果让这两三万人在广场上集体决定国家大事，是可行的。由此，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一切权力归属人民。而且这里所说的“归属人民”，当然不是归属人民代表，是归属每一个雅典老百姓，每一个老百姓在理论上都有参政权。在当时，甚至连选举制都被认为不够民主，所以在雅典民主制的高峰期，很多决定都是由人们在广场上集体决定的。
但我们都知道，召开全民大会是需要条件的，并不是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可以召开大会，所以当雅典遇到无法召开公民大会的情况如何应对呢？很简单，雅典人设立了一个常设机构，类似现在的“议会”，其中的“参议员”并非由指定人员担任，而是通过抽签的方式，在广大公民中随机抽选，担任“参议员”。
在雅典制的民主下。它的司法体系同样值得一说，陪审团由其首创，一直影响了当今的司法制度。陪审团在司法审判中的权力很大，大到可以改变法官的判决，比如苏格拉底的审判，最终的死刑是由五百人陪审团要求判决的，直到罗马时代，陪审团制度才发生了改变。罗马早期的贵族力量很强，早期的罗马类似斯巴达，并没有君主，只有元老。在我们的印象中，“元老”好像是老人的意思，其实并非如此，“元老”即是贵族，是国家中德高望重的人，而由这些人组成的议会，就是决定罗马国家事务的元老院。虽然元老院把持着国家事务的决定权，但是罗马的老百姓并不觉的这些元老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经常发生反对元老院的斗争，关于百姓们反抗元老院的斗争非常有趣。我们一看到“斗争”二字，便会联想到革命和冲突，但罗马人的做法一定让你大跌眼镜，他们采用的斗争方式，可用两个字概括—“罢工”，当元老院遇到需要平民们参与的场合时，平民们便采取拒绝参与或直接出走的方式“罢工”，尤其当遇到外敌入侵时，由于平民们不买贵族们的账，出逃的出逃，躲避的躲避，搞所谓的“出走运动”，都不愿意帮助贵族抵抗敌人。所以贵族们只能妥协，答应平民们的一些要求。
久而久之，罗马出现了一个由所有平民参与的平民大会，对元老院形成了权力制衡，由平民大会选举出的领袖叫做“保民官”，只对老百姓负责。“保民官”的家必须保证24小时开门，以应对随时可能上门的百姓。由此以来，罗马的国家事务，需要由平民大会和元老院共同决定，促成了罗马政体上贵族制和直接民主制的结合，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共和”，各种制度得以共存。当罗马遇到需要快速决断的紧急事务时，便由元老院决定；而其他重要事务，则由元老院和平民大会共同决定。
当国家进入战争状态，需要高度集权之时，罗马人便会选出一位“临时皇帝”，史上称为“独裁者”，拉丁文：Dictato。这位由元老院授权的“临时皇帝”权力之大，可以做其想做的任何事情，并且凌驾于罗马法律之上。唯一对其具有限制的，是仅有半年的任期，任期满后，权力必须交还元老院。罗马人非常清楚，他们采用的临时皇帝制，与东方的专制是不同的。罗马的临时皇帝制仅仅是由于战争的需要而采取的临时制度，从来不是和平时代的正常统治方式，此种制度，我们称为“专政”。如果当和平时代也采取常规的独裁方式，那么就属于“专制”了。关于罗马的此种制度，后人认为其优点在于将皇帝制、贵族制、平民制全部结合在一起。既有战争时期的专政，也有和平时期的民主，同时在民主中也包含了全民民主与精英决策。
关于古希腊“贵族”一词的汉语翻译，突出了“族”的概念，在中国无论是宗族还是家族，都是带有血缘含义，但在古希腊，贵族一词所指的是优秀的人群，并不带血缘关系。由这些优秀的人执政，便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哲人政治，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通俗的说，柏拉图认为国家应该让这些并非通过血缘认定的德高望重者治理，无论是古希腊还是罗马，贵族一词的含义都是如此。一旦这位治理者德高望重，那么他的继任者一定是由其指定的，久而久之，便成了世袭制，这一点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任何文化的差异都有其相对性。比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也有门阀士族，实际就是贵族，但是门阀士族产生的原因何在？其起源是东汉的清流，可东汉的清流原本不是世袭的，在当时宦官外戚篡权的动荡局势下，清流确实是一群敢于挺身而出，持不同政见的德高望重人士。随着东汉王朝的灭亡，只能由这些德高望重的人士出来主持大局，当他们年老后，可以自行指定接班人，但接班人的人选问题，并非仅仅是他们的后代。大家知道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是按照道德操守的评价划分等级，上上品，上中品直至下下品，共分九种等级。道德操守的评定由中正官负责，这个中正官便是由当时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人毕竟有私心，所以在评选上，逐渐靠向了自己家族的子弟。中国是这样，希腊、罗马亦是如此。
罗马的共和制是一种包含了贵族制，独裁制，和直接民主制的综合制度，正因为其强大的制度包容性，使得罗马共和制能够在罗马共和国广阔的领土上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到了共和制的晚期，平民和贵族的矛盾再次兴起，这次矛盾的爆发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平民往往拥护一个独裁官，从而对抗元老院。当时的平民失去了对贵族的信任，军队中的首领便开始用民粹主义的方式扇动平民，使得老百姓痛恨贵族的同时，拥护自己对抗贵族。逐渐贵族开始退缩。到了凯撒和屋大维时期，这些军队的将军依靠军队和民众的支持，直接架空了元老院，整个罗马的政治体系变成了事实上的专制。
图拉真（Trajan，全名马尔库斯·乌尔皮乌斯·涅尔瓦·图拉真努斯 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53年9月18日-117年8月9日），古代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第二任皇帝，98年至117年在位。五贤帝中的第二位。
图拉真在位期间，对内巩固了经济和社会制度，对外发动战争，将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张到历史上最大范围。由于其功绩卓著，获得了罗马元老院赠予的“最佳元首”称号。
罗马实行元首制的初期，出现了争夺权力的动荡，动荡的原因与罗马政治的另外一个因素有关。我们都说罗马文明多么的发达，但是罗马人的寿命是很短的，绝大多数罗马皇帝的任期不过两三年，虽然称为皇帝，但任期还不如今天的民主国家领袖，所以其制定的政策，大多无法得到彻底贯彻。到了尼禄以后的五贤帝时期，由于奥古斯都的声望很高，整个执政时期相对太平，可是当政权传给奥古斯都的义子提比略后，整个帝国便开始了长期的动荡，皇帝的宝座频繁换人。经过动荡期后，到了图拉真时代，帝国终于回归平静，在对外扩张方面，图拉真是相当激进的，虽然哈德良的疆域最大，但大部分都是继承了图拉真时期的遗产，罗马帝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次扩张，征服达西亚，跨过多瑙河，皆发生于图拉真时期。另外在哈德良时期之前，罗马帝国在不列颠的疆域推进极为迅速，达到了爱丁堡附近。哈德良的着重防守改策，也使罗马边界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有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在北部边境，哈德良没有放弃达西亚，为了抵御日耳曼人的南侵，他在现今德意志的南部筑了一道长城，把莱茵河上游与多瑙河上游连成一片。此外，他又在不列颠岛北部建造了横贯东西的“哈德良长城”，以防御那些居住在现今苏格兰的“蛮族”的侵入。他的防御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边境安宁，更没有大的骚乱发生。在其他的边界上，哈德良也放弃了大规模进攻的政策，而仅着眼于防守。
罗马城，可以说是城市的典范，城市的自治很发达。其中的城市设施完全以公民生活为主要着眼点，这一现象直到拜占庭时代才有所变化。所以在罗马的城市中，看到大量公共设施如浴场、体育场、神庙、但真正的宫殿却是很少的。包括我们看到的哈德良别墅，理论上说，是哈德良用自己的钱建造，并不是国家的公共建筑，因此也不建在罗马市内。
《国家地理》纪录片—罗马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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