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声良 | 在这样一座宝库前我无足轻重

赵声良友朋说

赵声良·我们应该帮助她

比李萍小一岁的赵声良，20岁那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莫高窟。那是1984年。

赵声良从小喜欢画画、写毛笔字。大学时，也读过一些关于敦煌的书。大三时，他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研究院现在人才“青黄不接”，急需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

“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去敦煌了。”赵声良西装革履，等待与记者相约的采访。他戴着眼镜，讲话温柔、和蔼，回忆起一些往事，总是像个孩子似的笑起来。

赵声良院长为友朋会

“莫高学堂”的学友们签字留念

1984年夏天，来敦煌之前，他给段文杰先生写了信。很快收到了回信。“很欢迎，段院长说了很多鼓励的话。”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赵声良一直记得，在当时，他父亲一封接一封写信，劝他回老家云南。

怕自己毕业回家后被家人劝说下改变主意。赵声良索性直接背着行李，在北京站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火车到达兰州。在甘肃省文化厅报到后，又坐了近30个小时火车，到了瓜州柳园站。下车后等了很久，终于坐上从柳园发往敦煌的长途汽车。夜幕降临时，才进敦煌市区。

那时敦煌市很小，更像一个小镇，街上没几个人。下车后，赵声良拖着行李在街上不知去哪儿，路人都会朝他瞥一眼。“因为人很少，大家一看我就是外地人。”想起这，他又咯咯地笑起来。同时，樊锦诗正坐着研究院当时最高级的车，一辆北京吉普车在大街上来回寻找赵声良。

后来，樊锦诗回忆说，当时，车站找不到赵声良，就坐着车在街上转转看。看着一个大学生拖着行李，就是他了，便喊上了车。

到研究院时，已过了饭点。樊锦诗给食堂打招呼，特意为赵声良留了一碗面。吃过后，带他去拜访了段文杰院长。晚上，樊锦诗领他到九层楼前的小平房，这里就是赵声良在莫高窟最初的“家”。土房子，土炕，土桌子，用纸糊着的天花板上，常常有老鼠在“群舞”。

次日清晨，他就迫不及待地钻进了洞窟。“比我在书上看到的图片、比想象中还美千倍万倍，真是太喜欢了。”赵声良说，到了敦煌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尽管那时房子地上的土永远扫不干净，只能洒点水压着，喝的大泉河的咸水，两个月来，不停地拉肚子。

两个月后，慢慢习惯了。但是，偶尔出差回来，又接着拉肚子。如此，反复一年后，赵声良才慢慢适应了。

“最初的一些年，生活很是清苦。但是，关键你很喜欢它，你看着那些壁画，很吸引人。研究它，找很多书看，当你了解一个壁画的内容，了解完了更有意思。”他说，色彩、人物形象、线条……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

那个时候，他们一群喜欢绘画的人，经常上洞子看。碰到不懂的就去请教老一辈的专家们，老先生们总是耐心讲解。

当时，研究院一共也就70多个人，大学生并不多。每年年底，段院长把几个大学生请到家里去，亲自下厨做菜，作为四川人的段老烹饪手艺极好，做一桌丰盛的菜，让大家美餐一顿。

1996年，一直在《敦煌研究》杂志做编辑的赵声良也赴日进修，为期两年。两年后，赵声良又自费在日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前后在日本待了七年。

1998年

赵声良与马世长、曾布川宽先生在京都。

赵声良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句话对中国的学者刺激很大，都发奋努力搞“敦煌学”研究。“客观地看，当时确实不如人家。”他说，日本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包括印度、中亚的佛教壁画，而我们自己还没有一套更好的办法，深入研究、分析敦煌艺术各方面的特点。

2003年，赵声良从日本毕业回国，收到国内多所重点大学“橄榄枝”。“我又回到敦煌看了一下，两方面因素促使我留下来。”赵声良说，一个是作为学习美术史的他，敦煌是一份宝库，这里有完全第一手的资料，别人看不到的，他能看到。如果把敦煌做好了，那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有重要作用。

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在赵声良离开的七年里，敦煌研究院发生了很多变化。“看到樊院长(前任院长)，做了很多努力，她真的很了不起。”赵声良说，为了保护石窟，她有很多非常令人钦佩的做法。比如，在2000年前后，全国很多地方搞旅游开放赚钱，樊院长顶住这个“思潮”，同时积极推动通过了《莫高窟保护条例》的颁布，这为莫高窟设置了相当严肃的“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