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学堂】致敬 | 敦煌守护者

水木友朋说 2022-04-23

1900年6月22日，举世闻名的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5万余件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为了保护和研究这批无价之宝，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来发展为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如今116年过去了，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樊锦诗先生，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在荒凉的戈壁深处扎下了根。81岁的樊锦诗，已经在敦煌待了52年，和她的前辈还有很多同事一样，从满头青丝待到了一头白发，默默地为世人守护着那份敦煌之美。

“不近人情”的樊院长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性格柔弱的樊锦诗变得说话直来直去、做事倔强执着。她的“严厉”“不近人情”和“抠”是出名的。

樊锦诗先生与友朋会长张松老师

1998 年上任伊始，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KunBang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KunBang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她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相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一场将敦煌KunBang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岁月改变了樊锦诗的容颜，也磨砺着她的性格，让她从一个说话就脸红、想家就掉泪的江南姑娘，变成了一个风风火火的老太太。工作的快节奏使很多人无所适从，跟不上了就会挨“骂”。魏丹回忆起在给樊锦诗当秘书时直言“太可怕了”。刚来第一年，“常被‘骂’哭。” 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的魏丹哭完了，又快快地去做。因为想着樊院长比自己母亲还要大，自己做快些，老太太就能少做些。

80后的程亮从2005 年开始当上了樊锦诗院长的秘书。做秘书的八年中，程亮已习惯了早上6时上班，中午不休息，晚上一两点下班的高强度工作，更适应了樊院长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但是想当初刚成为樊锦诗的秘书，这样连续工作十天后，年轻力壮的程亮也扛不住了，直接就累倒了。为什么不调整岗位？程亮说，看着年龄跟自己母亲差不多大的樊院长这么勤奋地工作，他实在是张不开这个口。一来二去，也就习惯了。2006 年，程亮第一次跟随樊锦诗出差去庐山，到庐山已天黑，连饭都没顾上吃，他们就开始工作，等到开完会离开庐山时，又是个黑天，置身庐山几天却没有见到庐山。程亮最初觉得，工作强度大都是能接受的，毕竟自己年轻，不过有些事，就不容易想通了。记得刚当秘书时，一次院里派他陪樊锦诗一起出差，飞机票都买好了，谁知樊锦诗坚持一个人去，说如果程亮也去，那就让程亮去，她不去了。“起初的确不理解她，后来才懂她的用心。长期以来每次出差她都尽可能一人，就是为了省钱。”

院里老一些的同事都知道，樊锦诗多年来只要去北京出差，总是住在景山公园后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后来那里的服务员都认识了她，称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级别最高的名人”。

时任信息中心的副主任孙志军和樊锦诗出差，就不愿意和她一起吃饭，因为樊锦诗点菜的标准是“光盘”，决不允许剩菜，共餐两三次，孙志军说自己没有一次吃饱过。有一次实在没有吃饱，偷偷跑出去买点心吃的事让樊锦诗知道了，她内疚地每餐饭都要特意问孙志军吃饱了没有，搞得孙志军挺不好意思。

说起老伴樊锦诗的“省”，彭金章想起儿子打过一个电话，说一次他去机场送妈妈，看着她瘦小的身躯拖着个行李，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去的背影，心里难过得不行。

不过，和樊锦诗生活了55 年后，对于老伴，彭金章再了解不过，她是个在物质生活上可以说没有要求的人，吃得极其简单，不过问家里的钱，除非要去帮助他人才伸手向他要。彭金章清楚，老伴的稿费多用于帮助别人了。

去年春节，樊锦诗家用了30多年的那台日立牌电视机终于被换掉了。彭金章说，这是在外地生活的小儿子坚持的结果。“家里不是缺钱，但是我们俩都觉得没必要。电视好好的，还能用呢！”现在樊锦诗家里的沙发是20世纪80年代的，双人床还是她单身时的床加个凳子拼的。

该省的决不多花一分钱，而该花钱的地方又都是大手笔。这是樊锦诗认准的理财之道。在她眼中，“像敦煌石窟这样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再高端的科技用于保护它都不为过”。显然，前端高科技运用的背后是大笔投入的资金。拿苏伯民的话说，多年来在文保界，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发展得非常快，尤其在近十年，而作为一个遗址单位，保护它首先是花钱，是投入，而按照文物修旧如旧的理念，即使花了很多钱，也是看不出花在哪里了。他举例，仅莫高窟85窟投入的研究保护时间就达七八年，这背后的资金投入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为什么来敦煌

“为什么来敦煌？”直到现在，这仍是樊锦诗被人无数次追问的问题。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这位从小在上海长大，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受到巨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学考古的樊锦诗深知它的珍贵；莫高窟太苦，大漠戈壁、风沙满天，水又咸又苦，没有电没有菜，土炕土凳土桌子。最令人惊讶的是有人已经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生活了十年、二十年，她心里惊呼：如果是我，这鬼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了。因为实习，给当时的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留下了良好印象，点名要她去敦煌工作。此时，北京大学要她留校。鬼使神差，在留北京与去敦煌之间，樊锦诗选择了敦煌。

那时候的樊锦诗脸庞圆圆，齐耳短发，朝气蓬勃，正是最好的青春年华。当时，有人以她为原型完成了一尊雕塑，起名就叫《青春》。这尊定格了樊锦诗青春岁月的雕塑，至今还在敦煌研究院很不显眼的一个角落里矗立。只是，有几人知道，她是那尊《青春》雕塑的原型呢？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这些，咬咬牙也就挺过了，可那夜晚的黑让她头皮发紧。没有电，站起来坐下去，都像被倒扣在锅里，莫高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煤油灯豆大点光亮。厕所离宿舍有五六分钟的路，她不敢去，只能硬忍着，眼巴巴地盯着天花板盼着天亮。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三年后草稿刚刚完成，文革的狂风恶浪就扑面而来，研究工作被迫搁浅。这时，樊锦诗的心灵受到极大震荡，自己崇敬的常书鸿被打倒，整日跪在地上端食喂猪，自己则每日顶着烈日风沙，被迫参加那些无休止的开会、劳动、大批判。这样的敦煌让她有了厌倦之感。恰在此时，她当工程师的父亲被迫害致死。她想离开敦煌，但整个文革期间，不可能谈调动的事情。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两人是在学校谈的恋爱。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合。自此，天各一方的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1968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临产前三天，樊锦诗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彭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也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忙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未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身都是，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七个月，可每次走近家门听不到小宝贝的哭声，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孩子会不会被绳子勒着了？”

1973 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一次，樊锦诗去接五岁的儿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这时，彭金章的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自己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唰唰地流了下来。

当年，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她说： “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老家，要么跟着父亲或者母亲。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我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对于敦煌，时间久了，越发觉得有意思，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每次探亲，樊锦诗都记得儿子会期待地问：“妈妈，这回能待多久？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呀？”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1977 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面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最终“投降”了。1986 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 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这一年，樊锦诗48岁。“应该说是我丈夫下的决心。他一直希望我到大城市去，起码是为了孩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但是他可能也看出来了，我黏黏糊糊不想走，因为我实在喜欢这里。”还是丈夫做出了“牺牲”，从湖光山色俱全的武汉大学调到了罗布泊边缘的敦煌石窟，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

其实有段时间樊锦诗也想过，总不能为了这个不要孩子，不要家，不要丈夫。但是待在莫高窟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很多事情要做还没做。自己也跟石窟有了感情，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内心很纠结。“一想为了家算了，毕竟南方生活还是好，孩子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这里的前辈们不希望我走，老人家们做出了榜样，我们段先生也罢，还有别的先生，他们当时说四川话劝我：小樊你别走，大城市有的是人才，这地方我们非常需要你。还有大家对我的感染，特别是这个洞的魅力，最后就没走。”

彭金章从武汉调到敦煌后，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重拾的是跟自己原来完全没有关系的考古方向，樊锦诗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是黑的。”发掘的八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正是这种执着，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 个增加至735 个。

丈夫改了行，也做出成绩来，这样的结果多少让樊锦诗从心里替为自己放弃了很多的丈夫感到高兴。

敦煌的风沙、艰苦和寂寞让一些人离开了，但樊锦诗却无怨无悔地留了下来。她亲眼看见，幽深的洞窟里，没有晴天阴天，没有日光月光，只有昏暗的灯、沉寂的墙和无尽的孤独。老师和同行们在清冷中一笔一笔地勾勒着，在寂寞中一点一点地临摹着。

莫高窟精神的传承者

樊锦诗不是个爱回忆的人，不过一旦说起过往，总是爱说常书鸿、段文杰那些老一辈人的故事，说他们为什么来到敦煌，又说他们为什么留在敦煌守着莫高窟不离开。“我来的时候，研究所已经扩大到 40 余人。常书鸿和段文杰这些老一辈，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下来。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她总是这样开头。

“像我们的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学油画，在法国学习期间已经是很有成就。因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十份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祖国。从此他的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工作保护。他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没有停歇，樊锦诗一口气从常书鸿又说到段文杰，“我的前任、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重庆艺专毕业，就因为看到张大千先生临摹的莫高窟壁画作品后，着了魔，所以来到了敦煌。一干就是 60 多年，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他们就是敦煌的保护神。”

隔着宕泉河，莫高窟的对面是三危山。说山，不过是一片起起伏伏的沙丘。风起时，沙尘扑面，也扑在几方贴着沙丘的墓碑上。常书鸿、毕克、龙时英、段文杰、何世哲。墓碑上的名字，在风沙中一日日与三危山融为一体。他们曾以自己的方式守护敦煌，最终，将生命留下。

樊锦诗总是说，是那个单纯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他们这一群人，“不单单是我，我们那代人都这样。”

在冯骥才那部敦煌的剧本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常书鸿初到敦煌时，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研究下去。这是长期——无期徒刑啊！”有人问及樊锦诗对这句话的感受，她笑着说，我没有认为自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选择这个职业，我感到很幸福。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常书鸿先生在有生之年，用大把的心血和年华来为敦煌做事。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常先生那样幸运，能在90岁时还继续搞自己热爱的事业。况且，以历史的眼光看，90岁也仅仅是90年，太快太短了。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不用问，这句话说的就是 70多年来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这些默默耕耘奉献的人们，敦煌对于他们已经是“从来不用想起，永远不会忘记”的生命底色。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5年第12期，原文标题《敦煌女儿》作者《兰州晨报》记者雷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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