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 真正的本领在于看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

葛剑雄友朋说

媒体上关于读书的文章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是误导。比如有人提倡快乐学习，大体上，读书是快乐的，但读书不能只要快乐，有些枯燥的书也要读。也有人说，书应该写得让大家都懂，这种观点也不对，一些科学原理或深奥的思想很难写得人人都懂，阳春白雪注定是少数人的。文学史说白居易写诗通俗易懂，连老太太都能懂，《卖炭翁》或许听得懂，《长恨歌》也能听得懂吗？

有人说学科发展由繁到简，现在又到了需要博学的时代，这话不对，我们应该怎样读书？若为求知，你先要明确所求的领域和程度，然后去找最合适的书，不要看那种包罗万象的书，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书，无论是纸本还是数字化的，数量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接受能力，哪怕你有一目千行的本事也不行。以前用“学富五车”称赞一个人学问好，现在只怕五十车都不够。古代的车是马车、牛车、小板车，书是帛片、竹简的手抄本，所谓“读书破万卷”，一卷书实际上就一百多页。但学问是越分越细的，以前文史哲，数理化，现在光数学一科就分出很多支，所以读书要学会选择。

不仅是类型选择，还要明确自己的程度。有人说学科发展由繁到简，现在又到了需要博学的时代，这话不对。博学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在全面彻底掌握本专业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现在有人责怪“博士不博”，这是人们对博士培养目标的误解。其实“博士”只是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名词来翻译“PHD”，并不意味博士真的要“博”。博士应该专，去看看博士论文做的题目就知道，全世界的博士做的都是很细的题目。

现在有些论文的水平不算研究，而是简单重复。曾有学生很认真地告诉我，说自己有了新发现，其实这个发现我已经见过了。这种研究作为学术训练没有问题，但作为研究成果就有问题了。以前我们做一些与国外重复的研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读不到他们的书。但现在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网上都可以查到。如果不查却自吹是新发现，就是剽窃。所以我要求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前人的成果，在导论或序言里写清楚前人做过哪些。这要求我们穷尽地阅读一本书。不仅要看，而且要尽量找到原始版本，有了新版还要注意它有什么补充或修订。有的人对一本书研究了很久，已经形成了成见，但作者去年其实修订过，一些错误早就纠正了。

读书过程中，投机取巧往往要承担后果。有人会长期延续学术上的错误，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违反学术规范。复旦有个教授，被北京一位先生写文章批判为剽窃、学术不端。其中一部分观点我是不赞成的，说他自我剽窃，有些内容今天出过了明天又出。我认为这要看情况，如果社会有需要，这种做法就没错，当然他应该写清楚。文中有个证据，说他间接引用一篇文章，偏偏写自己引用了原始文献，问题就来了：他引用的书中把“Dover Strait”错翻成了“street”，译成“多福尔大街”。他如果照实说是从二手资料引用的，也没什么问题，可他非要说谎，于是被人质问“你这个复旦大学的博士，英文水平这么差吗？”其实这个错误我们每个人也许都犯过，我就差一点犯过。但起码应该查查原文，原文都不查，犯错误也是活该。

常有人说，你们研究历史的本领真大，古文都看得懂。但我会告诉他真正的本领不在于看得懂书本，而在于看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古文再难大家理解了字面后，水平就一样了，但是为什么有人就能通过文字看透一些社会现象，得出大家都没想到但都觉得合理的结论呢？这不仅要靠看书，更要看他会不会读社会了。比如现在蒋介石日记开放了，上面记录过他年轻时曾经想上妓院，没忍住去了，自己的毛病写得还是比较公正的，现在读起来觉得很真实。但蒋介石日记真的百分百真实吗？有人将日记与历史对照过，发现有时历史上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他在日记上却一个字都没写。所以研究历史，光靠书本是不行的，要考察社会。

研究历史，不可能到古代去调查，但如果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就容易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我研究人口史，发现“人口”里就涉及很多奇怪的现象。宋朝时，全国平均每户最多只有2.65口人，最少时只有1.4口人。1.4口人简直不能组成家庭了，一般人都单身了，这可能吗？后来仔细研究，发现这个数据是上报给中央政府作为交税依据的，那当然人口越少越好了。但向中央政府申请救灾时，每一家却都在五口人以上。现在我国每一次人口普查时，国务院也会发通知要求大家实事求是，自愿申报户口的就不要再处罚。这样看来，古代和现在没什么不一样。所以看书还要结合社会，看懂社会。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要走出去了解社会，读书才会有用。

《北京日报》2015年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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