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 西西弗斯的宿命

赵林友朋说

文章共6671字，阅读大约需要13分钟。

在本章中，我写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展现出整个西方近代文化的历史轮廓，而只是想指出近代西方社会的文化起点。通过前两节的论述，我相信自己已经把这些文化起点呈现在读者眼前，它们就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所培育的感觉主义，宗教改革所提倡的精神自由和“天职”观念，17世纪发展起来的国家主义、宽容精神和科学理性，以及从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这两个阵营中不约而同地生长出来的乌托邦理想。这一切都汇聚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伏尔泰等理性斗士以他们鲜明的立场和犀利的批判，一方面敲响了基督教文化的丧钟，另一方面宣告了西方近代文化的真正来临。

西方近代文化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大熔炉，它集中了以往几种文化形态的一切优良传统和深刻矛盾，无论是在真善美还是假丑恶方面，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不同，西方近代文化中所包含的一切矛盾面都是以光明坦荡的形式出现的，在德行方面如此，在邪恶方面也是如此。上帝的形象固然继续受到人们的尊敬，而魔鬼的形象却似乎更能激起近代心灵的崇拜。在近代文化的任何一个领域中，都既有夏多勃里昂那样忧郁虔诚的宗教圣徒，也有波德莱尔那样玩世不恭的“邪恶之花”。滑稽丑怪的东西和崇高典雅的东西公然对峙，同时又彼此相依，就如同卑鄙奸邪的葛朗台与他善良纯洁的女儿欧也妮的关系一样，又如同“复活”前的聂赫留朵夫与“复活”后的聂赫留朵夫的关系一样。近代西方人或许在纯真和迷信方面比不上希腊人，在视死如归和暴戾残忍方面比不上罗马人，在圣洁和虚伪方面比不上中世纪基督徒，但是除此之外，他们的其他一切美德和恶行都令古人望尘莫及。

严格地说，西方近代文化是在18世纪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在此以前，从15世纪到17世纪一直是逐渐衰败的基督教文化与日益壮大的近代文化激烈鏖战的时代。17世纪国家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兴起已经基本上决定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的胜负，但是基督教文化仍在负隅顽抗，最终的凯旋曲要到18世纪才被启蒙主义者们奏起。

从西方近代文化产生的历程来看，16世纪是最为凶险艰难、波谲云诡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近代文化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殷红的血迹。那是一个充满了迷雾和血腥气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殉道者的豪气和信念的时代。像一切文化变革的关口一样，16世纪在哲学和科学方面虽然是一个“不毛的世纪”，但是它却陶冶了一种全新的精神气质——人文主义恢复了对人自身感性权利的尊重，宗教改革则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个人自由。更重要的是，尽管16世纪的几乎所有伟人——不论是人文主义的巨匠还是宗教改革的大师都抱着完善或净化基督教社会的理想，但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却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和危机。伊拉斯谟虽然“总自认是教会的忠诚子女，但是他仍然帮助了他人摧毁了罗马教会的一统江山”。路德在维滕堡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时，根本没有想到此举会造成基督教的分裂。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了消除教会的崇高理想与腐败习俗之间的矛盾，使基督教世界不仅具有形式上的统一，而且获得内容上的统一。然而结果却使得罗马教会与世俗社会之间的鸿沟无限加深，连基督教世界的形式统一也丧失了。分裂教会的客观目的借助统一教会的主观愿望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大概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理性的狡计”吧！分裂混乱的状态成为适宜各种新思想和新力量生长的沃土，而稍晚些时候出现的宗教宽容精神则是最好的催化剂。16世纪的历史作用不在于它贡献了什么，而在于它破坏了神圣庄严的神龛的严格性和统一性，它在坚固结实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大堤上凿了几个大窟窿，从这些窟窿中就涌出来了17世纪的“洪水猛兽”。

与荒芜贫瘠的16世纪相比，17世纪在文化上可以称得上是云蒸霞蔚的时代。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拉开了近代文化的序幕以后，国家主义和科学理性这两个近代文化的主角就联袂登场。它们起初是怯生生地仰承教会鼻息以求生存，一旦羽翼丰满后就开始与教会分庭抗礼。然而在17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们仅仅与教会打了个平手。另一方面，那个孤傲不羁、愤世嫉俗的乌托邦理想则始终站在高高的云端，无情地对整个现实世界（不论是传统世界还是新生世界）进行批判和针砭，像马虻一样不断刺激着臃肿不堪的现实社会向前疾奔。汤因比和池田大作认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只是基督教内部的变革，它并没有动摇基督教信仰，而17世纪发生在教会信仰和国家政治之间、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各种变革才是使基督教信仰本身发生危机的变革，这些变革构成了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后的西方文化史上的“最大最重要的分水岭”，它们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新旧教的分裂和古典文化在西欧范围内的复兴。关于17世纪的这些变革——汤因比称为“17世纪宗教改革”的内容，汤因比说：“据我看，17世纪由于基督教的衰退而出现的空白，是由另外三个宗教的兴起来填补的。其一是对因科学技术的有组织的应用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信仰。其次是国家主义（nationalism）。再次是共产主义。”对科学进步的信仰是从1660年英国成立皇家学会开始的，它的目的“是想通过对知识的关心从而把神学引向科学，在实际行动上把宗教和政治的纠纷引向技术上的发展。”科学崇拜在伦理上是中性的，但是在1945年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之后，自17世纪以来关于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的传统信仰遭到了普遍的质疑。

国家主义“是以地方社会中人的集体力量为信仰对象”，它是希腊、罗马国家宗教的复活，它“一方面被希腊、罗马的政治观念和制度所感染，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基督教的活力和狂热信仰”。共产主义“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动”，它批判所有的宗教和不公正社会，“共产主义有改变全人类宗教信仰的使命。这种信仰是从基督教那里继承下来的”。

汤因比所说的17世纪的三种新宗教，也正是我在本章中所说的对国家主义、科学理性和乌托邦理想的信仰，而这三种新的信仰又都是从超越的浪漫精神所包含的两个方面——世俗英雄主义和宗教殉道意识中衍生出来的，是这一对永恒的文化矛盾在西方近代历史中所采取的表现形式。国家主义是罗马人的英雄主义和功利主义在近代的重现，它的介质是人文主义运动所培育的世俗精神和宗教改革所加强的民族意识。从本质上说，国家主义是世俗英雄主义在近代的典型形式。乌托邦的第一幅蓝图虽然是被一位人文主义者（莫尔）设计出来的，但是它在实质上却是早期基督教的“千禧年国”理想在近代的复活，而且莫尔在设计这幅美丽的蓝图时确曾怀着热忱的宗教情感，这一点可以从乌托邦人对宗教的重视上得以说明，尽管他们信奉的是另一种宗教。而在闵采尔的“永久议会”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基督教信仰都成为唯一的信仰。因此无论是从功能还是从起源上来看，乌托邦都是宗教殉道意识在近代的化身。对科学进步或科学理性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古代希腊人的自然崇拜与“局限于现实理智”中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经验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科学崇拜把人们的目光从上帝转移到自然，从彼岸转移到现世，从天国转移到人间，但是这种崇拜仍然带有盲目和偏狂的色彩，它在本质上仍然具有一种宗教的意味。随着牛顿取代了上帝、经典力学取代了《圣经》，人们对科学（主要是牛顿力学）的盲目崇拜导致了机械论的大泛滥，牛顿像上帝一样君临于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这种机械论的泛滥虽然在19世纪以后得到了克服，但是不久以后出现的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科学成就和后果（如原子弹、环境污染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各种科学后遗症），却使人们从伦理的角度重新考虑科学的价值。对科学的崇拜在20世纪受到了人本主义者的怀疑，正如17世纪基督教信仰受到了科学崇拜者的怀疑一样。对于科学理性的崇拜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宗教信仰，这种信仰确信科学将给人类带来进步和幸福，将会使天国在人间实现。尽管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展示的前景都是世俗性的，但是它的精神却是宗教性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崇拜是世俗英雄主义建功立业的宏愿与宗教殉道意识天国幸福的承诺共同浇铸而成的近代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乌托邦、国家主义和科学崇拜这三种“17世纪的新宗教”分别发源于基督教文化、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中。国家主义和乌托邦理想分别表现了两种互不相容的偏激——功利主义的偏激和福音主义的偏激，科学崇拜则尽可能审慎理智地在两种偏激之间寻求和谐，而这些特点恰恰正是上述三种文化形态各自的基本原则。因此，西方近代文化在它的起点上就已经以合题的形式把此前一切文化形态的基本原则抽象地包含于自身之中，它在17世纪以后的发展过程可以看作这些抽象的文化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展开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谈论西方近代文化对以前的文化传统的继承性，才能够谈论整个西方文化发展的连贯性。这种继承性和连贯性不仅表现在对文化“硬件”即物化形态的历史遗产的保存上，而且更是表现在对文化“软件”即抽象形态的文化精神的传承上。

17世纪的这三个文化起点或“新宗教”各自的发展和相互之间的冲突聚合，构成了以后西方近代文化的主要内容。在这三者中，国家主义由于它那恢宏的气势和强大的动力始终处于历史的辉煌前锋，科学崇拜则悄无声息地控制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而乌托邦理想永远都作为一种挑战因素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上，桀骜不驯地睥睨着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糟粕和精华。在法国，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一世都陶醉在建立罗马式大帝国的光荣梦幻中，虽然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都对科学持赞赏的态度，但是他们却更看重军队的素质和古典式的英雄主义。在英国，国家主义则与科学崇拜和谐地结合起来。在英国人眼里，一种新式武器在战场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一个训练有素的军团。如果说法国人是靠罗马式的勇武和高超的战术来推行他们的帝国主义政策，那么英国人则是靠先进的技术和精良的武器来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英国的国家主义与科学崇拜相结合，直接导致了18世纪中后叶开始的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看作17世纪科学刚刚开始勃兴时对人类进步和幸福所做出的承诺的一次兑现。它一方面进一步煽动起人们对科学这个新上帝的崇拜，使人们坚定不移地树立起科学万能的信念；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结果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主义的内容，使国家主义由专制主义走向了宪政民主。

然而，不论国家主义在凯旋声中前进到什么地方，它都无时无刻不受到乌托邦理想的激烈抨击。在近代，乌托邦与国家主义的对立就如同中世纪基督教会与世俗国家的对立一样，始终难以调和。乌托邦所展示的那种友爱互助和平等公义的社会理想与国家主义所造成的暴力压迫和阶级差别的社会现实是针锋相对的。由于人类本性中的一些卑劣弱点的阻碍，这种社会理想或许永远难以成为现实，但是它毕竟唤起了苦难世界中那些失意者的希望和热情，使他们奋起去与不公正的命运抗争，去反抗和改变现实社会。从这一点而言，乌托邦理想是一种从反面刺激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它与那个虽然已经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是仍然作为对于灵魂的终极关怀而发挥作用的基督教信仰一起，构成了抚慰和激励创伤心灵的永恒的栖息所和兴奋剂。

国家主义和科学崇拜这两种现实主干精神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肯定方面，乌托邦这种理想性的鞭策力量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否定方面，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动态平衡，成为西方近代文化发展的精神动力，这也是超越的浪漫精神内部的两个对立面——世俗英雄主义与宗教殉道意识在西方近代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新矛盾形式。另一方面，那种不断从外部对超越的浪漫精神进行颠覆的狭义的个人自我完善也如同幽灵一般纠缠着西方近代文化，使其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着“世纪末”的危机。只是凭借着国家主义、科学崇拜和乌托邦理想这三大精神支柱的强大生命力，西方近代文化才避免了重蹈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的覆辙，不断地克服危机，跃出低谷，走向新的繁荣。

图 | 米歇尔·德·蒙田

狭义的个人自我完善在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表现不同于它在此前几种文化形态中的表现，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1.狭义的个人自我完善以往都是在一种文化形态的衰败时期才开始流行泛滥，而在西方近代文化中它却自始至终（尤其是从18世纪以来）都在对文化进程进行骚扰。2.它在以往几种文化形态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奢靡的物欲个人主义，在西方近代文化中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忧悒的情感个人主义。在以往的文化形态中，个人自我完善都是人们在面对日益崩塌的文化背景时所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恣意放纵；而在西方近代文化中，个人自我完善则是那些心灵敏感者或“精神失眠者”对自己生存于其中的文化背景（不论是繁荣昌盛还是岌岌可危）的一种自觉的离弃。这种自我放逐的疯狂在呼吁感性权利的人文主义者那里已初现端倪，那个宣称“我研究的就是我自己，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蒙田就是西方近代文化中最早的“畸零人”。在17世纪，这种迷恋于微妙的情感体验的个人主义受到政治上的国家主义、科学和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古典主义的多重压抑，“国家的立场”和理性的权威在任何地方都践踏着个人情感的自由权利。每个人都像舞台上的戏子一样慷慨激昂地追求荣誉、效忠国家、献身信仰、崇尚理性（这些矫饰造作的行为方式在高乃依等人的古典主义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个人细腻的、并不那么冠冕堂皇的内心情感却被压挤在精神的角落里默默地向隅而泣。到了18世纪，这种备受蹂躏的情感个人主义在卢梭那里得到扬眉吐气的宣泄，结果引发了汹涌澎湃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运动的特点是用审美标准来代替功利标准，用个人的立场来代替“国家的立场”，用情感的权威来代替理性的权威。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大多是一些蔑视现实伦理规范和价值标准的人，“他们喜欢奇异的东西：幽灵鬼怪、凋零的古堡、昔日盛大的家族最末一批哀愁的后裔、催眠术士和异术法师、没落的暴君和东地中海的海盗”。浪漫主义运动是久经压抑的个人情感对专制的理性社会的一种病态的报复，它表现为三种不同形式的疯狂：一种是许莱格尔兄弟式的疯狂，这种疯狂萌生于“基督的鲜血”，它要在“中世纪月光朦胧的魔夜”中去体验那种神秘而恐怖的快感。这是一种恋旧的情感个人主义。第二种是拜伦式的疯狂，这种疯狂的特点在于它始终受一种破坏性的炽情煽动着，它以一个“高傲的孤独”的超人或魔鬼形象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上，始终不渝地对现存的一切社会规范进行猛烈攻击，表现出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这是一种狂妄好斗的情感个人主义。第三种疯狂是华兹华斯式的疯狂，这种疯狂表面上如同平静的海面，海水下面却涌动着激烈的暗流；它看起来腼腆羞涩，实际上却彻底地背弃现实而远遁于宁静的自然风光和幽深的内心体验。这是一种遁世的情感个人主义。无论就哪一种疯狂而言，浪漫主义运动都是一场反社会的运动，都是与国家主义和科学崇拜的文化主流背道而驰的，而且也是与建构性的乌托邦理想迥然相异的。国家主义、科学崇拜和乌托邦理想形式虽异，但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建立一个受到某种规范约束的人类共同社会。然而被情感个人主义所煽动的浪漫主义运动——它从卢梭的“忏悔”一直延续到金斯堡的“嚎叫”——却一意孤行地要去背弃社会和摧毁社会，“为浪漫主义所鼓舞的，特别是为拜伦式变种的浪漫主义所鼓舞的那类人，都是猛烈而反社会的，不是无政府的叛逆者，便是好征服的暴君”。

内在的世俗英雄主义与宗教殉道意识之间的永不消解的对立，外在的狭义个人自我完善的周期性的挑战，这种内外撕咬的双重矛盾构成了超越的浪漫精神自身演进的悲怆变奏曲，也构成了西方文化进程永难逃脱的西西弗斯宿命——西方文化注定要在罗马式的世俗理想和基督教式的宗教理想这两座对峙的山峰之间不断地推滚巨石，无论它把巨石推上了哪一座山峰，窥伺在旁的狭义个人主义都会把巨石重新踢到谷底。于是下一轮循环又重新开始。但是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并不是在原地绕圈子，而是如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所揭示的那样，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趋势。西方文化在每一次重新推石上山时都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精神信念和价值体系，而巨石每次滚落时都带下了山峰上的钟灵毓秀之气。这个巨石越滚越大，西方文化也在推滚巨石的苦难历程中锻炼得越来越强壮。在它那双清澈深邃的历史明眸中，人们既可以看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惊心动魄的疯狂，也可以看到坚如磐石的信心和百折不挠的意志。

发源于希腊神话的超越的浪漫精神的涓涓细流，流过了希腊文化风平浪静的浅滩，流过了罗马文化波涛汹涌的岬角，流过了基督教文化蜿蜒诡异的幽谷，到了西方近代文化一马平川时已经汇成了滚滚洪流。尽管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过程险阻重重、历经坎坷，但是生机旺盛的超越的浪漫精神总是能使它逢凶化吉，于痛苦的磨难中实现自我超越。面对着现实中的种种悲观失意、疑惧困惑和越趄不前，超越的浪漫精神像浮士德一样对壅蔽的心灵发出了感召：

灵界并未关闭；

只是你的官能阻塞，心灵已死！

后生们，快快奋起，

不倦地在旭日中将尘怀荡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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