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 | 皇权专制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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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甲午战争以降，日本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日本侵略造成的伤痕，仍留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并因日本部分政客的挑逗和冥顽者的挑衅而隐隐作痛。
然而，对于国人而言，反躬自省更应该成为思考甲午战争的基本起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曲折艰难，迄今仍未完成。如果说，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认识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进而开启了范围和程度有限的“自强运动”，那么，甲午战争则使他们认识到了物质背后的精神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为戊戌变法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两次战争的失败，对于清廷的统治集团认识外部世界存在直接的促进和递进关系。前者让他们觉得只是硬实力（器物）不如西洋，文明仍以中华为胜。后者则让他们感到了“软实力”的落后。他们长期以来坐井观天的骄傲，因为甲午战争荡然无存。
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屈辱记忆背后，两场战争的败因隐而不显。军事上的失利，不过是外在表象。
鸦片战争让统治者见识了“船坚炮利”
在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中，作者详述了清朝的兵制和组织形态的落后，以及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的差距。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连林则徐这样的大臣，对于英国以及中华文明之外的世界，也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对于这场战争，茅海建认为，“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应世界潮流。”樊美平在《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一文中指出，隐含在茅海建书中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落后就要挨打”之类，不过是人云亦云。与此同时，茅海建还对英国朝野反对鸦片贸易，尊重中国禁止鸦片权利的史料视而不见。在樊美平看来，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但绝不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由，它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体现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价值。只有从这个角度来把握，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目标真正有所理解，对“发展”与“进步”这些观念本身的认识也会获得新的深度；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才会清楚我们所需要顺应的是什么样的潮流，站在正确的一边。
在我看来，樊美平的思考比茅海建更进了一步。在信息封闭的农业社会，中国的皇权专制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维系着自身的稳定和运行。当西方兴起并对外扩张之后，各据一方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猛烈冲击。明、清两代统治者，虽然也有开放海禁的时候，但是为了皇权专制的稳固和牢靠，总体上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这种闭关锁国，不仅包括空间和地理上的限制，更表现为一种思想上的因循守旧和文化上的固步自封，以及意识上的愚昧落后。此前的很长时间里，因为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统治者的闭关锁国，难于冲破“家天下”的皇权专制统治的反复循环。
正如我们看到的史实，英国人在与清廷的战争中所向披靡，以精良武器和先进战术，用不多的兵力就打败了清廷。但是，清廷朝野上下却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只是在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火烧圆明园之后，他们才认识到西方人的船坚炮利。其后规模有限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郭嵩焘的遭遇显示，此时，他们对领先的西方文明仍然缺乏基本认识。
作为清廷的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善于学习。他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财政制度，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建议。郭嵩焘在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然而，其副手刘锡鸿对他多加诋毁，称之为“汉奸”；在国内，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1879年回国后，郭嵩焘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政治舞台。在《玉池老人自叙》中，他对清廷的外交官不能与时俱进颇为忧虑，称“刘锡鸿使德意志，则昏狂谬戾，乖忤百端，德人至今以为笑。所以然者，为仰承枢府意旨，动与洋人相持，以自明使臣之气骨。所谓气骨者，以理求胜，无所屈挠。迎合希宠，以为气骨，而自处于无理，使外人失望，如此是无益反有损矣。”
这种“有损”不久之后就酿成了恶果。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离世。他死后仅三年，甲午战争就打掉了刘锡鸿、翁同龢这类士大夫的傲气，他们很快就知道了什么是形势比人强。
甲午战争打掉了朝廷的优越感
两次鸦片战争，只是使清朝的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们认识到了自己在科技和物质文明上的落后，即西方“船坚炮利”。他们认为，中国的文明教化仍优于西方。规模有限的自强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开展起来。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大程度只是强调，在皇权专制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发现，现代的科学技术，不仅只是物质层面的制造和生产，更包括了现代的国家治理、管理理念和组织技术等方面的“软实力”。甲午战争彻底打掉了的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们的傲气和残存的优越感。
1889年，明治宪法公布，日本初步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由此形成了“大陆政策”，学习西方对外扩张。对朝鲜和中国的染指，正是“大陆政策”的实施。
然而，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清朝一直未有高度的警惕。从1894年6月上旬日本军队大规模进入朝鲜，到7月25日不宣而战袭击清朝海军，再到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清政府内部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御敌方针。且不说朝臣中主和与主战之争持续不断，即使在主战派内部，也存在着“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这一争论到战争后期仍未停息。
一个多年励精图治、有备而来，知己知彼且动员了全国之力；一个是众多朝廷要员知己而不知彼，兵制和组织都很落后，而且无法组织起有效和大面积的战争动员，仅仅依靠李鸿章麾下的海军打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鸦片战争中显示出来的弊病，在时隔34年之后，仍然出现在甲午战争的战场上。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对甲午战争都做出了研究，诸如宗泽亚利用日方史料为主写出的《清日战争》、戚其章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新讲》等等。经由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已经可以推翻此前的很多陈说，诸如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根据姜鸣先生的查档计算，1888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海军衙门经费有案可查的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断然不会超过750万两。而台湾的王家俭先生则在《李鸿章与北洋海军》一书中考证：整个“三海工程”（南海、中海、北海）和颐和园工程，海军衙门有案可查的拨款数额为2322700两白银。因此，挪用军费之说大可商榷。
另有学者爬梳，清流派翁同龢出于个人私怨，多方掣肘李鸿章。其时，主管财政开支的翁同龢，在1891年6月以户部的名义上书皇帝，要求“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及至甲午开战前夕，面对李鸿章的主和策略，翁同龢极力主战。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王伯恭曾记述：翁极力主战的时候，王与他辩论，翁同龢称：“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其挟私以报之心，溢于言表。
清流派流于空谈，对日本海军实力，及明治维新之后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缺乏基本的了解。翁同龢等人与李鸿章等人的权力之争以及有意钳制，造成了北洋水师在武器装备上未能及时更新。戚其章先生的研究证实，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决战中，北洋舰队表现英勇。在《甲午中日陆海决战》一文中，他比较了双方实力，日方明显占优。
即便北洋水师武器更新了，能否打败日军也未可知。日俄战争可为参考。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倾全国之力，无论从后勤供应，到事先准备、战术运用、士气以及士兵素质都明显胜过俄军，以极小的代价打得俄国舰队溃不成军。
黄海决战军事惨败之后，清政府三次求和。1895年4月17日上午11时40分，赴日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一时间，李鸿章成为千夫所指。
对于甲午战争失利的原因，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有四个：首先，日本当时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政体基本处于中世纪，政府和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其次，中国方面权责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动员起全国的力量。第三，朝廷和北洋水师领导层的腐败。第四，李鸿章的外交局限，他过分相信“以夷制夷”的老策略。
在我看来，徐中约先生尚未触及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即前现代、中世纪式的皇权专制体制，对应于日本的现代国家体制之时，无论是在统治效率、资源整合、军事体制、组织形态、情报搜集，还是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都相形见绌。甲午战争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皇权专制制度不可避免的痼疾。它既是战争的失败，也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分论徐中约先生所说的四点。第一点，“政府和人民各行其是”而论，满清入关之后，很长时间内汉族官员得不到重用，极少掌管要害部门。在满汉畛域分明的情况下，清廷一直未能构建有效的国家认同。辛亥革命之前，孙文能以“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作为煽动民众的情绪。第二点原因，在满族官员提防李鸿章坐大、清流派争权夺利的情况下，指挥统一、动员全国力量也不可能做到。第三，腐败一直是中国皇权专制几千年的痼疾，在制度性腐败之中，李鸿章及北洋水师领导层很难出污泥而不染。第四点，在封闭状态之下，郭嵩焘这样的开明者饱受诋毁，已经说明统治集团和知识精英对于当时通行的国际准则极其陌生。
正是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加上统治集团和知识精英坐井观天的盲目自大，导致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耻辱，并没有让他们从麻木中惊醒，更不必说产生彻底变革的紧迫感和足够的变革动力。他们不仅无心考察当时的西方文明，以谦虚的态度学习其长处，连郭嵩焘以自身经历说的一些实话，他们都不能容忍！正是因为失败未能成为成功之母和发愤图强之源，清廷这才有了败于英国之后，再尝败于日本的苦果。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甲午战争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日本的胜利，使得全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外扩张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和强化，此后对中国步步紧逼，直到1945年战败。而败于日本，使得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精英大受刺激。在很长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仰慕者和追随者。但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狠狠教训了清朝的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他们残存的“天朝大国”的崖岸自高，在这次失败之后荡然无存。而日本的胜利，使得对变革尚存犹疑的统治集团再受震撼，就连在甲午惨败后得势受益的翁同龢，都开始支持戊戌变法，向光绪举荐了康有为等人。
中国战败之后，李鸿章东赴日本，在春帆楼和日本国首相伊藤博文会谈。伊藤在发言中指出了清廷在政治上的落后。他说：“十年前，我在津时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以为抱歉。”李鸿章回答说：“我国之事，囿于旧俗，未能如愿以偿……贵国兵将，悉照新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心宜改变，方能自立者。”伊藤接着说：“盖天地之待下民也，天无偏倚，要在各国自为尔。”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话，道出了清廷在甲午战争失败的核心因素。
改良失败，革命兴起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等一系列失败，构成了中国人屈辱的历史记忆。在反思历史教训之时，尤须警惕简单的“落后就要挨打”之类的简单说法。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魏源于1842年出版了《海国图志》。到1852年，该书扩充为百卷本。在书中，魏源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然而，这本书在清朝影响有限，在日本却成为畅销书。只要看看日本在1860年之前的落后与1894年打败清廷，即不难得出结论：如果国力落后，当权者能够辨识天下大势，以开放的心态引进和输入最为核心的制度文明，那么历史将展现另一番景象；如果统治者一心要保住自己的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而不思进取，甚至不惜牺牲民众利益，那么甲午惨败就是必然。
1894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问世之后，轰动社会，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据说，《盛世危言》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评论此书曰：“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然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动摇最高统治者的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两相权衡，他们宁可舍全民利益而保自己的私利。慈禧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统治集团心态的最好反应。中华物力受损，遭殃的是普通民众，统治者的专制合法性虽然有所削弱，但权力和既得利益确保无虞。这就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真正原因。这样的统治并无正当性、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言。清廷在改良时过多的犹疑、缓慢和拖延，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其后的北洋时期虽有军阀割据，但联省自治之下，本来很有可能制度创新，境外势力却导致了暴力革命的兴起。由此，中国走向了不断革命的道路，现代化过程再历坎坷艰辛。如果真有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我们将在何时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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