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受罪的人说话 《二十二》幕后的女律师 | 麦读人物
康健，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从事律师行业已有 30 多个年头。她是最早介入二战受害者诉讼的中国律师之一，在为中国二战慰安妇、劳工索赔的诉讼道路上，坚持了 20 多年 。
多年来，康健无数次奔走在乡村城镇和偏远山区进行深入调查，寻找二战中的中国慰安妇和中国劳工，无偿地为他们讨回公道；她还曾多次往返日本，在法庭上为二战中的中国受害者发出抗议之声。
缘何走上为中国二战受害者诉讼的道路？
「走上这条路绝非偶然，这都是由我的性格决定的。」康健曾不止一次的在采访时说过。
1995 年，康健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之一参加了「世界妇女大会」。在一次女律师座谈会上，日本律师大森典子提出，日本的律师团希望对二战期间被强掳的中国「慰安妇」进行调查，这需要中国律师的配合。
说完这话，全场都沉默了。1995 年的时候，中国对于慰安妇事件一直讳莫如深，现在由日本人提出来，律师们谁也没搭话。
到现在康健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沉默好像有几小时那么长，这对性格直率、正义感强烈的康健来说，似乎是一种煎熬。「我反复地想，从法律的角度解决问题，没有人说不可以；最关键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现在反倒让外国人提出来了，如果我们还不响应，这是不是有点太窝囊了……」
康健腾地站了起来，她尽可能婉转地表示：「慰安妇的事情，并不是不能做，如果说需要我们合作，我想有可能。」
日本律师顿时高兴起来。康健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简单的几句话，让日本律师深深地记住了。几个月后，日本律师专门到北京来找她。
「康健女士，我们有一个问题必须要事先说明，请问您如果要替二战的中国受害者打官司，可以完全免费吗？」双方刚开始合作，日本律师劈头就问。
「当然了，他们本身就是受害者，我替他们打官司完全是出于中国律师的责任，怎么可能向他们要钱？」康健不假思索地说。
刚开始接触这些案件是怎样的心情？
「严重的人权侵害和战争犯罪，却什么表示都没有，就这么过去了，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事！」康健直率地说。
她坦言，因为偶然的际遇开始接触这些案件，但一接手后就很难放弃。「说实话，当时我的确是凭一腔热血，我不知道一脚踏进这个圈子会面临怎样的困难。我真的没想到有这么难。如果我当初知道了，也许就被吓回去了。但一接手就陷了进去。如果我们放弃，我觉得非常对不住他们。」
那些受害者们的故事，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
在接受《环球人物》的采访时，康健回忆起在山西调查慰安妇时遇到的一个姓侯的老太太，这么多年了，她怎么都忘不了那位老人。「13 岁那年，她和父亲被带到日军据点，因为有人告发她父亲与八路军有联系。3 名日本兵先是拷打她父亲，然后把他捆了塞到农村土炕的炕洞里，又在炕上强奸了她……老人边哭边说，因为觉得难以启齿，说着说着，就趴在我的耳朵边上说。说到伤心处，老人竟从凳子上滑下来，差点摔在地上。」
康健有些哽咽，停顿了一会，才接着往下讲。「后来，她就精神失常了，家里人把她赎回来之后，养了一年多，才差不多恢复了。又过了几年，她结婚了，但丈夫知道她这个遭遇以后，又和她离婚了。她一共结了三次婚，最后一任丈夫对她还可以。1998 年左右，她去日本出了一次庭，回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带着她去天安门、故宫看了看。她特别高兴，还照了张照片。但我们那个相机胶卷不好，洗出来也不好看，我想等她再次来时，再给她拍几张。没想到，回去没几个月，她就去世了。每次我去那边的时候，都会去她坟头上看看。」
在和受害者们相处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受害者的讲述每每都让康健被震撼，被刺痛。「一方面我很同情他们。但我们做调查还得问细节，问着问着，我就想掉眼泪，但我得忍着，特别难受。另一方面，我也觉得特别内疚，这么多年，这些受害者好像被遗忘了。他们跟我说，你能帮我出这口气，我死都不白死了。」
集中调查的那几年，这种痛苦常常缠绕着康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也不断告诉自己千万别精神崩溃。但她从来不把这种痛苦告诉家人和朋友，一来是出于「为当事人保密」的职业习惯，二来是「说一遍还要再痛苦一次」。
她能做的，就是帮这些受害者起诉，帮他们出口气。「我感觉他们最期待的不是钱，而是名誉问题，打官司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打出来。我也有想放弃的时候，这些老人很多都去世了，我不做他们也不会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又是如何接触到了中国劳工索赔的案件？
1998 年时，日本律师团考虑到中国「慰安妇」存在的地区，很可能有当年被日本人强行掳走的中国劳工，便又委托康健，希望她同时对受害的中国劳工进行协助调查。
「我没有办法拒绝。」康健说。在她的记忆里，始终不断回放着一个场景，是一位老劳工站在路边等待的场景。
处理这些案件时有哪些困难？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二战劳工受害者还没有诉讼意识，个别劳工因为害怕还不敢出面，再加上 50 年前的劳工名册与分布在各地的劳工现住址出入较大，这些都给劳工调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有一次，康健一行来到河北的一个农村，想按照当年的名册找当年的劳工，但一直没有找到。正在沮丧之时，当地人介绍另外的一个村有一个名叫张宝恒的劳工。康健一听，立刻让人捎话，让老人第二天上午 10 点在村里等。
第二天，康健驱车前往。正是冬天，乡里的路特别难走，车在路上还坏了好几次，到了村口，已经下午 1 点多了。远远就看见村口的马路上坐着一个老人，耳朵冻得红红的，鼻子的雾气已经冻成一层冰碴。
看见有车开过了，老人冲着车大喊起来：「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吗？」
这位老人就是张宝恒。这一天，天蒙蒙亮，张宝恒就在村口的公路上开始张望。他说，「我等了一辈子，盼了一辈子，就巴望着有人能帮帮我，为我以前受的那些罪说句话。现在终于有人来管了。」康健问他为什么不在家里等着呀，张宝恒说，「我在家等着，万一错过了你们怎么办呀，你们要是走了怎么办呀？我等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你们要是走了什么时候我才能等到别人？」
这些年来，让她坚持下去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情：你的努力，关乎上千人一生的盼望，他们一辈子最重要的声音需要你替他们来放大，几十年的苦难和屈辱需要你替他们表达。
免费为受害者们打官司，那经费从哪里来？
代理二战受害者的诉讼，是一个十分艰巨且持久的任务，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任何资助。「每次看到她疲惫的身影，我都有点心疼。」一位经常与康健共事的律师说。
多年来，几乎每一个案子的每一次开庭，康健都要亲赴日本，多数的时候，还要陪着原告。原告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带他们去日本，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告诉他们在法庭上应该说什么，与日本律师随时讨论案件，在日本组织民众募捐，与日本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每次来到日本，康健都马不停蹄。
经费是困扰康健的一个大难题。多年间义务打官司，康健几乎耗尽了自己的收入。带原告去日本，路费由日本律师团出，但很多琐碎的费用都由康健自己垫付。日本律师来中国，陪同的费用，翻译的费用，康健也自己承担。甚至有时候劳工为了打官司从外地到北京的路费、食宿费，都是康健承担。康健笑称自己目前没有破产已经很了不起。
「我这人比较一根筋，只要投入了，我就不去考虑旁的东西——干这个必须得自甘清贫。有一点，我特别自豪：我没破产。家里人也不指望着我挣钱，就是怕我太累了。」
这些案件最终的诉讼结果如何？
如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已有 30 多起，涵盖了大屠杀、慰安妇、武装轰炸、劳工、毒气弹、细菌战等。但实际上，这些案件极少有胜诉的，受害者们也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任何公开道歉和赔偿。康健律师参与并接手的 13 起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案，只有两起案件取得了实质性的胜诉。
康健律师也表示，「我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做，能做到哪一步就到哪一步，要对得起这些受害者。」
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二战受害者的故事，相关案件得到的媒体关注度越来越高，8 月 14 日上映的一部讲述中国幸存「慰安妇」生活现状的纪录电影《二十二》也让这段历史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关于康健律师与她所参与的诉讼案件，她也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索赔：亲历中国「慰安妇」及被强掳赴日劳工诉讼》一书是康健律师参与对日索赔近二十年诉讼历程的口述纪实。书中详细记述了康健律师从最初参与对日索赔案件的起因，对原「慰安妇」受害者和被强掳赴日劳工的实地调查、取证，记录了部分原「慰安妇」受害者和劳工当年受害的事实；通过作者亲历的多次赴日诉讼的过程与细节，以及与日本政府、有关日本公司在法庭内外斗争的经过，讲述了对日索赔案件中的种种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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