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违抗法律可以救助无辜者，你会如何选择？ | 麦读赠书
他与难民接触时眼里看到的不是「犹太人」或「外国人」，而是「饱受残忍虐待的人」。
作者=埃亚勒·普雷斯，刘静雯 译
来源=节选自《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故事主人公是一位瑞士警长。1938 年，当世界各国下令让无数官员拒绝犹太难民入境时，他像其他无数移民官员一样，在执行公务和拯救无辜之间艰难抉择，只是最后，他选择了挽救无辜，违反了自身职责所要求实行的东西——法律。
没有人愿意接纳犹太难民
1938 年 11 月的一个夜晚，一个名叫埃里希·比利格的 14 岁男孩偷偷穿过奥地利的边境线，进入了瑞士。如他所愿，这是 10 天前匆忙计划的旅程的最后一站。11 月 9 日至 10 日，纳粹突击队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暴乱，比利格和全维也纳的犹太人不是躲在家里，就是躲在别处。这场被称为「水晶之夜」的有组织的大屠杀，使奥地利庄严的首都沦为了充斥着恐惧和暴力的混乱之地，数以百计犹太人的商铺遭到了肆意毁坏，几十座神庙被烧毁，大量百姓伤的伤，死的死。阿道夫·希特勒在 3 月时曾在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向欢呼雀跃的大批追随者当面宣布统一奥地利和德国的计划。如今，奥地利的店面支离破碎，犹太教堂余火未息，统一计划对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已经相当清楚了。
埃里希·比利格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几个月前，他的父亲被抓去进了德国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他哥哥赫伯特自从自己的名字上了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秘密警察）的抓捕名单以后，就逃离了奥地利，现在人在苏黎世。水晶之夜以后，比利格的母亲希尔德把她的这个最小的儿子送上了开往阿尔塔奇的火车，那座小镇离瑞士边境不远，比利格到达后躲在那里一个废弃的棚屋内，思忖着自己如何能够抵达苏黎世。
有这么一个问题：瑞士同其他国家一样不希望吸收大量犹太难民。这一年 7 月，在日内瓦湖畔的皇家大酒店举行的埃维昂会议上，来自 32 个国家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商讨如何帮助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摆脱困境。与会的各国政要纷纷表达了对犹太难民的同情，但是没有人承诺愿意接纳更多难民。与美国等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瑞士没有根据国籍来设定吸收移民数量的上限，但它有一项法令，要求奥地利移民提前准备好入境签证，但是瑞士驻维也纳领事馆按规定只能向「雅利安」血统的犹太人发放这种签证。
因为没有这种血统，比利格只能寄希望于找一条鲜为人知的路线来穿越国境。一天夜里，他和两位在阿尔塔奇认识的犹太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一名号称自己知道这么一条路线的奥地利宪兵。这名宪兵收取了他们所有的钱以后，带着他们穿过一个森林，来到了一块由细长的小溪环绕的空地，国境线对面的村民们把这条小溪称为旧莱茵河。浩荡的河流从阿尔卑斯山上奔流而下，延伸至此沿着瑞奥两国的边境蜿蜒流淌，汇入博登湖后逐渐缩小为一条可以轻易渡过的狭窄溪流。那名宪兵指着它说：「好了，那里就是边境，现在你们可以去那一边了。」
三名逃亡的犹太人涉水蹚过及膝的溪水，沿着一条小径来到了一片空地，然后静悄悄地顺着他们认为畅通无阻的一条路继续前行。走了很远以后，突然身后一阵犬吠刺破了寂静，守夜的警卫们发现他们了。
几小时后，曙光漏过赤杨树洒下来，逐渐照亮周围村庄的山丘和牧场，瑞士当局在确认了比利格没有入境签证后将他送回了奥地利。
新政策：一律禁止入境
就在埃里希·比利格这次失败的逃亡发生的三个月前，瑞士各州的警察局长被召集到瑞士首都伯尔尼参加一个关于移民的会议。
1938 年 8 月 17 日，与会的官员们聚集在岬角上的联邦大厦内，联邦外事警局的局长、负责瑞士难民政策的海因里希·罗思蒙德在此滔滔不绝地阐发了他的想法。
随后，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新政策，自 1938 年 8 月 19 日起，凡是穿越瑞士边境却没有有效文件的人一律禁止入境，「没有例外」。
正是这个「没有例外」的政策导致埃里希·比利格偷偷穿过莱茵河被抓到后，没有受到瑞士的欢迎。但它没有浇灭比利格再试一次的决心，就在第二天晚上，两名瑞士引路人帮他引开边境守卫的注意力，他再次涉水穿过了小溪，然后那两位引路人把他带到了一个隐蔽的小屋里，让他吃完饭睡了一觉，还帮他把被水浸湿的鞋和衣服在炉子上烘干。第二天早晨，比利格挤进那两位引路人的卡车后面的载货箱，他们用一块防水布盖住他，然后开车到了离边境约 20 英里远的圣加伦市。他们在市中心附近的一座教堂边的大楼前停车，这座楼是犹太救济署的总部。
比利格被带到楼里见该署的署长，这位署长衣冠楚楚，戴副眼镜，名叫西德尼·德赖富斯。不多久，来了一位警官，他身穿笔挺的警服，戴着无边的夹鼻眼镜，眼镜的金属链子被塞到他的耳套后边。比利格以前从未见过这么精巧的设计，所以不会转眼就忘，尤其是因为这位戴着别致耳套的警官审问了他几分钟并且考虑了他的选择以后，告诉他他可以留下来。
违抗法律
在犹太救济署让埃里希·比利格留下来的那位警官的时候是圣加伦市警察局的指挥官保罗·格鲁宁格，他 47 岁，他肤色苍白，其貌不扬，有着一双灰绿色的眼睛，紧闭着双唇。他是一个恪尽职守的中层公务员，也是一位一丝不苟的检察官。他的背景让人很难理解为何他会不惜违反他去伯尔尼参加的移民会议所制定出来的政策，置自己的职业生涯于危险之中。
1939 年 4 月 3 日，希特勒宣布德国将吞并奥地利已过去了一年，保罗·格鲁宁格正大步走向通往二楼他的办公室的大门。一位名叫安东·施奈德的新警官正在那里等他。施奈德说：「警官，你从今往后无权再来这里了。」格鲁宁格一脸困惑地问道：「当真？」他不知道把他剔除出警队的报告已经在瑞士官员间流传开来了。撰写报告的人是古斯塔夫·斯图德，为了回应海因里希·罗思蒙德针对有关仍有难民进入圣加伦市的报告提出的疑问，他展开了调查，旨在查出为何那么多犹太人在瑞士的身份文件都显示他们是在 1938 年 8 月 19 日新限制政策生效以前进入瑞士的。
在质问下，此前收容了埃里希·比利格的犹太救济署署长西德尼·德赖富斯承认，有位警长某天早晨来到他的办公室，指使他给新政策生效后进入瑞士的犹太人伪造文件上的日期，后来这位警长还多次出现。成百犹太难民获得了留在瑞士的「特殊许可」。斯图德指证保罗·格鲁宁格就是那位警长。
成为斯图德的调查对象的格鲁宁格很快被勒令上交警服。一个月后，格鲁宁格被撤职，并被通知刑事调查正在进行中。1940 年的秋天，他站在一组法官面前受审，法官们宣判他违背就职誓约，给 21 个非法进入瑞士的难民安排伪造文件，此外还伪造了 118 份调查表。
法院宣判：「这样暗藏猫腻的做法威胁到了必要的信任、当局的声誉和下属的可靠性。」格鲁宁格被判处支付 300 瑞士法郎的罚款，外加 1013 法郎用以支付此案的调查费用。他没有上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法院的判决不及他违反法律的严重程度。
非反叛性激发了反抗行为
格鲁宁格的政治态度保守，但异常宽容，因此就像他在为自己辩护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与难民接触时眼里看到的不是「犹太人」或「外国人」，而是「饱受残忍虐待的人」，这决定了他采用什么方式来对待难民。
我们不能把人赶回去，格鲁宁格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对另一种信念深信不疑。他的故事里有这样一条线贯穿始终，那就是他坚信瑞士是它自称的那个文明国家，瑞士人民永远会向来自灾难侵扰的其他国家的难民伸出援助之手，给他们提供庇护。世故的人可能会告诉他现实更为复杂——在「二战」中实行中立政策会导致很多野蛮的不文明行为，比如把纳粹的钱存入银行账户，却置希特勒迫害的难民于危难中不管不顾。但是格鲁宁格不愿听从他们的说法。
1938 年伯尔尼移民处理大会召开以前，他就经常开车去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小镇迪波德绍，那里的一家刺绣工厂被改成了临时的难民营。在它拥挤的营房里，数百个刚到的犹太难民睡在整齐地铺成一排排的小床板上。在外面的入口上方，一块用深色枝叶装饰的白色告示板上写着：「Dank dem Schweizervolk」（「感谢瑞士人民」）。格鲁宁格被这句话感动了，不仅仅因为他在难民营里的犹太人眼里看到了感激，还因为他看到了祖国引以为豪的传统得到了发扬。
常识告诉我们，违抗权威的前提是具有反叛精神。然而有时，正是忠于权威的内部人士的非反叛性——对瑞士向他人提供庇护的传统深信不疑，对瑞士法律的正义性深信不疑——激发了抗命行为。
恢复名誉
1993 年，即格鲁宁格被撤职 45 年以后，联邦司法和警察部发表了一段讲话，对保罗·格鲁宁格表示「感谢和尊敬」，并同意「按提出已久的请求恢复其政治名誉」。1995 年，圣加伦州地方法院撤除了格鲁宁格「为了救人性命而倒填日期及伪造文件的犯罪性欺诈罪」。
13 年后，在一个飘着毛毛细雨的秋日早晨，一场典礼在奥镇的一个小墓地举行。这个小镇坐落于氤氲着浓重雾气的群山环绕的峡谷里。在藤蔓覆盖的墙和最后一排墓碑之间，在一棵雨水打湿的苹果树下，十几个人聚集在保罗·格鲁宁格和他太太爱丽丝的墓前。在他们墓前的石碑上刻着现在看来不会引起争议的话：
保罗·格鲁宁格在 1938 年至 1939 年拯救了数以百计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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