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从何时起开始拉开差距 | 麦读赠书
来源=摘编自《我们的孩子》 罗伯特·帕特南 著 田雷 宋昕 译
原标题=《为人父母之道——及其变革趋势》
关于什么是最佳的为人父母之道，美国人的观念在过去 60 年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每一次都是因应发展心理学家的观点之变而变。二战之后，著名的儿科专家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出版了名噪一时的超级畅销书《斯波克育儿经》（Baby and Child Care）。作者在书中谆谆教诲婴儿潮一代的父母们——他们应该采取放养式的教育，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节奏去自由发展，而不是压制子女，让小孩子追赶成年人生活的日程和规则。那一代父母因此推崇放轻松的教育理念，追求同孩子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的生活。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关于何为好父母的主流观念和社会规范就开始发生转向，特别是自 90 年代开始，斯波克的「放任教育」越来越为人所摒弃。新一代的父母开始转向「精密教育」的新模式。
通过育儿手册、家庭杂志，再到现身电视节目的专家，这种新的教育理念已经影响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但是，一如父母教育哲学的此前转变，新风气最先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所接纳，并在其育儿实践中加以贯彻。一位来自本德镇的上层阶级父亲这样告诉我们：「所有那些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书啊，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读过。至于比我们更年轻的新一代父母，他们甚至会为此准备得更多。孩子的事，都是天大的事。」
在当下的美国，父母非常看重孩子的认知和社交能力，往往从子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发掘他们的潜能，如此一来，「模范父母」就变成了一项需要家长投入极大时间和金钱成本的工程。尤其是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而言，「好妈妈」在孩子身上的投资一定要不惜血本，而「好爸爸」当然不能只是个工作达人，还要更多地投身家庭生活，关爱孩子的日常。现如今，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父母都青睐精密教育，但我们在下文中可以看到，那些文化程度低、经济上更困难的家长就更难把这些新理念付诸实践。
安妮特·洛罗（Annette Lareau）是研究家庭志的权威学者。她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厘清了当今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两种父母教育模式，并将之命名为「精心栽培型（concerted cultivation）」和「自然放养型（natural growth）」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教育模式，是由父母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所谓精心栽培的教育，主要是指中产阶级父母的育儿方式。这类父母从一开始就深谋远虑地为子女做教育投资，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养，最终是为了自家孩子将来可以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学校内有着优秀的表现。在德斯蒙德的家庭中，母亲西蒙娜为孩子们讲述安妮·弗兰克的故事，在旅途中玩抽卡片认总统的游戏，让德斯蒙德做《爱上拼音》的练习册，或者为孩子挑选好的幼儿园，而父亲卡尔则把德斯蒙德带到他的办公室，同他讨论新闻，询问儿子在主日学校学到了什么，这都是家长投身精心栽培的具体行为。
自然放养的教育则放手任由孩子发展，让他们更多地凭借自己的天分和运气。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父母没有什么计划，也不怎么干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而在教育孩子时，这类父母更多依靠硬规矩和大棒，很少密切关注子女的表现，缺少对孩子的鼓励，更谈不上讲道理和平等协商。当凯拉陷入抑郁症的泥潭时，乔不是不想成为一位更负责任的父亲，但由于自己悲惨的童年经历，再加上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得已，他唯一力所能及的也只有自然放养。在今天，这种父母教育的方式于贫穷家庭中仍更常见，当然即便是在下层阶级内部，自然放养的教育也正被逐渐抛弃。
在绝大多数研究中，我们都能发现为人父母的规范已经表现出了一项普遍的阶级差异：高知父母致力于培养自主、独立、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下一代，要让子女自尊自强，有能力作出积极向上的选择；相反，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往往把目光投向纪律和服从，要求孩子严格遵守家长定下的各种规矩。图 3-1 就阐述了这种阶级间的两极对立。
上层阶级的父母同他们的子女有着更平等的关系，更愿意同孩子讲道理，让孩子出于内心愧疚而改正自己的行为；相反，下层阶级的父母则更容易采用体罚的手段来达成管教的目的，动不动就是一顿抽打。
此外，父母教育风格的阶级差异还表现在父母和子女的语言交流中。有学者详尽跟踪研究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如图3-2所示。
那些取得了高等专业学位的高知父母，每年他们向孩子说出 166000 次鼓励的句子，而让孩子泄气的否定表达只有 26000 句，相比之下，工人阶级父母表达这两种类型话语的年度次数分别为 62000 和 36000，而那些以社保为生的家长则更少鼓励、更多批评，同比数据分别是 26000 和 57000。
为人父母的方式出现了上述基于阶级的分化，在此不妨称之为「到底是给个拥抱，还是赏个巴掌」的问题，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阶级分化是如此两极对立，同时又无所不在？此前的学者倾向于将这种阶级差异归结为一种难以准确定义的「工人阶级文化」，但脑科学的最近研究现已证明，父母越是贫困，教育程度越低，在社会上越孤立无援，则他们就越可能是棍棒教育的信徒，对孩子更严格，更苛刻，动辄体罚。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父母自己也承受着生活施加的习惯性高压。在谈到那个暴虐的母亲时，伊利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每次我妈下班回家，看到桌子上堆着账单，盘子也没人洗，儿子的房间像个狗窝，家里到处都乱成一团，生气也很正常。我妈经常对我发火，我也不怪她。」
家长教育方式的阶级差异近年来是否越拉越大？对此，我们目前很难找到言之凿凿的证据，首先的难题是能否找到众口一致的可量化指标，接下来更大的挑战是要求在多年时间内可重复的、高度一致的观测结果。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家庭晚餐。
育儿专家瓦尔德福格尔已经在研究中证明，在控制了其他种种变量因素后，家庭晚餐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很大程度上可以预判出孩子在长大成人过程中的人生轨迹。「那些每周和父母共进晚餐至少五次的青少年，」瓦尔德福格尔教授指出，「在很多方面都有更佳的表现：吸烟、酗酒、抽大麻的比例更少，打架斗殴、婚前性行为也很少发生……不太可能被学校休学，平均绩点和上大学的概率都更高。」
如图 3-3 所示，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家庭晚餐在全美社会各阶层都变得越来越少，原因在于父母双方都要外出工作，协调全家人的时间变得尤其困难。但大约到了 90 年代中期，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中，这种家庭对话机会持续衰减的趋势就戛然而止了，但在仅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家庭中，衰减的趋势仍在继续，未见中止或反弹。单亲家庭当然很难做到全家人共进晚餐，但这并不是造成这一不断扩张之阶级鸿沟的主要因素，因为主导这种变化的事实上仍以双亲家庭为主。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本书中不断遇见的剪刀差图表——揭示着在富家子和穷孩子之间的童年经历已经渐行渐远。
家庭晚餐并非万能，因此切勿将孩子的成长问题全然归结为聚餐的有无。但是，家庭晚餐确实是一个指标，从中可以看出父母在子女身上是否倾注了那种无形但意义重大的投资。由是观之，20 世纪 90 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仅在纯粹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难以讲述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却可以提出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由于新的教育理念认识到父母和子女的互动对儿童发育的意义，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就更容易受到新理念的影响，因此投入更多的时间用来与孩子相处，相比之下，文化水平不高的父母在接受新理念时总是落后的，或者迫于生活多艰，家庭晚餐对他们来说即便可望也是不可即。
文章摘编自价值 69 元的《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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