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华商学院 MBA 课堂的反思——回应王军老师 | 麦读学园
麦读君按：王军老师的文章《法学院学生为何对探讨式教学缺乏兴趣》在麦读发布后，引来了清华大学商学院姜鹏老师的回应，关于法学教育方法的讨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欢迎大家各抒己见，继续来稿。
姜鹏老师的作品《不复过往——法学院记事1862-1952》，麦读将在 2018 年推出。
如果法律的运作注定不能摆脱既有的经验智慧，那么有效的法学教育就需要建立在某种经验准备的基础之上。沿着这个思路，为法科「学生开设研讨课，开展对话式教学，或许就有为学生输入经验值的考虑。而王军老师的文章却提示，学生其实更喜欢解说式的讲授，期待老师「多讲一点」（《法学院学生为何对探讨式教学缺乏兴趣》）。显然，学生不够领情。
我回想自己上小学时的一些疑问，至今盘桓在脑子里没有散去。比如有篇课文叫《春蚕》，是巴金写的，上课时老师为便于我们了解蚕的一生，特意拿来一个标本盒，隔着玻璃罩可以看到蚕卵、蚕茧、蚕蛾以及一束丝。但我生在东北城市，既未见过活着的蚕茧，也没见过桑树，自然对文中提到但标本盒里没有的「匾」「蚕沙」不知为何物，至于说蚕种何以论「张」，什么叫「上山」更是一团浆糊。
直到多年以后，买蚕丝被获赠了一只蚕茧标本，才第一次真切抚触到蚕茧的纹路。再后来，为帮小孩完成学校布置的科学作业，开始网购蚕卵和桑叶，自己也参与饲养，才体验到那夜里「像下雨似的」「一片沙沙的声音」。由于没有「匾」，家里也局促，只好因陋就简，糊弄了许多的纸盒、塑料盒，连手纸纸卷中间的硬筒都派上了用场。但对于「上山」这事还是拿捏不准，不少蚕宝不听安排四处乱爬，胡乱结茧……
类似的课文，还有《挑山工》。以我当年平原城市生活的体验最多只爬过煤堆和工地沙石堆，对于作家笔下的「回马岭」「五松亭」「极顶」自然没有一点概念。后来高中学习《雨中登泰山》也一样，「岱宗坊」「虎山」「坝桥」「一天门」「天阶」「二天门」「经石峪」「柏洞」「黄岘岭」「云步桥」「紧十八盘」「南天门」，对我而言不过是一组地名而已，还不如李白的「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来得干脆。直到有朝一日自己亲自爬泰山，才对十八盘的险要有了真切理解。
现在想来，讲养蚕也好、登山也罢，都是在传达一种经验性的感悟。读者需要有相应的经验积累，才能实现与作者有效对话。
我在法学院里学习了十年，又做过两年教学，而后在商学院里混迹了十二年。两边的事大抵都知道一点。对于商学院，其 MBA 项目的通行做法是案例教学，即让学生预先阅读案例，课上由教授引导讨论（最后是否给出结论，则不一定）。这个方法，有的教授觉得好用，认为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可以保持思考和课堂的开放性；而有的教授却觉得虽然课上热闹，但却以牺牲知识体系构建为代价，学生学到的终究只是片言只语，未免得不偿失；更有人斥之为「讲故事」。
其实，MBA课堂的案例教学有几个特点：
第一，教师需要预先准备好与课程主题相关的案例。通常每个案例都会涉及特定的企业、行业，聚焦于某一领域某一主题的管理问题。同时，案例还应当满足开放式讨论的需要，以容纳学生不同的声音。
第二，虽然教授在开发、选择案例时，会对所涉及的主题有认真的考量，或者说案例反映或嵌入了某一管理问题，但案例本身并不必然支持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第三，有效的案例讨论有赖于学生的预先阅读、思考和对案例情境、内容的理解，甚至包括课前小范围的讨论。同时，案例讨论也潜在地需要学生具有讨论相关议题的知识储备。
除了MBA，商学院还有管理硕士学位项目，这些学生不像读MBA的那样具有多年工作经验，通常都是从校门到校门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在专业课上，教师也会采取案例教学的方式。我曾私下询问学生，得到最多的回答是：在案例讨论时主要靠想象。这和我当年上小学理解养蚕和泰山的路数没有本质区别。
反观法学教育，法学院的研讨课程如果要达到预期目标，也需要满足相当的条件。
比如，所用案件的结论要有可商榷性，太过确定的案件处理结果，对课堂讨论的有效性可能构成伤害。又比如，案例讨论不必然提供系统性的知识。相关知识点可以由案例导出，但会呈现某种碎片化的状态，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克制自己全面讲授知识的冲动，并就此与学生达成共识。
细想起来，那种法学教育需要为学生提供全面知识体系的观点，与收藏微信朋友圈里转发的各类诀窍、攻略的做法颇为相似，都含有先保存下来以备将来之需的用意。所不同者，前者用人脑记忆，而后者用机器储存。然而经验表明，由于检索不便，预存的很多资料事后根本不会被调用。
话说回来，有效的案例讨论需要学生有意识地将自己植入其中（入戏）。学生在讨论中的角色意识，虽然会受制于课程的定位及其预设的未来职业角色，如立法者、法官、律师、检察官、公司法务等，但也与学生的职业选择偏好有关。如果学生对未来的职业选择思考不足，对案例讨论设定角色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知之甚少，就容易遭遇「入戏」困难的问题，容易使讨论显得做作、不真实，从而消减研讨课的实效。
面对讲授式教学在法学教育中依然强势，而研讨课或对话式教学则不温不火的现状，王军的看法是对的，即关键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以及如何培养的问题。不过，法科学生都很年轻，缺乏必要的社会阅历、经验储备，既有的学位项目也无法在短期内改变，讨论重点无需纠缠于「是否还要继续开展法学本科教育」这类问题，也不能简单得出「一定要用研讨课程或对话式教学法取代讲授法」的结论来。
鲁迅强调「做土的精神」，指出：「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教育也是在做土，故也需要兼容。因材施教、基于教授的内容来选定合适的教授方法，未尝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真正需要关注的，其实还应该包括：如何在学生还很年轻、未来职业选择不明的情况下，让相关的教育，无论采用的具体教学方法如何，不至于成为碾压、磨灭学生求知欲的工具，而能够容忍甚至激发学生的疑问之心、探索之欲，以及历时久远仍坚持不懈之力。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两篇课文的学习，当时老师的讲授，虽然无法满足让学生「现地现场」、身临其境的要求，甚至也无法消除学生心中的诸多疑惑，但却能让学生念念在兹，穿越时间的隧道仍然惦记着，去探究、回望……我想，这其实也应是教育的一种功能，一种职责。
姜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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