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生存方式：以一位法律人为样本 | 麦读赠书
麦读君按：2001 年 8 月 3 日，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景凡先生去世。杨先生并不为法律圈外人士所知，他一生的挫磨与追求，却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写照。
杨先生 1939 年便已入党主持川东地区地下工作，组织能力超群，同时热爱艺术熟读中西著作。这样的人在新中国各种岗位上都是稀缺的，最终他却选择了弃政从学。
当革命的理想终于陷入庸俗与媚俗之后，杨先生退步书斋，在反思与追问当中完成从革命者到学者再到智者的蜕变，最终于孔子那里重新确立一种中国君子式的「道德信念」。
他的教书育人有着以孔子授徒为榜样的动力，亦是他重建信仰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去世，让无数西政学子愕然、啜泣和感念。
基于此，杨先生弟子（俞荣根教授）的弟子赵明教授写出《江海月明——杨景凡的精神世界》，也就不足为奇。
杨先生「艰苦思索，述而不著，不事张扬」，所留著作不多，《江海月明》以并不公开发行的《景凡文存》以及杨先生 13 本日记为资料库写就，为我们认识这样一位奇特的法律学人留存了宝贵资料。
起于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困顿于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求索于中国古典哲学世界，最终寂于善与爱的灵魂。《江海月明》一书，完整呈现了杨先生理想破灭后的重建历程，而这种上下求索，并不专属于先生一人。
当这一代法律人拥有了安定，拥有了财富，拥有了权力，他们在追寻属于法律人的精神信念时，很可能，会在路的尽头与杨景凡先生相遇。
杨景凡 (1916-2001)
法律史学科创始人
作者=赵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摘编自《江海月明》
出生
1916 年 11 月，杨景凡出生于四川渠县杨家大院。
渠县县城位于渠江中游。渠江注入嘉陵江，嘉陵江又注入长江，长江滚滚东流，注入大海。离县城不远，有座八濛山，三面为渠江所环抱，地势险要。在八濛山临江的山脚下，有座气派的杨家大院，由杨景凡的祖父杨大斋经商发财后建造，曾经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对岸文峰开画展，隔隣禅院听钟声。」这副对联就挂在杨景凡小时候居住的厢房的屋北。
杨氏弟兄六人，杨景凡排行第六，当地人习惯叫他「杨老幺」。到这个「老幺」成婚分家时， 书香门第早已衰败。
杨景凡的父亲是个不满现实的人，但也绝不留恋过去。这个科举不中的旧文人，性格温良，爱吟诗养鱼。为了生存得安全些，杨景凡的几位哥哥都没再「耕读持家」，陆续成了军人或幕僚。其中二哥杨特树胆量最大，从四川法政学堂毕业后离川，去湖北招兵买马，当了司令，归附四川军阀刘湘，三妻四妾，风光一时。
尽管家道趋于衰败，但杨景凡还是有书可读的。不只是「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三言二拍，四大名著，样样不少。七八岁时，父亲曾向一帮亲友夸奖他资质高，是块状元的料。
但他更喜欢文学，七八岁时就开始读旧小说、旧诗歌，而且嗜好如命。十二三岁时，入了中学，又开始读新小说、新诗歌；郭沫若、鲁迅、郁达夫、蒋光慈这些现代作家的作品，是他的至爱。他人生的最初行动，就是写作。人生的最初理想，通过写作予以表达，通过表达予以强化。
富于浪漫气质的年轻生命，不可能在文字世界里「安心」；相反，痴迷的阅读，导致年轻的心灵澎湃激越，哪能甘于寂寞！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这是李白的「侠客行」，青少年时期的杨景凡亦如是，满身带着侠气。
潜伏
我生于 1916 年 11 月，比您寿长两岁，早几百天来到这个龌龊的世界，不知不觉活了八十二岁。青年时候，相信马克思主义，朦朦胧胧地走上「革命」的道路。现在我也不后悔。——1997 年杨景凡致信好友
杨景凡最初的理想主义是政治的理想主义，他选择的是现代性伦理的革命道德价值，革命与否乃是善与恶区分的基本道德标准，忠诚于革命理想，献身于革命事业，自然就成了他追求的人生意义的现实。
1937 年完成高中学业后，杨景凡与时任渠县邮政局局长的女儿刘毓秀结婚，女方家教很好，性情温良，人也长得很漂亮，才子配佳人，他们深爱着彼此。
与所有那个时代渴望投入革命洪流之中，勇敢搏击的青年一样，杨景凡最先想到的是奔向延安。前进途中传来怀孕妻子重病的消息，杨景凡最终携妻返还渠县临巴乡小学开始教书。不久以后妻子还是病逝，孩子夭折。
但有一批志同道合者集中在他任教的这所学校，秘密地集体学习马列主义，并创办了《瞭望》半月刊。他们又在中共渠县地下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爱知读书会」，目的在于为抗日活动的开展，培育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理想将杨景凡从丧妻失子的痛苦煎熬中解救了出来。
1939 年 5 月，时年 23 岁的青年杨景凡，被组织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长达 11 年的川东地下党的艰苦岁月。迎接他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艰辛，更要经历精神性的磨难，随时面临死亡的白色恐怖。
1944 年杨景凡与地下党员周宇琳女士结为伉俪，养育了三名子女，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地下党的工作是为战争服务的，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地下党员的战场却是隐秘的，他们作为战士的身份必须隐藏起来。杨景凡的公开身份曾经是民国政府的学校教员，书教得好，颇受学生家长的拥戴；他曾经加入国民党，入会「哥老」集团，组织渠县中学校外同学会；他曾经加入民盟，以民盟的身份在渠县公开活动，扩大党的统一战线；他是八濛书店经理，书店成为川东地下党组织的重要联络点。
他以各种身份活动，人情世故，日益老练，在当地中青年及开明人士中，威望日升。
个长期潜伏在险恶环境里的革命者，必定是一个孤独灵魂的跋涉者。这些不同的身份保护着他，在革命成功后的历次审查中也折磨着他。
孤独的革命者
杨景凡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交代」过，他和夫人周宇琳数次虎口脱险，机警地躲开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动。有知情人告诉杨景凡，1947 年 5 月军统派人暗杀他，一切都布置妥当了，十拿九稳，就因戴笠飞机失事死了，接替戴笠位置的毛人凤召回部下，暗杀行动被取消，算是躲过了一劫，还开玩笑说：「杨老幺，你神坎过得高。」
1949 年 10 月，杨景凡在西康孤身一人完成了对刘文辉一个团的策反工作，当岷山县城顺利解放时，年轻的革命者长久压抑的情感终于释放出来：
清晨，我跑到县政府后的一个山头，伏在地下，沾了一下泥巴，心中唤呼「中国人民解放了！」
匍匐大地，亲近大地。革命者孤独地向大地倾诉，自己的革命理想就是救国救民，为了这个现时代最伟大的真理，舍生忘死，历经磨难。在灵魂深渊的边缘上，革命者时常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个体生命意识中承负的巨大精神痛楚却无处诉说，唯有大地能够抚慰。
长达 11 年的地下党工作锤炼了一个孤独者的心理品质。不过，他还是希望能够摆脱出来。他生性喜爱读书，文字是静默的，用心体会文字世界蕴含的人生真谛和生命激情，既是对孤独灵魂和静默思索的敬重，也是对行动天赋的满足。
纵观其一生，杨景凡其实是个典型的行动家。和书生形象相比，他一生给人的印象，最鲜明的还是决断迅速、观察敏锐、意志力坚定、行动果敢。他对孔子有这样的评说：
孔子是一个运动家似的，不知疲倦、不计失败的人，不应当仅仅把他当成一个所谓的「圣人」。
就此而言，读书也是杨景凡的一种人生行动，与人生行动无关的所谓纯粹地做学问，不能说他毫无兴致，但绝对兴致不高。这倒应了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的那句话：「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理想的崩塌
1949 年 10 月，人民共和国诞生；1950 年 11 月，杨景凡从成都情报站站长任上调回重庆，任职西南公安部四处，担任二、三科科长。他办事干练果敢，雷厉风行，高效稳妥，深受西南公安部刘秉琳副部长、赵苍璧副部长的赏识和同事们的赞许，政治前途看好。
地下党工作要求高度理性，它也必定锻造理性的精神。问题在于，服从组织与遵守纪律是基于神圣的使命感，而不是出于行政组织机构的按部就班的职业习性。前者不与个体的主动创造性相矛盾，相反它需要打破常规，要求灵活机动，它总是充满诗意，高度自由的行动者能够深切体验到史诗般的美学意义，名利欲望被出生入死的生存险境严酷地排除了；后者则时常被个体名利的欲念愿景所支配，主动创造的冲动和自由行动的诗意，必须被克制，这里只有上下级的等级秩序和毫无生机的行为规则，它也是理性的，却只是理性的「克己复礼」，这是一个机械而抽象的世界，带给个体生命的只有压抑、无聊和疲惫不堪之感，谨小慎微，像老鼠似的窥视着周围世界的一切，面带僵尸似的模式化的笑容，严密地掩藏着内心的真实动机。
杨景凡其实只适宜「主动创造性」的生活方式，但地下党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行政机关也已经工作了 4 年，算是有新的生活经验了。38 岁那年，杨景凡选择了告别政坛，执鞭讲台，为学书斋。
这位曾经的「战场天使」，没有在出生入死的险恶环境下丢掉人生的「诗性」。他始终期盼一种「自由」的理想人生。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伴随他一生。他的这次选择仍然是对一种理想人生的追求。
杨景凡最初并没在意这些。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又曾经是职业革命者，对国内国际的时事，既有敏锐的触觉，又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识。这使得他在这所年轻大学的讲台上，能够独领风骚。他给学生的授课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加之他注重仪表，有长者和学者风范，很受学生们的欢迎，甚至追捧。
那其实是一个不能放松心情的年代。战争结束了，硝烟却并未消散。
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历次运动，杨景凡都没能幸免。「文革」结束的那一年，他已经 60 岁了。
1941 年冬天，因为全党战略性转移，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络，党的关系中断，直到 1947 年川东特委经过严格审查才恢复了他的党籍，这成了他每次必须重点「交代」的「历史问题」。
关于我的历史问题。我认为，在20年前，无论大小事情，我都是向组织主动交代了的，我没有任何隐瞒。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审查我的历史问题，我的态度是端正的。
「文革」期间，革命群众组织要审查我的历史，我又主动写了材料，提供了线索，欢迎审查。但是，革命群众和党委审查是一个方面，自己应对自己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作系统地交代和检查，又是一个方面。后者是我应尽的义务。
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交代和检查」中，他的包括「我应尽的义务」在内的真诚的良知被粗暴地蹂躏了，他视同生命一样珍贵的「自由精神」被无情地践踏了。
杨景凡不能带着满身污秽去死，但生的困惑又让他窒息。
身体没垮，地下党工作时练就了「抗打击」的本事。只是满心的辛酸。38 岁时，他自由地选择了学者的人生路；年逾六旬，一无所获，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为了「安全」，竟然还使出了当年从事地下党工作时的看家本领，可不再是为了追求理想，不是在探究真理！
我的经历中与潘汉年相似，幸运的是，我在西公部工作，刘秉琳副部长曾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工作过，赵(苍璧)也是做情报工作的，所以基本上同意我的交代，假如换其他一个单位，我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
书斋中的重建
理想破灭，「努力在做事」，这是他对自己人生作出的最实在的总结。
1977 年，西政复课后，他又有了「做事」的机会，异常兴奋，干劲十足。这个时期的杨景凡，真如《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所说的那样，处于一种「干劲十足的虚脱状态」。
他不愿意活在对过去的伤感记忆中，而要努力去创造未来，通过「做事」赋予人生真实的价值和意义。「做事」，身体可能受到伤害；不「做事」，内心就要变空。后者才是杨景凡真正害怕的。他潜心于教学和科研，企图通过努力「做事」，以滋润痛苦的心灵，以激活「希望」的生命本能。可是效果不佳，他越来越失望了。
「文革」中催生的「伤痕文学」「朦胧诗歌」守护不了「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已经持续很久的「物质饥渴」只有疯狂的「金钱市场」才能满足。
于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产生了：将阅读和沉思作为自己的严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不希望有任何打扰。他急迫地要求离休，尽快退隐于自己的书房，在狭小的书房中来回踱步，在书桌前快速阅读、摘抄，艰难地写下自己的片段思考，以重新构筑起人生的「理想主义」家园。
杨景凡对于中外人文经典的阅读，无一例外的都是在倾听个体生命的呢喃，触摸独特的个体生命感觉，品味个体生命的独特命运，进而获得自我救赎「理想主义」的力量。
之所以说杨景凡的盼望离休是一个精神事件，就因为他离休后最想干的一件事情就是阅读。阅读不是为了查找、收集资料，写作抽象的、系统化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寻找人生的「答案」。这个答案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尽管希望整理成「系统」的东西，但还是自己的心灵融通，如果在自己那里没有情思的通畅，那就干脆烧掉。更重要的是，他是抱着修复关涉自己心灵秩序的「理想主义」的目的去阅读的。
杨景凡并非如他自嘲的那样是个碌碌无为之辈，在世俗生活中，他也不是一无所成，甚至堪称一个「成功人士」。这是现代社会流行的让杨景凡生厌的词语。他不是一个自矜自夸的人，对世俗生活的态度，是既不厌弃也不矫饰。但要是干净的世俗生活，要有精神含量，要经得住思考和追问。
在文革十年的经历与反思，杨景凡都记录在了 13 本日记当中。里面充满了卡夫卡式的荒诞与幽默。他记录世俗是为了反思灵魂，为渺如蜉蝣的个体寻找一个明确的坐标。
他认为孔子「仁德」「爱人」的政治世界，看似「空泛」「没有目标」，恰恰散发出无尽的对「无道」社会的批判力量。孔子的理想主义不是黑格尔欣赏的思辨的逻辑「体系」，它只是着眼于「实践」，其「内容」不是「先验」的规定，而是由生于苦难、长于苦难中的个体生命在实践中不断生产并充实起来的，理想主义因此才极具活力。一个人看不到理想主义的这一特征，就无法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信念。
理想主义的「居所」，其实就在个体生命的心灵深处。
他通过人文经典真正进入了艺术人生的迷宫，平静地置身于迷宫之中，倾听迷宫深处传出的永远不会消逝的召唤——爱与善。尽管他的心情间或仍有忧伤，但不惧怕，不绝望。他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古代的那个夜晚，月色清明，孔子在奔波，不迷茫，坚定地迎接灿烂的黎明。这是一个「游于艺」的美妙人生。他最后发现，那些在精神上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人生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他们是翱翔在政治世界之上的精灵，在美丽的彩云背后，是金灿灿的阳光，没有幽暗不明的诡秘。
十五至二十五，梦游文苑，朦胧而求索。尔后三十余年，历尽险阻，方履坦途。俄而风云遽变，复置身危崖之巅；喘息方定，六十有惑。七十始有志于学，晚矣。八十随心所欲，则无不逾矩。终悟七十九之非。
垂暮之年的杨景凡又孤帆远航了。他已不再有险滩暗礁之心绪。他航行在江海月明中。迎候他的，是艺术化人生的晨曦。
经历过战争岁月的杨景凡，尤其珍爱和平。晚年，他不顾眼疾，重读《史记》和《资治通鉴》，统计发生于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和战争，以警示后世，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这份翔实的统计没有公开发表过，本书将其作为附录刊行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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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月明——杨景凡的精神世界》4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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