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特约撰稿 周敏 发自美国旧金山
来源=《南方周末》2015 年
3月16日清早，Rachelle Chong像往常一样，走进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办公室。退休后，她在本地的一家创业公司里担任法律顾问。
10点钟左右，一封电子邮件打乱了她的工作节奏。那是来自加州高等法院的一份法律公告。第一句话就让她定住了：
我们决定追授张康仁律师资格，他可以在加州所有法庭担任律师和法律顾问。
文书长达9页，追溯了张康仁从1872年来到美国以后，为成为一名执业律师而做出的种种抗争。
热泪开始从Rachelle眼里涌出。电话开始绵绵不绝。接下来的5个小时里，她不停地向每一个媒体记者重复这样的故事：
张康仁是我的曾叔叔，1890年加州律师公会拒绝了他的律师资格申请,到1926年去世的时候，他也没能成为加州律师……
从松树街走两个街区就是中国城，拐几条街就到张康仁住过的石头路。那里离加州高等法院不到两英里。Rachelle并没有意识到，她工作的地方就在先人曾经生活过的几个街区之内。
「迟到的公正也是公正，对未来的移民将意义非凡。」Rachelle说。
在旧金山对面的奥克兰山上，百祥园仍旧一片安详。鲜有人知道，张康仁和家人的骨灰就存放在这里。「纪念花园」里流水潺潺。西墙第七列第九格，立着一本厚重的 「书」，封面上有他的名字「Hong Ren Chang」和妻子的名字「Charlotte Chang」。
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在轮船招商局门前合影
两度出洋
1871年夏秋，33岁的容闳奔走于京沪粤港之间。自从他提议的派遣幼童赴美计划蒙上谕恩准以来，数月过去，第一批30名学生还没招满。
设在上海的预备学校报名者寥寥。没有报章刊登招生的消息。人们即使知道，也没有几家愿意把12-15岁的男孩子送到洋人的国家，而且还要立下15年的生死状——从抵美入学那天算起，至学成之日止，「如有疾病死亡及自然灾害，政府皆不负责。」
他只好回到家乡香山南平镇求援。张康仁的母亲与容闳同乡，听说了容闳和他的留美计划后，决定把小儿子张康仁托付给他。张康仁才11岁。两年前，他的父亲去世。哥哥冒疆很早就跟人外出做生意，家里只剩下他与寡母相依为命。
容闳从家乡招到了二十多个孩子，把他们带到上海留学事务预备局，在这里补习半年英文。1872年夏天，第一批30名幼童启程赴美。与张康仁同行的少年有蔡绍基、詹天佑、梁敦彦、欧阳庚、容尚谦、钟文耀、谭耀勋等。
他们后来有的成为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有的修建了第一条「中国制造」的铁路，有的成为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有的在北洋舰队指挥了一场又一场海战……
张康仁成为第一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中国学生，也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120名大清留美幼童中唯一一名律师。
1881年秋，大清派遣幼童计划意外中断。张康仁跟其他九十多个留美幼童一起，应召回国。
张康仁很不情愿中断在耶鲁大学的学业，他刚上二年级。
船到上海，没有鲜花，也不见当年送别的亲友。
当晚，他们即被押送到上海道台府后面阴冷、潮湿的「求知书院」，并且有专人看守。他们想不通：为什么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他们更像一群异数？第二天，他们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不少人还戴上假辫子。他们一连等了4天才得以拜见道台大人。经过堆成山的垃圾，走过生锈的刀剑、形容枯槁的士兵，他们终于见到了道台大人。当得知道台大人一年俸银达一万到一万五千两，却无钱把衙门修缮一新时，张康仁和他的同伴更看不懂这个国家。他们每人在美一年的衣食住行仅400两白银。
道台大人很不满意这群留洋归来的学生。他们习惯了在绿茵场上奔跑、跳跃的膝盖已经不适应下跪。幼童留学9年，大清皇帝换了两个。「裱糊匠」李鸿章正忙于救场。内忧与外患让当年对幼童留学寄予厚望的李鸿章无暇他顾。官员们并没有按照幼童在美所学专业，匆匆把他们随意分派下去：詹天佑、欧阳庚等18人被分到福建水师学堂，蔡绍基被分到天津道台衙门做助理翻译，梁敦彦被分到天津电报学堂教基础英文。
其中一名幼童黄开甲在1882年1月28日在给康州的寄宿家庭女主人巴特拉夫人的信中写道：「可怜的康仁被派往天津水师学堂，名字听上去很堂皇，其实很像地牢。」
此时的张康仁已经出落成一个气宇轩昂的青年，他高大、挺拔，眉宇间英气勃勃，口才出类拔萃，气质更与陈腐的官场格格不入。趁着一次放假，张康仁回香山探望久别的母亲。母亲哪里知道，阔别近十年的儿子归来是为了再一次离开。
1882年，光绪八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这年5月，美国总统切斯特签署了《排华法案》，美国以国家的名义拒绝华人，全美多处发生排华血案。
中国的外政不宁，内政也岌岌可危。由办工厂修铁路引发的股票泡沫开始破裂，南方大量钱庄倒闭，连大商人胡雪岩都徘徊在破产边缘。开滦煤矿工人举行了第一次罢工……归来的大多数幼童开始向这个令他们不满、不安的天朝妥协，有的成为重臣幕府，仕途青云；有的身居要职，称雄一方。
而张康仁只想重回耶鲁。
他的心事，连远在美国哈特福德的报纸THE COURANT都知道：「未能完成学业令张非常失望。离开美国的时候他就下了决心，有一天他会回来继续读书。」
1882年初春，带着攒下的一点盘缠，他从上海登上了去夏威夷的轮船。张康仁的哥哥张冒疆在夏威夷闯荡了十多年，已经成为当地一家华人贸易公司的合伙人，公司不仅卖咸鱼腌菜，还承接货运业务。跟哥哥不同，张康仁的才华在法律上尽显。
张康仁在法官Hartwell的办公室做了8个月实习生。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Hartwell很喜欢这个勤奋、聪明的耶鲁法学院辍学的二年级学生。他开出$1200的月薪想挽留张康仁，可他还是婉拒。他急迫地想返回大学校园，继续攻读法律。
大法官Hartwell看着这个眉目清秀的中国青年，给他指了一条路：「孩子，去纽约吧。」十年前，张康仁到过纽约，那时他和其他幼童一起，初到美国。他也和他的老师容闳一样，第一次看到纽约时一样惊讶于它的摩天高楼和街头驶过的汽车。
1883年，他第二次来到纽约，扣响命运之门。
求学纽约
1884年10月4日上午10时，张康仁走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考场，参加笔试和口试，主考官为哥大法学院董事会委派的教授Frank Drisler。
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后陈立经过多年研究，还原了当年那场考试的内容：笔试包括希腊、罗马与美英两国历史，英文语法、修辞与写作；口试是讲述凯撒的高卢战争、六卷本的维吉尔史诗《埃利阿斯记》，或者背诵六段西塞罗的作品，或者相当于以上内容分量的拉丁语作品。
这场考试并没有难住张康仁。他的口才一直为同学所羡慕。1876年6月，他在康州春田中学的毕业典礼上，就朗诵过西塞罗的作品片段；3年后，在菲力浦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他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表了英文演讲《希腊之外的希腊影响力》。
张康仁的表现令主考官非常满意。他拿到了哥大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陈立还发现，1883年秋季入学的法学学生中还有张康仁在耶鲁大学的两名两班同学。法学院一年的学费为150美元。报到时，张康仁交了一半学费，75美元，正式成为哥大法学院1884级学生。他是校园里唯一的中国人。
法学院的学习期为两年。第一年学习民法概论，第二年重点学习公平法理、商业法、刑法、侵权法、证据与辩护等课程。法学院还有各种与宪法、海事法、国际法等相关的讲座。尽管这些讲座都属于自选动作，「鉴于每一个讲座所涵盖主题的重要性」，学院要求学生统统「自选」。
故国在万里之外飘摇。
1885年（光绪十一年）的新年，清军大挫来犯云南镇南关的法军，天朝却乘胜求和，下令各路军队限期撤兵。6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收过关税后，大清正式为英国鸦片放行。也是在这一年，李鸿章以整顿海防的名义，从国外购买船舰，扩充北洋水师，却眼睁睁看着慈禧太后拿走400万两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
张康仁偶尔从报纸上读到一星半点关于故国的消息。他得面对沉重的学业与生存。1886年5月26日晚，哥大法学院第27届毕业典礼在音乐学院举行。音乐与祷告之后，法学院的院长Dwight 教授致辞，他毫不吝惜地当众夸奖他的中国学生张康仁：
我要为你们中间自中国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多说一句话，他内心对法律知识的渴望促使他借道夏威夷，来追求知识，他是法律精神最好的见证。追求公平是每个人的本能，它能带领我们超越国家的公平，达到自然的公平。他的专业素养使他跟你们中间任何一位站在一起都毫不逊色。你们能从他身上看到，不管国际政治多么狭隘，一所真正的大学不会因为不同的种族、宗教而歧视学生，相反，它张开双臂拥抱每一个怀揣理想走来的人。所以我知道，你们大家都会和我一起，用最友好和尊敬的方式，对我们的这位好兄弟致意，他就是Hong Yen Chang先生。
张康仁走上讲台，从院长手中接过由校长亲笔签名的毕业证书，他的名字是一串漂亮的拉丁文。跟他一起的一百多名毕业生很快在美国的司法界、政界崭露头角。
Cravath, Swaine & Moore 律师事务所高踞曼哈顿，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前身成立于1819年。张康仁的同学Paul Drennan Cravath毕业后第三年加入这家律师事务所，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Cravath 制度」成为这家全世界最赚钱的律所的「金科玉律」。
张康仁的另外一位同学Edward Murray Basset毕业后旋即取得纽约执业律师资格，在纽约州水牛城做律师。他后来成为「美国城市规划之父」。这年6月8日，他给康州菲利浦学院院长Bancroft博士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毕业后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工作。在那里，他与昔日的幼童温秉忠、欧阳庚等共事。信从布鲁克林区26 West 9th Street 寄出。
按今天的城市布局来看，这里非常偏僻。26号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仓库，墙上开着一扇小小的卷帘门。门前街道破败、脏乱，偶尔开过一辆车，辗得泥水四溅。经过多方奔走，他终于到纽约有名的Deady& Goodrich律所开始实习。他没想到，作为一个外国人，他的「律师之路」如此崎岖、漫长。
青年时期的张康仁-Chong Family Collection
两度梦碎
Rachelle Chong 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第一位亚裔委员。她的聘书由总统克林顿亲自颁发。几年后，Rachelle又成为加州公共事务委员会第一位亚裔委员。
1983年的一天，正在加州大学哈斯定分校学法律的Rachelle 接到表妹Lani 的电话，请她帮忙查询，1890年加州律师协会为什么拒绝她们的曾叔叔Hong Ren Chang提出的执业律师申请。当时Lani正准备写一本关于家族历史的书。
Rachelle这才知道，第一位华裔律师竟然出自自己的家族。几天后，她接到加州律师协会一位历史学家打来的电话。历史学家很兴奋，「你不会相信的，」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手里就拿着当年加州高级法院拒绝你的曾叔叔当律师的文件，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中国人！」
在不断的追问之下，一百多年前的真相逐渐展现在Rachelle眼前——击碎张康仁律师梦的根本原因在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
也正是从这年7月1日起，纽约州律师资格申请变得更为严格，申请人必须通过纽约高等法院的资格考试，或者有至少7年的实习经历。在这样的规定之外，还有一条要求对张康仁来说更难：申请人必须是21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或者提出申请时是该州常住居民。从1886年底到1887年初，张康仁一直努力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可是纽约地区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请，依据正是《排华法案》。《排华法案》的直接推手正是加州议员。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游说美国国会「不惜一切手段禁止中国移民涌入」。
1871年，在洛杉矶，一个暴徒一次就杀了28名中国人。1878年，爱尔兰裔工头Denis Kearney经常在旧金山市政府门前演讲，每当他大喊，「中国人必须滚开」，便有听众鼓掌欢呼。
1896年9月，第一次出访欧美的大清重臣李鸿章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
可是张康仁不同于那些淘金或修铁路的华工。他受过当时最先进的高等教育，他知道该怎么调动资源，为尊严而战。他频繁地拜会知名法官，接受各路媒体采访，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传播得广一点。
一位耶鲁大学同班同学的父亲George H. Herry被这个跟自己儿子同龄的年轻人打动，他作为共和党的选区议员，同时也是纽约市议会发言人，向市议会提出法案，为张康仁入籍呼吁。1887年3月9日，民主党国会议员Thomas C. Dunham也向纽约州提出法案，吁请解除对张康仁的国籍限制。《太阳报》记者嗅到了其中的新闻。一个多月后，张康仁在纽约中国领事馆接受采访。
在美国记者眼里，张康仁讲一口地道的英文，词汇丰富，举止有度，与其印象中的中国人完全不同。张康仁第一次讲到自己的梦想。他清楚，在排华的大背景下，国会不可能为他一个小人物修改法律，但是州议会有可能给他一个机会，让参加纽约律师协会的考试。他需要的只是一场公平的考试。
为了获取更强有力的支持，1887年3月2日，张康仁单独拜访了纽约州州长Hill。Hill出身律师，同时是州律师协会主席。他饶有兴致地听完了张康仁简洁明了的陈述，夸奖了张的口才。Hill巧妙地选择了对议员提交的法案不予签字，3个月后，也就是5月2日，两个党派议员提交的《援助张康仁法案》自动生效。
为了造势，张康仁还获得了耶鲁校长Noah Porter与哥大法学院院长Dwight的信。5个月后，他终于获准参加纽约州律师协会的资格考试。3个主考官都是著名律师，一致同意接纳他为律师。随后，张康仁正式向纽约律师协会申请成为执业律师。为了申请更有把握，他面见大法官Charles H. Van Brunt的时候，拿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两封他供职过的律师楼的推荐信。纽约市有名的几位律师都在信中表示，支持律师协会接纳张康仁。
张康仁信心满满地告诉追踪报道的美国记者：
不管法庭支不支持我的申请，都不妨碍我的决心。我已经把这个国家当成我的家园。即使我成不了美国公民，法庭也终究有一天会采纳我成为律师的请求。
一切似乎都在接近光明。
然而，1887年11月18日，纽约高等法院3位法官审核当年的律师候选人。28位候选人中，唯一被否决的是张康仁。张康仁供职的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John Treadwell Richards对他的遭遇打抱不平，他对采访的记者说：「张在我们这里工作了一年，每个方面都表现出色。他知识丰富，显示出良好的教养，他比律师协会四分之三以上正在实习的律师优秀很多。事实上，纽约有1.2-1.3万中国人，如果能有一位既懂得他们的文化又懂得美国法律的人帮助他们解决民事与刑事方面的诉讼，对他们的公平与社区安定都有好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发表名为《给这个中国人一个机会》的评论，为张康仁争取支持。
对于否决的消息，张康仁自己并没有多少失望，他手里还有一张好牌。
一周以前，他已经在两位重要人物的引荐下，单独面见法官George M. Van Hoesen， George1875年出任纽约Common Pleas Benchs的法官，他主持的法庭对中国人入籍比较宽松。在仔细研究过张康仁的案子，并与以前类似案子比对后，法官Geroge认为，在不违反国会条例的前提下，可以许可张康仁入籍，于是他签发了入籍证。
张康仁没想到，即使成了美国公民，纽约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仍然拒绝他的申请。
1888年的新年对他来说，依然希望渺茫。
他的朋友与支持者给他出了一个迂回之招——换一个法庭提出申请。小城Poughkeepsie位于纽约市与奥尔巴尼市之间，被称为「哈德逊河上的女王之城」。张康仁向这里的法庭提出了加入纽约州律师协会的申请，大约两个月后，他的申请被批准。1888年5月17日，从哥大法学院毕业两年之后，他终于成为一名律师，也是第一位获得执业律师资格的华裔。
《纽约时报》当天采访了他。记者写道：「他有一张典型的中国人的脸，却说着纯正的英文。他身材高大、强壮，看上去很聪明。」
就连远在夏威夷的《太平洋商业观察家》报也发表评论，为张康仁喝彩：
周二晚间的蒸汽船带来了关于Hong Yen Chang的好消息，他为争取律师资格所做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让我们一起为公正的到来而祝贺他。
张康仁开始为纽约华人代理诉讼。1889年3月28日，他代两个华人居民向一家洗衣店老板讨债，法庭支持了他提出的偿还要求。这是美国第一例华人律师代理的官司在诉讼中获胜。
他开始在报刊上撰文，呼吁中国进行教育制度与考试方式的改革。在1889年5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他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陈腐的教育制度:
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孔夫子的教条是一个很安全的说法。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的道路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秘密。日本为什么没有像中国一样在挣脱旧时代的时候受到过多束缚？知识阶层内心的混乱与僵化才是阻碍中国进步的根本原因。
张康仁比他的老师容闳更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觉醒要么是推倒士大夫阶层，要么取决于它与世界同步的决心有多强烈。」
1890年5月，张康仁向加州律师协会提出执业律师申请。根据加州法律，已经在外州取得律师资格的美国公民，只要审查合格，便可以取得加州从业律师资格。
可是，加州高等法院4位法官裁定：张康仁的入籍证与纽约州律师协会的资格均无效，不能在加州执业。
张康仁清楚，他凭手中的纽约州入籍证与律师资格证，完全可以提出上诉，他事先也准备了详细的资料。可是这一次，他放弃了上诉。他担心上诉可能会导致法庭重新追究他在纽约州获得的入籍证明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可能因此导致一些同情中国人、并对中国人入籍有松动的法官，收紧中国人的入籍申请。
1891年5月，哥哥冒疆去世。料理完哥哥的丧事后，他决定搬到加州。
他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余大和他的女儿们
La Porte是加州Sirra Nevada山脉中的小城。201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这里只有46个居民。在19世纪80年代，这里的人口高达一万多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淘金工人。
在这个以单身矿工为主的城市里，还有一个中国城，城中有一个富商，被尊为「余大（Yee Ah Tye）」
余家是这里唯一一个中国家庭。在绝大多数中国女孩日夜忍受缠足的痛苦时，余家的4个女儿却享受着来自父亲的别样宠爱。他给女儿们请了家庭教师。还不惜重金，从旧金山订购了一台钢琴，用马车跋山涉水，拉来La Porte。女儿们长大后，余大把她们送到香港读书。
一百多年后，余家第四代女性Lani Ah Tye Farkas成为一名小学老师。她历时数年，写成《把我的骨头埋在美国（Bury My Bones In America）》一书，记载了余家的百年家史。Lani回忆说，她的姑奶奶Charlotte是余大的第三个女儿，她可能是在从日本开往旧金山的船上遇到张康仁的。
没有文字、没有照片记录两个受西式教育长大的年轻人如何在沉闷、乏味的海上航行中一见倾心。但从家庭收藏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那个穿西服的年轻人英俊逼人，那个手执团扇、足蹬高跟鞋的女孩秀美温婉。
Charlotte与张康仁的婚礼在1897年3月14日举行，这是一场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婚礼。新娘22岁，新郎37岁。
余大没能看到三女儿与青年才俊张康仁的婚礼。在他们结婚前一年他已过世。这位岳父大人跟他的三女婿一样惊世骇俗。自从来到美国后，他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广东。他留下遗言，要求把自己埋在美国。
自从1891年搬到旧金山后，张康仁在清政府驻旧金山领馆工做了4年。资料显示，从1895年到1907年，他在日本横滨银行设在旧金山的分行供职。190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张康仁为日本横滨银行旧金山分行的银行家，他和Charlotte租住在旧金山城中石头街，而Charlotte的母亲、兄弟姐妹都住在附近的华盛顿街上。
帝国末路，民国匆匆
1906年4月18日清晨5时许，一场大地震袭击了旧金山。随后城中大火烧了三天，旧金山成为一片废墟，中国城受损惨重。
当年的留美幼童、张康仁的同班同学欧阳庚作为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事，带病参加救援。张康仁一家什么也没有抢出来。他们随着逃难的人潮，来到了东湾伯克利，并定居下来。1907年，张康仁辞去横滨银行的工作，回到上海，担任财政局首席会计师。月俸为200两白银外加100两生活补贴。
这是光绪33年。张康仁的留美同学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詹天佑正在艰难铺设京张铁路。这是一个动荡、血腥的年份。这年5月，仓促起事的徐锡麟被剖腹剜心，秋瑾也于6月被害。这也是一个五音杂陈的年代。伴随着同盟会、讲习会在各地发动起义的枪声，梁启超在为「立宪」欢呼。在各路报章纷纷发声的时候，这年12月，《大清报律》出台。
从张康仁写给远在美国的家人的贺卡上可以看到，从1907年到1910年之间，他过得非常动荡。在上海工作一年后，他又到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国际法和银行学。1908年，他又随唐绍仪的特使团访美，后来留在中国驻华盛顿领馆工作。1910年1月22日，大清委任张康仁为驻加拿大领事，电报催促他尽快赴温哥华就任。
张康仁刚做了一年领事，大清帝国便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轰然瓦解。流亡海外16年的孙文成为中国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孙文流亡日本期间，与张康仁的妻姐Emma一家结下患难之交。孙文夫妇甚至成为Emma的养女Alice 的教父教母。
孙文流落旧金山时，当地的致公堂堂主黄三德曾仗义相助。1904年，孙文被美国海关以「中国乱党」的罪名逮捕后，黄三德多方营救，此后数年间又为革命军筹措数十万美元经费。
黄三德没有想到，当他向这位民国总统申请致公党在国内合法活动时，孙中山态度暧昧。倒是张康仁致信孙中山，为洪门鸣不平：
慨然冒险而筹革命巨款者，则以加属致公堂为始……洪门致公堂者，实为世界历史所未有，殊非过言也。
他希望中华民国表彰洪门，保全其爱国真诚。总领事卢炳田也致信民国政府，希望「融合党见，裨益国家」。可惜孙中山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孙中山还是很看重清张康仁的外交才能。从1913年3月到11月，张康仁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华盛顿领事馆一等秘书，主理对外事务。
这年11月26日，美国总统为女儿举行盛大婚典，邀请各国使领馆官员出席。按例，张康仁应该穿上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制服出席婚礼，可是由于建国仓促，外交官的制服还来不及设计。人们从《华盛顿邮报》上读到这个中华民国外交官的「仓促上任」：
新任的中华民国外交官还没收到他的官服，过去的官服通常是带有精致手绣图案的真丝袍服，可是昨天，张先生穿的是美式外套，带条纹的裤子，与其他鲜服丽衣的外交官形成鲜明对比。
资料显示，从华盛顿缷任后，张康仁回到加州，从1916年到1917年，在伯克利市担任中国海军学生的学监。1926年8月4日，他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6岁。
张康仁的讣告出现在第二天的《伯克利每日公报》上。后来，家人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奥克兰山上的百祥园。
96 岁的义工
紧邻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富顿街2413号是一栋两层的民宅，房子建于1906年，面积约两多平方英尺，有3个卧室两个卫生间。这里曾经是张康仁的家。
Lani记得，在曾叔叔张康仁去世后，曾姑母Charlotte带着一双儿女在这里住了五十多年。做为富商的女儿，律师与外交官的妻子，Charlotte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张康仁去世后，当时并没有社会保障制度，政府也没有怃恤金， Charlotte一度靠变卖手饰养家，后来由儿子Oliver赡养。
张康仁一家
作为写书搜集资料的时候，Lani 去看望过 Charlotte。她还记得，曾姑母一直保持着老派的生活风格，「每天要吃鸡蛋与煎咸肉，青菜、水果，而且只喝现磨的咖啡，绝不碰速溶咖啡。」
老太太精神永远很好，很多事情都喜欢自己动手。每个星期二她都到奥克兰一家医院义务卷绷带。
送别丈夫后第三年，Charlotte 又送走了唯一的女儿Ora。在1929年8月一次家族婚礼上，Ora担任伴娘。婚礼当天，在Stockton附近，一辆逆向行驶的卡车撞上了新人的婚车，新人连同他们的伴娘、伴郎6人丧生于车祸。
两天后，撞车案开庭。尽管出庭作证的两名工人说，当时能闻到肇事司机嘴里浓烈的威事忌味道，陪审团依然认为证据不足，肇事司机第二天即被无罪释放。
曾经的法学院高材生、第一位华裔律师张康仁没有看到女儿的惨死，也没有亲历荒唐的法庭审判。
96岁那年，Charlotte还领导了一场保护冈州古庙的示威活动。冈州古庙位于旧金山市区松树街520号，与Rachelle上班的地方近在咫尺。它是全美最古老的关帝庙。1969年2月，为了反对拆除这座古庙，张康仁的遗孀Charlotte站了出来。她一个人举着标语牌，站在庙前示威。她还发动加州伯克利大学学生参与到保护古庙行动中来。庙最终还是拆了，重建在Stockton 与Clay街交叉的地方。
Charlotte一直活到103岁。
Oliver Chang 没有继承父亲在法律或金融方面的天赋。父亲去世第二年，他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为旧金山中国城设计了第一个休闲公园，成为旧金山第一个从事公园设计的华人。1980年，旧金山市公园管理部门把这个地方命名为「Oliver C. Chang Recreation Center」。
Oliver于1973年去世，他的妻子Lilian于1987年去世。夫妻俩没有孩子，骨灰由亲友安放在百祥园内的圣保罗厅，离父母和妹妹的灵位只隔几个台阶。
张康仁和Charlotte没有其他后裔。
百年追诉
20年前，一个不会讲中文的中国人走进了耶鲁大学法学院。他叫Gabriel Chin，一位参与过修建太平洋联合铁路的华工后裔。他在陈年的报章中读到了张康仁的故事。「他的案子很有名，学法律的耶鲁学生都知道。」
2011年夏，Gabriel来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执教。他经常想起张康仁。
Gabriel知道，加州高院已从1972年开始，允许外籍人士成为执业律师，不必一定是美国公民。
2014年5月，Gabriel教授带领法学院亚太学生会，联名向加州律师协会上书，要求追授张康仁律师资格，纠正加州高院在1890年作出的错误决定。
学生们为此建了一个网站Change.org。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亚裔参政的民间组织亚太公共事务联盟（APAPA）发动成员予以响应。网站支持者很快超过3000人。
此时，Rachelle已经从联邦通讯委员会副主任与加州公共事务委员会退休，重新做起了律师。
她是余氏家族的第四代，这一代人连她在内，一共出现了4位律师。
她们全都加入了为曾叔叔张康仁追讨公道的行动。Rachelle在写给加州律师协会的信中说：「我请求高院与律师公会支持我们的诉求，根除对我曾叔叔的不公正，并且有勇气承诺，律师公会有义务保持其成员的多样性。」
2014年6月18日，加州律师公会认为，这一诉求超出了其职责范围，决定提交给公会董事会。9月5日，董事会决定批准张康仁的律师资格，并追授他为荣誉律师。
读完9页纸的公告，Rachelle 意识到，这份公告的分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她和她家族主张的诉求：
即使我们不能修改历史，我们至少可以全面认识与衡量张康仁为成为第一个华裔律师而付出的开拓式努力。
她很快把这份公告发布在家族内部的网页上。
远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陈力也在同一时刻关注着加州高院的最终裁定。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时，他曾关注过来美从事法律工作的华人先驱。
张康仁不是因为种族因素被拒绝的唯一一个华人。这个历史性的错误得到了纠正，我太兴奋了。
在一致同意追授张康仁加州律师资格的6位大法官中，有3位出自耶鲁大学，其中一位为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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