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鉴：好的导师，能让学生受益终生 | 麦读人物

作者=王泽鉴 知名法学家

来源=云南大学法学院

问：王老师，您的导师也是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法学家。当年您在德国留学期间，您的导师对您有什么要求？在您的求学经历中有什么趣事呢？

答：我的老师是卡尔·拉伦茨（KarlLarenz），他是德国二十世纪少数伟大的法学家之一。他的学术活动时间很长，大概是从 1930 年一直到上世纪末期，所以他的学术贡献很大。我到德国墨尼黑大学念书的时候跟随他。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对我说我要先去参加他的学术报告才行。在德国你要跟随哪个老师学习、写博士论文，你要参加他的研讨会，他给你一个题目，看你做学问的能力和学习的态度。我做了报告之后他觉得我还可以，然后我和他说我想跟他写论文；他说写论文可以，要先选择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不要写台湾和德国法律的比较，要写一个很典型的德国民法的题目，这样可以训练你对德国法的了解。如果光是比较的话，这个的话范围就比较广，于是我选择了德国（民法）的题目。他问我选什么题目呢，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你一个月再来，你自己选择题目。我就自己去找题目了，写了十个题目给他。他说，你对德国法的认识还不错。所以他就让我选了一个。所以我感觉德国老师让学生写论文，是希望他掌握研究方法，并且对学生自己选题有所帮助。另外一个原因，我跟着这个教授，他是民法的教授，同时也是方法论的教授，我读了他所有的著作。所以如果我们要长期跟一位老师的话就要学习他的方法，学习他学术上的造诣以及研究上的发展。跟着一个老师写论文，要尽量彻底地了解他的著作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所发展。拉伦茨老师对我在题目的选择、做学问的方法等很多方面有很大的启示，我回来以后一直以他为榜样，要认真、要努力、要在学术研究上能够对法学的发展有一点贡献。

问：云南大学位属边疆，在这种独特的区位条件之下云南大学又建成了「双一流」，您对我们学校或者法学院的学生、老师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建议呢？

答：  云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的学校。我的老师王伯琦教授曾经担任过云南大学法律院的院长，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对这所学校特别有感情。七年前我在这边教过一个学期的民法，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所学校，同时对它也有一些期许。云南大学处在这个比较西南的地方，在很多方面不如一些北方的学校，但是因此它承担了更大的使命。云南大学应该将法学研究奠基在云南，然后能够培养优秀的人才、提升这个地方的法治水准、能够对整个云南社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所以云南大学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那怎么样把云南大学办得比现在更好呢？

我觉得第一点，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明确并且有步骤，慢慢去实施它。把「弘扬法学、培养人才、促进法治」作为云南大学在这个地区的任务和目标。除此之外视师资最重要。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要找最好的师资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我们要尽所有的力量去培养我们的师资，并且吸引别的老师能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教学。所以给老师在生活上、教学上有照顾是必要的。要让学院成为一个有活力、能够创造的学术研究中心，这样子老师才会来。你学术越进步、氛围越浓郁，老师来这边能成长、能学习、能贡献，你做得越好、越多，老师来的意愿就越大。那么老师多起来之后就慢慢地扩张、成长，我觉得这点太重要了。最近高院长也是励志图新，在这方面也招了许多年轻、有成就的老师来，让年龄层能够更合理。

再者，我认为图书很重要。你看世界各国的法学院都以图书馆作为它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要建好我们的图书馆、收集全国重要的资料，而且能够吸取各地的新制，让图书馆现代化。最好图书馆聘任专业的人来管理图书。而且图书馆不仅是给同学看书，而且也应该作为给老师研究的场所，所以也要能够在各方面帮助老师进行研究，所以图书馆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图书馆就是我们的一个教学中心，这点非常重要。任何人到一所法学院的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图书馆。因为看了图书馆就知道这所法学院的发展方向、教学内容甚至法学水准。所以图书馆是学校、学院的灵魂和精神，应该把力量集中在此，书要增加、杂志要增加。如果书增加靠学校的经费去买的话可能比较慢，可以请校友捐助一些书，这样能够很快速地把图书馆建立起来，能够发挥它教学、研究的作用。

最后，同学最重要。我们要把好的同学吸引过来，如果做好了前两者——有好的师资、有好的图书馆，同学自然就会来了。以前我在台大当法学院院长的时候，我31岁就当台大的院长，当时我们要招学生，学生是我们的根本，我们就找我们的老师到台北的几所重点中学去演讲，像北语，附中，让他们的学生对法律有认识、能敬仰因为人很重要。那么学生进来之后，我们要来培养，尽教育的责任。课程的安排、学习的辅导或各种课外活动，这所学校要好好的有计划地去安排，让同学能够发挥他的能力。课程的安排要有自由，要让老师有教学的自由，使师生能够融为一体，这点太重要了。

所以综合来说，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良好的师资，可以用来进行研究做学问的图书馆，然后以学生为中心，虽然学生说在最后，但是它最重要根本。前三者做到，学生才能有学习的环境、学习的绩效，第一个目标才能达到。所以一切的根本——学校是为学生而存在的、为学生而服务，应该以此作为法学院的根本。

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了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之一是「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这点与德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的规定都有所差异，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呢？

答：实际上不止一百二十一条，其他的很多条都有这个问题。二十一条有特别的含义。无因管理在我们民法上来讲通常是规定在契约之后，很多的国家法律都把无因管理当做一种，准合同准契约。我们的民法通则是先规定不当得利，再规定无因管理；现在转过来，先规定无因管理再规定不当得利。这是因为有无因管理的时候就不会成立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比较接近契约，它是准契约；不当得利离契约要远。在思考上我们要先考虑它有没有成立无因管理，无因管理的本身就是随意变动一个法律上的原因。这次我们无因管理规定得很简单。不仅无因管理，我们很多法条都这样。这种规定我们可以分几点来看：第一，立法的概括。当立法的概括就等于法院和立法意愿的调和，就是说立法者把自己法律发展的责任交给了法院和法学院。但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无因管理就是说不要去干涉别人的事务、要尊重别人；同时呢它又提倡公益，就是帮助别人，所以平等和公益就可能是一种对立，所以可能基于此，在立法上怎样实现两者的平衡就是一个问题。第二，无因管理的规定在德国、台湾都很复杂，我们要形成一个无因管理的法定债之关系的要件和效果很困难，立法者可能觉得这件事自己来做不太好。总则草案的条文在无因管理后面加上一个「服务」，后面才把「服务」拿掉，这也是我的一个贡献。

加个「服务」问题在哪呢？如果是「管理或服务」的话，那管理和服务有什么区别呢？在效果上，它是一个法定债之关系，但是这个条文只规定说，管理人可以向受益人请求其支出的必要费用，它最主要没有规定两个问题：第一，本人、被管理人应该向管理人请求他管理之所得，这点它没有规定，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比如卖东西的所得，管理事物之所得。第二，对于如果管理不善，损害到被管理人利益的情形，这个没有规定。这个在民法上来讲就属于债务不履行，那这个问题没有规定呢就牵涉到大陆体系上更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对债务不履行没有设一般的规定。所以这个无因管理是一个非常不完善的制度，它只有一个「管理费用」的规定，这是但是本人向管理人的请求却没有规定，这显然是疏漏的。你们能看到这一点很好。但是我们没办法规定。因为我们大陆目前对债务不履行没有做一般规定，只有违约责任，但是这个又不属于违约关系，是法定债之关系。没有规定这点，希望你们解这点，也了解规定这点的难度。立法的疏漏需要很多司法和学术的努力，希望你们能了解这点。

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的「好人条款」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您认为这条规定是否太过于绝对化了呢？

答：这个条文在别的国家很少有规定。这一条规定实际上是无因管理的特殊形态。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在路上车祸，受伤，去帮助去救助他，他和车祸主失去联系，你开车把他送到医院，这构不构成无因管理呢？它就是无因管理的一个特殊形态。这个问题说管理事务和他（被管理者）构成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把它纳入无因管理的体系里面，就形成了一个无因管理债的关系，再一个呢就是管理人要有一定的注意义务，这个注意义务到何种层度呢？因为它是无偿的，可能就相当于无偿的委任契约；而且要看救助人的情况，如果救助的人是在危险之中，我去救助他，那这个时候我可能注意的层度就一般，我本身也会有很多危险，而且事出急迫。所以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救助在紧急危难的时候，以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限，这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什么呢？不是侵权行为，而是无因管理债务不履行的注意义务。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出在没有一个债务不履行的制度来规范它。这个条文单独成立，但是这个关系通常应该是无因管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