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司法偏见根深蒂固，重要的是先揭示它

[法]让·莱昂·热罗姆《法庭上的芙丽涅》

「美貌经济学之父」丹尼尔·哈默麦什研究发现：美貌具有溢价效应（Beauty Premium），对工作机会、工资收入、绩效考核、职务晋升等皆有影响。

这种溢价，在德国表现为好相貌在工资待遇上可享受最高可达 20％ 的「长相红利」；在中国则表现为女性身高每增加 1 厘米，工资收入会提高 1.5%~2.2%。

想像一下，当「美貌溢价」出现在刑事审判中，会发生什么？纽约时报畅销书  Unfair：The New Science of Criminal Injustice 对此做出了系统性回应，并得出结论：司法领域不公正的结果不是悲惨的例外，而是惯例，而人类心理是罪魁祸首。

每个人的判断都有许多不完美之处，而这些不完美堆积起来又影响了正义的实现。作者亚当·本福拉多以惊人的知识面，温和地传达了这个颠覆性信息：现有的法律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在认知、记忆和判断上的天然缺陷，不公正的要素已经扎根在法律体系当中，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诉讼结果。

以下常见的 9 种判断模式，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当它们出现在法庭上，身材发福，长相不好的人，就不是丢掉工作那么简单了。

1.身体特征对判断的影响

近期研究显示，被告人的体重会影响陪审员的判断，如果被告人是一名肥胖而非苗条的妇女，那么，男性陪审员更有可能作出有罪判决。相比之下，女性陪审员则没有表现出对体重的偏见，男性陪审员对男性被告人也没有类似的偏见。

此外，体态偏瘦的男性往往格外敌视肥胖的女性被告人。他们不仅特别倾向于认定肥胖的妇女比苗条的妇女更加容易犯罪，而且认为肥胖的妇女更加容易再次犯罪。

2.身份标签对判断的影响

假设警方发现一位老人躺在人行道上，另有一个年幼女孩也躺在一边，二人同样奄奄一息，但只有一人能够获救。如果你是赶到现场的消防员，你会倾向于选择挽救其中某个被害人？

尽管我们通常会说，对被害人应当一视同仁，但许多人都会选择抢救那个女孩。原因在于，年幼女孩正处于人生花季，更加牵动人心。曾有研究者对这种悲剧场景进行测试，受访者大多倾向于挽救女孩而非老者或婴幼儿。面临生死抉择，公众之所以偏向年轻生命，实际上隐含着内在的价值观念，即年长者已经经历了丰富多彩的人生，而年轻人还有更多机会对社会做出贡献

我们赋予年轻生命的重要价值，这种价值观同样也体现在刑事司法领域：一旦年轻人被害，我们通常更加急切地为其实现正义。研究显示，当老年人被害时，警察破案的动力要小得多。

3．文字表述对判断的影响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别询问两组经验丰富的法庭科学医师，让他们判定，具有暴力行为史的精神病人琼斯先生是否应该被释放。两组医师审阅的临床评估报告是同一份。唯一的区别是表述方式不同：

表述A（概率）：“类似琼斯先生的患者，实施暴力行为的概率约为20％”；

表述B（相对频率）：“在每100名类似琼斯先生的患者中，约有20人会实施暴力行为”。

实际上，两种表述的信息是相同的。但实验结果显示：以相对频率（表述B）为依据的医师，与以概率（表述A）为依据的医师相比，决定将琼斯先生继续关押在精神病院的数量要多出一倍左右。当人们看到以概率表述（表述A）的人身危险性水平后，对琼斯先生的印象相对较好；但当人们看到相对频率（表述B）的表述后，就会立即想到“有人疯了，正在杀人”，让他们觉得琼斯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4．用预测代替判断

分析下面两个句子：

1.当一位老年妇女登上火车时，卡尔立即给她让座。

2.当一位老年妇女登上火车时，埃里克斯仍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书。

请问：哪个人更有可能对犯心脏病的乘客提供帮助？看起来好像毫无疑问，显然是卡尔。

但是，再来看看这两个句子。它们实际上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准确预测二人可能实施的行为。卡尔可能根本就没看到那名妇女；他也可能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到站，或者他是为了远离旁边哭闹的孩子，从而让出自己的位置。同时，埃里克斯之所以没有让座，可能是由于列车上还有许多空座；或者他看到当其他人让座时，那名妇女予以拒绝；或者他并未看到那名妇女。

可见，我们只是获取了少量信息，随后便快速填补了信息空白，从而得出一个融贯的假说，促使我们评估二人的品性，并预测他们可能实施的行为。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过程得出了此前的答案。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成百上千次地重复这种思维模式。

5.枪支对判断的影响

研究显示，手中持有武器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在一项实验中，被测试者手持一把玩具枪或者普通的物体（例如，皮球），面对着一个大屏幕，屏幕上滚动显示许多人的照片。根据测试要求，如果大屏幕显示的照片是一个暴徒，被测试者就应快速将手持的物品瞄准大屏幕；如果大屏幕显示的是一个平民，被测试者就应当用手持的物品指向地面。

实验结果令人震惊！一旦手持枪支，被测试者更加倾向于瞄准屏幕。同时，如果仅仅是在测试场所显眼位置摆放一把枪支，而不是拿在手中，被测试者就不会有上述过激反应;只有当他们手持枪支时才会如此。

对此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手持枪支作为瞄准器时，导致被测试者将那些模糊不能分辨的物体也视为枪支，这是由于人的感知功能和行动决策功能共用相同的大脑区域。同时也意味着，手持枪支会让人觉得外在环境更加危险。

6.破窗效应——环境对决策的影响

“如果一个住宅的某扇窗户被打破但无人维修，那么，该住宅其他所有的窗户都会很快被打破。”

荷兰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一个街区已有明显的失序情形，那么即便是一些非常细微的改变，都将显著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当该街区出现更多涂鸦时，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小偷小摸行为（研究人员将一张五元纸币放在邮局信箱中，从外面可以看见纸币，结果许多人选择窃取信箱中的纸币）。

城市中的绿地具有与“破窗效应”相反的良性影响。实践证明，罪犯不愿在城市绿地实施犯罪行为。在美国费城，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绿树、灌木和草地覆盖的区域，很少有犯罪行为发生，抢劫和人身伤害案件更是极少发生。

7.信息越多可能越容易作出错误判断

人们通常认为，手中掌握的材料越多，得出的结论越准确。但实际上，仅就拥有较多信息这一点来说，可能只是更加容易为某个错误的命题找到论据而已。如一些政治科学家询问共和党人，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年度财政赤字规模究竟是增加、减少还是维持不变？（实际上，赤字规模是减少的。）那些在政治方面信息非常灵通的人（掌握95％的信息）比信息相对闭塞的人（掌握50％的信息）更容易给出错误的答案。

当人们就里根总统任期时的通货膨胀情况询问消息灵通的民主党人时，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受访者的直觉是其他党派的总统在任期内非常失败，由于有大量信息可以佐证自己的直觉，因此，他们很容易得出带有明显倾向的错误结论。

8.被复仇心理左右的人类

有研究者发现，当棒球运动员看到同伴被对方球员击球打中时，往往会为了报复而随意将球砸向对方的无辜球员头部。研究发现，大约有50％左右的棒球迷认为，击球手在职业联赛对抗中采取这种做法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当本方球员实施这种报复行为时，球迷更加赞同用球砸向无辜的对方球员头部。

这项研究令人担忧地显示出，一旦我们遭受损害，就会试图寻找“替罪羊”，并通过惩罚“替罪羊”来寻求心理平衡，这种心态有时可能会导致我们背离公平正义的要求。抛开现象看本质，这些报复行为并非意外事件、反常现象或者附带损害。它们实际上反映出我们的真实本性，这就是人性的本来面目。

9.身体状态对法官判决的影响

通过对 1000 余份裁决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法官们在每天早晨或者第一次餐后更加倾向于批准罪犯的假释申请，在每天晚上或者休息之后则恰恰相反，批准假释申请的比例逐步降低，直到零为止。此外，犯罪的严重性和罪犯已经服过的刑期，原本应当对法官的裁决产生影响，但实践中却往往对裁决没有任何影响。每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官们开始变得精神疲惫，不再费力审查被告人的申请，而是选择维持现状，从简处理，不断驳回假释申请。连续不断进行决策，将会极大地消耗人的精力。

假设一个法官只被允许批准 2/3 的假释申请。如果他在处理假释申请时，接连遇到 ５ 名表现很好的申请人，那么，他在连续批准 ４ 个申请后，就很难再批准第五个人的申请。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不符合他心理预期的裁判模式。法官的前一个判决可能对后一个判决产生影响，或者法官审理案件的具体时段可能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森舸澜认为「与经济学或哲学等领域不同，司法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关于人类思维的相关发现。」这是一本「及时而重要的书，可以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带入 21 世纪」。

这本书已经有了中文版，就是麦读译丛的第二册《公正何以难行：阻碍正义的心理之源》，点击下图或阅读原文即可购买译者签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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