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实用 而在文化

近日，翻读日本学者加藤喜一新书《中国的逻辑》，其中有两段文字赫然映入眼帘，令我这个身为语文教师的中国人不胜感慨：

“名字与语言是自我认同的核心。倘若‘00后’的小朋友已经有了英文名字，并用它经营自己就有些危险了，必须加以警惕，因为这很有可能逐渐失去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思维观念。”

“中文是文化底蕴很深厚的语言，外国人不好接触，只懂语言远远不足，必须了解背后的文化，这叫做‘学语文’。”

很遗憾，对中文和母语教育有着如此冷静而深刻见地的中国人，实在不多，其中也包括语文教师。

大家知道，1949年之前，“语文”称作“国语”和“国文”。从“国文”到“语文”，一字之差究竟意味着什么？“国文”者，堂堂一国之文也！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根，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根。王丽在《语文丢失了什么》一文中说得掷地有声：“国文唤起的是我们潜意识深处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它使我们从拿起母语课本的第一堂课——开启蒙童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我’是中国人。”

“国文”之文，不外“白话文”和“文言文”这两类。那么，从文化之根的角度审视，谁更有实力、更有资格担当这一使命呢？我想，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三千年的文明血脉，二千九百年横亘在文言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文言才是中国人的文明之根、精神之根、文化之根。

而今，旧邦”正被我们弃若敝屣，而“维新”几乎成了全盘西化的代名词。“旧邦”与“新命”的撕裂，成了当代中国最为深切的文化之殇。

文化之殇，首先是语言之殇。洪堡特指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但是，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民族语言——文言文，却在近代中国猝然断裂，与之同一的民族精神正危若朝露。

但现状却是，在整个小学语文课程体系中，几乎没有文言文教学的丁点地位。

就课程内容来看，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从五年级开始，总共只选用了4篇文言文，分别为《杨氏之子》（五下）、《伯牙绝弦》（六上）、《学弈》（六下）、《两小儿辩日》（六下），4篇文言文加在一起总数还不到400字。就教材分量看，连点缀点缀都说不上。

再就课程评价来看，“课标”所提要求为“评价学生阅读古代诗词和浅易文言文，重点考察学生的记诵积累，考察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词法、句法等方面的概念不作为考试内容。”我们联系整个课标语境，就不难发现，这样的评价要求也只能在第四学段落实。

从1906年废科举之前的私塾读经到现代语文的全面普及，短短的110年时间里，曾经作为古代学子唯一教材的文言文在当代小学语文教学中几近消亡。

感怀触绪，长歌当哭。

文言乃是民族文化的根源。文言包围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长达三千多年，经史子集概莫能外，它在“岁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的历史变迁中早已化作了民族精神的地质层。因此，学习文言的过程，是与一代又一代民族先人的灵魂相遇的过程。

文言乃是儿童精神的底色。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早期经验会对一生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诚如韩军所言：“母语教育，说到底，实际就是‘人的精神培植’，就是‘丰富人的精神经验、丰富发展人的生命个性的教育’，是一种‘本民族文化的教化’。”

文言乃是语言发展的血脉。以为现在的学生只要会写白话文就不需要再读文言文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陆俭明在其《按照学习书面语的规律教语文》中也谈到：“我们的老师辈，不管是工科、理科、文科，他们的语文功底都很好，为什么功底很好？得益于私塾。他们从小阅读背诵了大量的书面语材料，从《三字经》《弟子规》到《论语》《诗经》《孟子》等等。”文言乃是白话的母体、底片，两者的修辞、语法、词汇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的母语乃是全世界文化底蕴最深厚的语言，正是以这种语言文字为基础，才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共同体。文言所世代累积的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民族审美、民族情感等深层语法结构，从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现代语文的基本特征和底层结构。因此，以文言为底子，才能更好地掌握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