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沉默或许是一种习惯性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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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房间里的大象》
读了《房间里的大象》，书名的副题是生活中的沉默与否认。事实上，不仅仅是生活中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社会特别是工作环境仍然有着这样的“禁忌”问题需要面对。
房间里的大象，指的就是人人都心知肚明但没人去说的现象，因为种种潜在的原因而故意熟视无睹。事实上，在每个组织里，往往都有这样或大或小的“大象”卧在那里，因为一些顾虑而没有人愿意去点破。
越是糟糕的组织，“大象”就越多，横亘在组织内的各个空间里。“房间里的大象”有点类似于中国式的“潜规则”，但与之不同的是，“房间里的大象”是人人都知道问题的存在，但都躲着走，就当它不存在；而“潜规则”是私下里人们都承认并默默实行的规矩，不按照做就要被抛出圈子。
在我看来，《房间里的大象》这本书作者缺少对这样一个现象的论述，那就是在一个组织或单位里，“大象”的大小程度往往与组织中领导人物的权威性强弱有很大关系。如果组织中领导者的权威和影响不够大，那么房间里的“大象”很容易像一个气球有被捅破的可能，像皇帝的新装那样，窃窃私语的烈度就越高，顾虑更少地被揭出来。
而一个组织中领导者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越大，中层和基层人员面对一些问题，向领导者反映和提出看法就会有更多顾虑，往往会略过问题，虽然一肚子牢骚，但在领导者面前仍会藏起尾巴去积极表现。工作中的双重人格虽然是扭曲的，但确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组织内的隐秘生存法则。
中层人员即使知道基层的困难和怨气，仍然会尽量选择保守的心态，顾虑会更多。有时中层也是既得利益者，更会考虑自身的状况，而不会将所有的情况都与领导者深入地畅所欲言。于是，“房间里的大象”还是继续存在着，并不会减弱或消失。
解决之道，也许就在于组织的领导者能够看得见那头“大象”，如果看不见，那么领导者就与“皇帝的新装”的主角一样，要等着哪天有个天真的小孩出现。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
刘瑜为译著《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伊维塔·泽鲁巴维尔著，胡缠译)所写的序言。
人们常说，沉默是金
很多时候，人会被习惯和情绪所无形控制。沉默久了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中国社会习惯明哲保身，说多错多，活着就是好事。只要自己和家人没受伤害或大伤害，对很多恶事也是无所谓的。“莫管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直到有一天，当黑暗延伸到自己，才奋力嘶喊，看到的也许是当日自己的“无所谓”。有一句话说的好：你可以不勇敢，可以不说真话，可以逃避;但是不要阻止那些善良而又有勇气的人们说话，以及为了他人而付出的血汗。当一些人为了这个社会在付出的时候，请不要嘲笑他们的“卑微”和“愚蠢”。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
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
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选择沉默只是害怕被人群孤立
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
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