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人欠夏文运一句感谢？”夏文运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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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每到8.15或者9.3纪念抗争胜利，国内大大小小媒体都喜欢把一个叫做“夏文运”的人拖出来表扬一番：
这位夏文运又名何益之，笔者过去读《李宗仁回忆录》时，这个名字颇为引人注目。但现在网上这些文章只提此人为台儿庄提供了军事情报，其他事迹一律率略。而且，这些网文大多借李宗仁之口称何益之为日军翻译，但文中往往还提到他还担任过伪山西省建设厅厅长——按惯例，这类头等肥差要留给与日本人关系深厚的本省高级汉奸（如伪河北省建设厅厅长陈曾栻，滦县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伪冀东政府秘书长，大汉奸殷汝耕的亲信，之后还成为伪河北省省长），怎么会给区区一个翻译呢？
李宗仁回忆录
更何况，一个翻译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得了日军“机密情报”，能够让李宗仁信之不疑，用来指导战役决策呢？
下面，笔者整理了这位“七个字消灭两万日军”“的 “谍报英雄”履历，看看是不是真的“四万万国人欠他一句谢谢”（网文夸耀）。
1 日占区第一代知识分子
夏文运1905年出生于刚刚成为日本“关东州”的大连金州，少年所受全是日本奴化教育，从公学堂，旅顺师范学堂，广岛高等师范，到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他这份履历可谓平步青云，让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羡慕不已。但毕竟他是一个日本精英视为外人的“归化民”，因此，他与其他帝国主义殖民上知识分子类似，都有一种“认同困惑”。
而且，日本殖民地“统治艺术”远不如英国这样的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华民族自我构建却远胜印度斯坦，所以，虽然夏文运终其一生并不以做中国人为荣，却正确地理解了日本人为何看重自己——中日之间的“两栖性”。所以他并没有死心塌地的做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而是以“和华桥梁”自诩，一生在中日之间投机。
夏文运
在918之后，夏文运很快就被日本昭和参谋们看中，成为 “支那谋略”的重要工具，他被安排给关东军不完全放心的中国军阀做“秘书”，监视其动向。他第一个“上司”是马占山，马起义后，又被指派给张景惠做军政部秘书，专门负责和关东军“打交道”。但实际上，他在多田骏军事顾问直接领导下，与花谷正，桥本欣五郎，根本博等人做同事，享受日本中佐待遇。在伪满人员的回忆中，夏文运始终是“日系官员”，地位不是伪满汉奸可比。
时任伪满军政部部长的张景惠
到了1935年，夏文运作为“伪满洲国军政部秘书”帮助梅津美治郎完成何梅协定的中文版本撰写工作后，因为与白崇禧侄儿白维义关系密切，而被关东军“借调”去协助驻广东武官，和知鹰二中佐进行所谓“西南工作”。从这里开始，夏文运脱离了关东军及伪满建制，成为直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的高级特务。
2 皇道派先锋
在介绍他十年特务行动之前，需要先说明一下当时日本陆军内部所谓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战略冲突。皇道派的战略主张是以满洲为基地向北进攻苏联，而统制派要求扩大“中国事变”范围，最终与英美开战夺取东亚控制权。前面与夏文运相关的比如桥本欣五郎，根本博，和知鹰二等人都是皇道派人物。
参与二二六事变的日本军人
虽然皇道派在226事变后失去了问鼎日本陆军最高权力的机会，但靠着日本陆军死板的年资晋升规则，参与事变的中层参谋们依然一步一步成为将级军官。夏文运作为皇道派忠诚外围成员，也一直跟随这些位高权轻的皇道派将官们进行着“中国谋略”，以拖那些实权统制派的后腿，所以夏文运积极参与西南事变，冀东事变，抗战中前期作为梅机关主要负责人，长期与国民党政府高层保持联系。
3 与军阀谈笑风生
夏文运与和知鹰二同去广东，是因为胡汉民在陈济棠压力下前往欧洲考察，半独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1931年-1936年 粤桂两省对抗南京的联盟）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关东军认为局势有机可乘，想要说服陈济棠与李宗仁一起反蒋北上。当时广州作为半独立政府，日本并没有派驻正式机关，所以夏文运当时在广州实际上接近于大使代办，有时与和知鹰二一起会见西南政务委员会高层，有时单独与低一些的广东官僚商讨具体“合作”细节，乃至安排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高级军官与李宗仁或陈济棠秘密会晤。
1936年初，胡汉民从欧洲返回，“西南工作”进入高潮，胡汉民亲笔写信，表示愿意与宋哲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结盟，在日本支持下，南北夹击推翻被视为英美傀儡的蒋介石政府，并提出：政治平等，军事同盟，外交一致，协商满洲地位四项原则，但要实现以上几点，需要日本出资5000万元保证“粤日合作”的稳定。
西南政务委员会高级成员们
该信由胡汉民交给夏文运转给当时已经回日本述职的和知鹰二，并最终送到了时任陆军总参谋长闲院宫元帅手中。但当时日本大藏大臣是高桥是清，他来自反对陆军盲动的政友会，所以坚决不肯出钱。经过一翻折腾，决定由满铁总裁松岗洋右拿出1000万“首付”，谁知这时胡汉民于1936年5月突然死于脑溢血，随即爆发六一事变，陈济棠倒台蒋介石控制广东，日本人的“西南工作”彻底失败。
在进行西南工作的过程中，夏文运与当时在广州闲住的李宗仁来往甚多，而和知鹰二作为反对扩大对华侵略的皇道派，也乐意和李宗仁这样有实力的反共军阀打交道，所以有意让和夏文运透露一些所谓日军内部情报，并让李宗仁在面对土原肥或者板垣征四郎这样统制派人物时能够有所应付。但如李宗仁回忆录中所谓
多次见面之后，我觉得得他为人正派、年轻热情，不理解他何以竟甘心事敌，便秘密着人约其去私邸一谈。很诚恳地问他，“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闻听此言，夏文运顿时泪下，诉说了自己九一八事变后入关投效失业、后来为日本军部罗致充当传译的经过。
我又问：“全面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你希望不希望替祖国尽点力呢？”夏文运表示“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李宗仁见他出语诚挚，私下约定要他做我方情报员刺探日方机密。夏文运一口允诺，并谢绝任何报酬。
夏文运本人的回忆录也记录了这段历史，和李宗仁所说完全不符，而且从夏文运的履历来看，也绝无 “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的可能。但双方的回忆可以确认，日本和桂系借夏文运保持了密切联系，为后来夏文运和和知鹰二在抗战中进行对国民政府诱降提供了可选方案。
日军西南工作结束之后，夏文运因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和伪冀东自治政府头目殷汝耕相识，便前往天津，担任察冀委员会，天津市，伪冀东政府三方的“特别顾问”，奔走于日本军、宋哲元的察冀委员会，伪冀东自治政府三方之间，但实际上他依然是日军鹰犬，每当各种“事件”日军需要和中国当局交涉时，都是日军先通知夏文运出面联系相关官员，并经常指名要求他担任翻译。为此殷汝耕专门在天津日租界和北京东交民巷给他购买两套豪宅建立所谓“特别顾问处”。
4 多个朋友多条路
日军四大对华情报组织，分别是针对华北，尤其是吴佩孚的“松机关”；针对华东，专门负责诱降汪精卫的“梅机关”；针对台湾与福建的“竹机关”；以及面向华南，针对桂系，粤系的“兰机关”。七七之后，夏文运与和知鹰二一起在陆军省授权下，成为“兰机关”的开创者。
日本昭和军阀的惯例，一开始各机构明确分工，随着时间与战争进程的变化，各组织逐渐军阀化，必然要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相互渗透、内斗。在日本对华情报组织这个大框架下，主要矛盾是梅机关与兰机关之间争夺“对华诱降”权。由于兰机关的主要诱降对象是作为军阀的蒋介石与李宗仁，再加上皇道派本来就倾向于扶植中国军阀，所以兰机关自然愿意提供一些军事情报，让蒋介石与李宗仁能够在面对日本进攻时能够有所作为，不至于让他们作为诱降对象看上去价值太低。而就李宗仁来说，这样直接来自日军高层的情报非常重要，往往比国民党无能的情报组织更可靠。如他回忆录里所言：
“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接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和知鹰二
但最终，和知鹰二与夏文运机关算尽，还是被对手影佐祯昭的“梅机关”捷足先登，成功诱降汪精卫。蒋介石愤而切断了对日沟通渠道。而夏文远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不了解军统局局长戴笠——认为其只是一个小小少将而将其怠慢，导致抗战后快速被捕。
影佐祯昭
随着汪精卫伪政府的建立，和知鹰二被调往台湾，对华情报机关全部归于影佐祯昭，夏文运被影佐嘲笑一番后，接受满洲“老友”花谷正的邀请，跑到太原担任伪山西省建设厅厅长。夏文运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故意避开了在山西这三年情况，而就笔者翻翻阅资料，无非是贩卖鸦片，签发民工给日军修碉堡之类。和他之前“丰功伟绩”比，确实不值一提。
抗战胜利后，夏文运从太原逃回北京，投靠了担任行营主任的李宗仁，在他帮助李宗仁收刮日本人与汉奸所谓“逆产”时，被戴笠抓住，关进大牢，准备以汉奸罪起诉，但很快戴笠飞机坠毁，他得以逃脱，继续给李宗仁担任日本问题顾问。
到了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他自知罪孽深重，准备卖掉所有房产逃亡日本，因此被怀疑为投机客关进拘留所，却因祸得福。被他曾经援救过的吴克坚认出。吴克坚时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要求夏文运承诺为北京方面提供日本情报，送他借道香港回日本。在日本，他碌碌无为并在1978年老死。
5 乱世掮客
回顾夏文运的一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民族意识淡漠（混乱）的情报贩子。那些所谓的“抗日贡献”，在他自己看来，不过是因工作需要而转手的定向信息。从生到死，对夏文运来说，民族大义固然不存在，东亚共荣也不过是个笑话，只有自己编织了一辈子的关系网是别人拿不走的财富。这是一个典型的的乱世政治掮客。李宗仁和他勾搭，只能说是民族本分，就算不比其他军阀更无耻，但也绝对说不上光荣。
最近的网文，之所以把夏文运吹成抗日英雄，本质上还是吹桂系，吹民国军阀，认为旧时代“大人物”可以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为他们做什么都是深谋远虑，为国为民。所以，与日本特务机关做交易被渲染成丰功伟绩，负责执行的政治掮客也必须成为英雄。
不破除抹杀阶级矛盾的英雄史观，早晚我们还会“欠”很多汉奸间谍一句感谢。
此人是双面间谍？曾是戴笠的心腹，晚年却获邓小平张爱萍接见
在近代史上提起特工间谍，大多数会想到特务头子戴笠，是个谜一般的人，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戴笠有一个心腹部下，他的身份比戴笠更为扑朔迷离。
戴笠的身份再隐秘，好歹知道他是一心为蒋介石工作的，然而戴笠的心腹沈之岳，却令世人看不透，他究竟在为谁工作？他是军统特务还是红色特工？
沈之岳是浙江仙居县人，1930年5月，17岁的他进入中央军校第八期学习，后来又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受我党的革命影响，积极的开展工人运动。
没想到在一次工人罢工运动中他被逮捕了，不过沈之岳并没有害怕，而是搬出了许多国民党大员，自称是这些高官的亲戚，令特务对他不好下手。
最终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马，识破了沈之岳的伎俩，但很欣赏他的胆识，在一番沟通之后，沈之岳加入了戴笠的情报系统，开始潜入延安。
1937年，沈之岳接受了戴笠的指示，潜入延安之后，一是搜集情报，二是相机刺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只要干掉一个就算是完成任务。
1938年4月，机会来了，沈之岳化名沈辉，跟随一个教授访问团到了延安，并主动请求留在延安，当时延安的保安处还对他进行过几次严格的政审，不过都没有发现他的异常。
后来他还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沈之岳在延安的表现引起了康生的兴起，康生对沈之岳很是欣赏，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康生曾是我党早期非常厉害的情报人员。
在康生的过问下，沈之岳加入了我党，之后他的行动就更加便利了，在后来的一段时期里，他还给毛主席当过秘书，但他却没有执行戴笠的任务。
对于这个原因有很多种说法，但他确实向国民党传递过不少情报，但情报的泄露也引起了我党和毛主席的警觉，沈之岳在延安潜伏了不到三年时间。
据沈之岳晚年自己透露，他是在1941年身份即将暴露时回的重庆，此后深受蒋介石器重，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继任的蒋经国也对沈之岳非常器重，视其为首席特工。
但令人奇怪的是，1990年，77岁的沈之岳身患前列腺癌，后来病情严重，他还回到大陆寻医问诊，在大陆时他受到了邓小平和国防部长张爱萍的接见。
张爱萍称其是“一事二主，两边无伤”，令人实在捉摸不透，沈之岳究竟为谁工作？1994年2月14日，沈之岳在台湾病逝，享年81岁。
抗战中的碟中谍，中国密码特工，不仅破译日军密码，还是双面间谍
在二战期间，除了明刀明枪的热战，隐蔽战线的斗争更加激烈，从某种方面说，情报战比热战更加残酷，因为这是一场智力的斗争，如果失败，就说明失败者在头脑领域的落后，在很多人看来，头脑落后民族不值得同情，所以各国情报战都是斗争的重头戏。中国和日本，在二战期间就进行了一场互相不服的情报大战。神奇的一点是，中国的密电检译所，除了破译日军密码，更是潜伏了一大批双面间谍。
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发现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有问题，日人秘密建立了大功率无线电台，直接跟东京外务省联系。日人气焰嚣张，其派驻我国各城市的外交人员，明目张胆地向日本国内发报，频率极其频繁。日人的过分举动，激起了中国当局的警惕。
1934年秋天，交通部电政司开始行动，组建了密电检译所，负责人是温毓庆，相关资料显示他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温毓庆毕业于哈佛大学物理系，相关知识储备足够，他在军阀混战的中原大战时期就开始从事破译密码的工作。温毓庆是个有心人，他从很早时就开始搜集多种日本情报，比如日本大使馆人员在上海电报局收发的电报，以及香港电报局获取自香港的日本电报。
为了应对日本不断增加的情报，温毓庆招募了王维钧，温毓庆的打算是：这个曾在上海国际电信局当自己部下的老相识，虽然是化学系的高才，并非数学或者密码专业，但个人能力很突出。但温毓庆不知道，其实王维钧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这个身份深深影响了情报战的胜负。王维钧到密电所的时候，人力不足，为了加大破译进度，王维钧介绍来了一个大学好友杨肆，杨肆是密电所唯一的跟密码有关的数学系人才。
杨肆比较厉害，对数字很敏感，尤其擅长排列组合，没过多久，就破译了日本外交领域的密码。使用的比较复杂、重要的密码了。日本外务省以及在其华人员对华外交上的一些指示和行动，杨肆全部从密电中破译。
后来抗战爆发，密电所撤退到重庆，开始研究日本军用密码。在王维钧帮助下，杨肆先后破译了日本太平洋舰队的无线电讯联络码，以及侵华陆军、空军的密码，因为日本关东军使用另一个密码系统，杨肆始终没有破解，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后来国内密码破译团队合并，密电所的密码破译人员增加到近300人，一时间各路高手云集，很快就攻克了日本大部分密码。当时武汉的日本飞机只要一从机场起飞，密电所就知道他们出动的机群数量、飞行方向以及轰炸目标。密电所会将轰炸信息告知重庆民防部门，但由于民防部门运转不灵，组织不力，导致重庆受轰炸损失惨重。
在温毓庆掌管密电所的时期，他要求密码破译只针对日本，不针对国内。这一点引起了当局不满，最终将他撤掉。后来密电所破译了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的密文，这是一段众所周知的轶事。1942年10月，王维钧辞职，离开了技术室，回到交通部，此后再也没有从事国密码工作。建国后，王维钧担任化工部第11化建公司总工程师，还成为了九三学社成员。当然，王维钧之所以能够再次被重用，是因为他杨肆还有一重秘密身份，小编就不多说了，您基本可以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