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全民参与的“除四害”运动：麻雀是怎么被“平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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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广泛掀起的爱国卫生运动中，一项中心任务是“除四害”。“四害”都包括什么？麻雀又是什么时候退出“四害”、得到“平反”的？
1957年底，宣传队向群众宣传“除四害”。
▲1956年1月26日，《北京日报》1版
1958年2月11日，《北京日报》5版
1957年，“除四害”运动在市民中广泛展开。西单南长街居民周永泉向街道干部们介绍用脸盆捕鼠的经验。高宏/摄
▲1958年1月11日，《北京日报》2版
1957年12月13日，《北京日报》2版
▲1957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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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初，海淀区捕雀能手唐庆禄热心地向前来求教的人传授捕雀经验。
▼1958年1月5日，《北京日报》3版
▲1958年1月21日，《北京日报》3版
▲1957年冬，海淀区蓝靛厂中心小学的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在地里挖鼠洞捕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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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9日，《北京日报》2版
▲1958年春天，捕雀大军战斗在昆明湖畔。
1958年4月16日，《北京日报》1版
▲1961年8月24日，《北京日报》2版
“除四害”写进农业发展纲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全国掀起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根据本报1956年1月26日1版的报道，《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正式提出“除四害”这项重要任务。纲要中要求，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当时为什么要提出“除四害”？
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曾谈到，大家都知道在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经由老鼠、苍蝇和蚊子传染的。解放前人民谋生都很困难，当然没有力量去除四害，因之，死于鼠疫的在1939年到1948年就有2.3万多人，疟疾患者估计每年就有5000万人以上。而消灭麻雀则是为了保护庄稼。老鼠盗食粮食的情况就更严重，并且老鼠还会损害农作物，损坏建筑，破坏堤防，咬坏杂物。为此，党中央和毛主席才会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十七条中提出“除四害”这一任务。（1958年2月11日《北京日报》5版，《除四害 讲卫生 造福人民 造福子孙》）
趋势全面整治环境
很快，北京就掀起了“除四害”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3月1日到9日，全市人民捕鼠14.5万多只。各区居民都设置了捕鼠工具，积极投入捕鼠运动。一些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工商业户也开始行动起来。后来几乎达到全民参与的程度。（1956年3月12日《北京日报》2版，《全市在本月头九天里共捕鼠十四万五千多只》）
1957年12月，开展冬季“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全市十个区就
民间频出捕鼠捕雀高手
高手在民间。在“除四害”运动中，涌现出很多捕鼠、捕雀高手。例如，海淀区火器营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捕雀能手唐庆禄在1957年冬季“除四害”的运动中，用网和酥油胶捕捉到麻雀9700多只。
当时还有个捕鼠模范，名叫刘振凯，一直坚持和老鼠战斗，先后有1000多只老鼠在他的手中丧了命。
当时，本报还多次图文并茂地刊登了各种捕鼠捕雀的方法，以方便市民学习、使用。
鼠尾巴上的形式主义
在这场如火如荼的“除四害”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本报1958年1月21日3版刊登的读者来信中，北京林学院的张中就反映：“有一天我到东郊去，路上碰见几个小学生在场里捉老鼠。一个小学生发现一只老鼠，大家一齐围剿，但是，当他们发现这是只秃老鼠没有尾巴的时候，就把它放跑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一个小学生回答：‘老师叫我们打了老鼠交尾巴。没有尾巴要它干什么。’我说：‘没有尾巴，也是一害呀’。他们点头笑了。由此可见，这位‘尾巴主义’的老师，还没有把‘除四害’的道理，跟学生们讲明白。”（1958年1月21日《北京日报》3版，《老师是“尾巴主义” 学生放走秃老鼠》）
麻雀得到“平反”
随着社会生活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四害”名单也在更迭。麻雀退出“四害”名单的过程，更是体现出人们对自然界平衡关系的逐步认知。
“除四害”运动中，北京开展过多次全市范围内的突击围剿麻雀战役。
1958年4月19日至21日，北京集中围剿麻雀，专门成立了首都突击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并发布了全面围剿麻雀的战斗计划。作战方法包括施放毒饵、火枪伏击、夜间掏堵等。（1958年4月16日《北京日报》1版，《全市围歼麻雀大战就要开始》）
当时把麻雀定义为“害鸟”，主要是因为麻雀“与人争粮”。但一些科学家认为，麻雀的利害要长远看。
本报曾发表文章《关于鸟兽的益害问题》。文中提出，一种鸟兽对于人类是有益还是有害，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并引用罗泽洵、郑作新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鸟兽益害问题的商榷》一文中的论述，“就麻雀而言，对农作物为害虽大，但它在繁殖期中主要吃虫，冬寒季节还兼吃杂草种子，因而还有一定的益处。”
科学家们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60年4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特地对麻雀问题作了说明，“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1960年4月7日《北京日报》2版，《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
大会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此前修正草案第二十七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修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1960年4月11日《北京日报》2版，《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蟑螂”被并列为四害之一；之后，臭虫的危害逐渐减少，在“四害”中，臭虫彻底被蟑螂取代。
直至今日，“除四害”仍是北京市的重要卫生活动，市爱卫会每年都会定期组织集中灭蟑、灭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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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为何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发起“除四害运动”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场被后人称作“人民战争”的除四害运动，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席卷中国大江南北。全民参加这场爱国卫生运动当中。
起因一:
1949年到1952年，为了改变旧中国不卫生状况和传染病严重流行的现实，在全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卫生运动。
起因二:
1952年2月 29日，美国飞机14批148架次侵入我国丹东、抚顺、风城等地。先在抚顺后来在其他地区散布带有病毒、细菌的昆虫，这是我国初尝细菌武器的“滋味”。在此之前，美国已在朝鲜战场使用了这种武器。
3月8日，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14日，政务院128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同年底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其他病媒昆虫。12月8日至13日，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这一题词后来被广泛使用，只是把最后一句删掉了
起因三: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文中就指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这里，乌鸦是暂缓死刑、有惊无险，麻雀等“害鸟”已在劫难逃。
过了一个月，这十七条扩充成了四十条，就是1956年1月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二十七条是：“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7年九十月间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这次全会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七条后面增加了“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比起初次公布的草案来，这里对打麻雀网开一面：林区或城市里可免一死。因为有科学家对于把麻雀定性为害鸟表示异议。
中央命令正式下达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 《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使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健强，转落后为先进。1958年是全国向四害和疾病大进军的第一年。各基层单位每星期、各大单位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检查评比一次。指示发出后，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
指示还公布了计划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市：北京定为两年，河南定为三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江苏定为四年，山东、山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甘肃、辽宁和黑龙江定为五年，安徽定为五至八年。于是，“除四害”运动就像一场“人民战争”，在中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中央一声令下，各地运动如火如荼，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毛主席“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细菌战”的伟大号召。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短短4个月内，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儿童，全国人民投入到这场运动中。
1958年3－4月全国掀起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麻雀遭到了灭顶之灾，各地人们根据部署，停止工作和学习，在指定的地点轰赶麻雀，人们不停的敲锣打鼓，大声地呐喊，组织要求做到让麻雀一刻也不能停歇，活活地累死。中国科学院有2000多个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战斗”，包括有的鸟类学家，他们是一面指挥“战斗”，一面也在轰赶麻雀。北京市和上海市3天内就号称分别捕杀麻雀40万只和50万只。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4月21日发表了《咒麻雀》一诗。诗中称：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除了敲盆敲鼓之外，还安排用猎枪、弹弓射杀麻雀，还有投放毒饵毒杀、放火烧麻雀窝等等
随着小麻雀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大多数人没有料到的恶果出现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政治气氛的缓和给小麻雀也带来了一缕春光。1959年上半年，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展了有限纠“左”工作，知识界沉闷的气氛也有所缓和。以郭沫若为首的一批历史学家，发表文章为曹操翻案，当时影响很大。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趁势说，既然曹操可以翻案，麻雀为什么不能平反？为麻雀平反，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麻雀狱案”终于被提上了日程。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次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在这场爱国卫生运动中，全国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共扑鼠4400多万只，消灭 蚊、蝇、蚤共200多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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