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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苏珊魏格林·施维德茨克 |《喜欢中国历史和历史学的人都不能忽视的一部巨著：读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中古史·编者按
王学典先生，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现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新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并兼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等职。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主编有《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由王学典先生主持编纂，陈峰、郭震旦、姜萌撰，出版于商务印书馆，2014年。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总四册，分1900～1949和1950～2000两部，按年份顺序撰稿，便于搜索与记忆。全套近200万字，将20世纪中国史学之重大事件与重要著述，堪称百年史学之“历史回顾”、“世纪盘点”。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上下册）以20世纪前50年中国史学重要事件和重要著作为主，凡与史学变化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也酌予收入。该书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该书取材力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展现其整体学术面目，同时也有所倾斜和侧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上下册）以20世纪后50年中国史学重要事件和重要著作为主，凡与史学变化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也酌予收入。该书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该书取材力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展现其整体学术面目，同时也有所倾斜和侧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
苏珊魏格林 · 施维德茨克（Susanne Weigelin Schwiedrzik）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教授，专攻20世纪中国史学、中国和东亚近代史、中国历史记忆以及中国政治。该文原刊于《二十世纪中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1月第1期，第44卷。中文译稿刊于《鹅湖月刊》，2020年4月总第538期。
谨以此文致敬王学典先生！
王学典先生
阅读王学典主编的四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堪称一场中国百年学术之旅的探险。在这场旅程中，读者能发现诸多重要事件、知名学者和学术论争的精彩而珍贵的细节。掩卷沉思，读者会重申法国汉学家施维叶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经典论断：中国的历史书写始终处于所有政治和伦理问题争论的中心。1953页皇皇巨著记载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信息，反映出中国学术界自二十世纪之初以来所发生的关键性争论。这些争论常常与政治事变相伴，在平静时期也能显现政治混乱即将到来的动向，在危机时期则构成激烈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细致阅读这四卷著作，读者可以把握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发展变化的内核，其中，这一时期更多的和以往一样，是借助于过去的历史来获得与阐明当下斗争的合法性。
该书主编对其课题极有见识，他属于一生致力于探究史学发展根本性变革的少数专家之一。中国传统史学的变革由梁启超在1902年所发表的名著《新史学》所开启。王学典是山东大学教授，撰写了许多关于近现代中国史学、史学理论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发展的专著与论文。他因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而驰名学界，也因质疑1990年代以来“回到乾嘉去”的实证风潮而备受学界关注。后者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以考据训诂为世人所熟知，专注史料的搜集、注释及编纂，而非阐释。王学典尤其以敦促主流史家克服其长久以来的“战时心态”，呼吁重建中国史学研究的新范式而蜚声学界。在这一语境下，王提到的一个讨论是“新左派”代表汪晖和“自由派”代表秦晖关于“中国版本的现代性”的争论。在面对这些争论时，王学典不像他的一些同道那么激烈，譬如不像沙健孙和龚书铎那样曾严厉谴责那些不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立场的史学家，并认为这些史学家甚至不敢公开阐明自己的理论预设。
在前言中，王学典解释道，编纂史学编年著作比最初预想的要艰难得多，以至于从最初策划到最终出版耗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然而，他们日益确信，100年来史学领域产生了如此之多有价值的论著，需要收录到这部编年著作中以便于后人更能轻而易举地登堂入室而不至于抛却脑后。他和他的团队始终坚持这一学术追求，并将最初计划付诸实施。这部史学编年著作，确实证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文献卷帙浩繁，尤其是它显示，在中国历史学家当中，从史学理论角度写出和出版的论著数量要远超外国读者预期。这些外国读者主观推测中国史学家整体上对史学理论不感兴趣，也不喜欢理论争辩。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尽管没有言明，王学典编纂背后的一个依据会令那些主观推测的外国读者所惊奇：王对书写历史的方法论有特殊兴趣，因此选入了那些有助于中国历史学家探索二十世纪历史书写根本方向和方法论的文章。在该史学编年著作中被选出来介绍的文章多数介入了两派学者的争论，前者选择投身于考据学传统，被王学典称为“新汉学”，后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被王学典称为“史观学派”。深入阅读可以发现该史学编年收录的著述阐释了二十世纪上半期“新汉学”学者是如何主导学术进程的，同时，也阐释了“史观学派”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是如何发展，又是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扩大其影响力的。中共政权成立后，史学家的争论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分裂成不同的学派，在这些历史学家中，如郭沫若、尹达、林甘泉等为理论指导的公式化倾向辩护，翦伯赞、吴晗、范文澜和黎澍等对这一方法固有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警告。自1960年代开始，这一斗争越来越明显，最终演化为文革之前和文革早期戚本禹和林甘泉等作者对翦伯赞和吴晗发起的公开批判。很多“新汉学”的历史学家在文革期间去世；他们的对手，如戚本禹、尹达和关锋，因在文革中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而成为政治新星，被选入文革小组。然而，当与“学术权威”的斗争及其经历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不再重要，历史研究不再被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时，他们犹如彗星划过天际，疾速坠落。1976年以后，选择考据学方法的历史学家迅速壮大，一直到数年前，明确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家已极为罕见。马克思主义看起来在中国史学界似乎销声匿迹了。在国学新热潮兴起的语境中，以陈寅恪为偶像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获得了广泛影响力，与此同时，西方史学，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被相当数量的年轻历史学家所接受。尽管如此，“史观学派”的历史学家还是利用两个机会发出了他们的声音：一是，他们批判金观涛所提出的超稳定结构理论，金在1989年前的发声基调，形成了备受争议的纪录片《河殇》的叙事基础。二是，他们驳斥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告别革命”的建议。按照王学典收录的文章，批判李和刘的三个主要作者目前是中国史学会的负责人——张海鹏和另外两位带头的历史学家，刘大年和蒋大椿。王学典对这些文章的选择证实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背景下书写中国历史的“新汉学”方法仍令人惊异地持续存在着。
Cai Hesen (蔡和森 1895–1931)Liu Danian (刘大年 1915–1999)Chen Mengjia (陈梦家 1911–1966) Liu Shipei (刘师培 datesunknown)Chen Qineng (陈启能 1934–)Liu Zaifu (刘再复 1884–1919)Chen Yinke (陈寅恪 1890–1969；alsopronounced Chen Yinque)Lü Zhenyu (吕振羽 1900–1980) Luo Zhitian (罗志田 1952–)Deng Tuo (邓拓 1912–1966) Qi Benyu (戚本禹 1931–2016)Fan Wenlan (范文澜 1893–1969) Qin Hui (秦晖 1953–)Fu Lehuan (傅乐焕 1913–1966) Qu Lindong (瞿林东 1937–)Fu Sinian (傅斯年 1896–1950)Qu Qiubai (瞿秋白 1899–1935)Ge Zhaoguang (葛兆光 1950–)Sang Bing (桑兵 1956–)Gong Shufeng (龚书铎 datesunknown)Sha Jiansun (沙健孙 1934–)Guan Feng (关锋 1919–2005)Tao Xisheng (陶希圣 1899–1988)Guo Moruo (郭沫若 1892–1978)Tu Ji (屠寄 1856–1921)Hu Shi (胡适 1891–1962)Wang Hui (汪晖 1959–)Jian Bozan (翦伯赞 1898–1968) Wang Qian (汪篯 1916-1966)Jiang Dachun (蒋大椿 1940–2015) Wang Xuedian (王学典 1956–)Jin Guantao (金观涛 1947–) Wu Han (吴晗 1909–1969)Li Da (李达 1890–1966) Yang Zhenhong (杨振红 1963–)Li Dazhao (李大钊 1888–1927) Yin Da (尹达 1906–1983)Li Shu (黎澍 1912–1988) Yu Yingshi (余英时 1930–)Li Zehou (李泽厚 1930–) Zhang Haipeng (张海鹏 1939–)Liang Qichao (梁启超 1873–1929) Zhang Taiyan (章太炎 1869–1936)Lin Ganquan (林甘泉 1931–2017)
在该史学编年著作中的第一部分，我们发现收录的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著述，包括很多熟悉的名字，譬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等，这显著地反映了“新汉学”研究者的成就。同样这本书也记录了早在1920年代“史观学派”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表述，如李大钊、郭沫若、蔡和森、瞿秋白和李达等。由陶希圣所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帮助“史观学派”扩大了阵地，使他们在历史研究领域更为显赫。陶希圣作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深受历史唯物主义启发，但他始终没有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阵营，而是在一段时期内投靠了汪精卫。在他们填补了“新汉学”学者不能也不想填补的空白后，影响力开始增长。考据研究者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在史料中探寻历史真相，宁愿钻研“小问题”也不愿铺陈宏大叙事，他们的“史观学派”同仁则从事解释大局的叙事而非探究细节。令人欣喜的是，在该史学编年著作收录的条目中，我们发现两个不同阵营的历史学家互相评论彼此的全部著述，由此发展出意见卓异和富有代表性的同行评审文化，对喜欢了解两派学术研究进路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以前未被发现而被忽视的珍贵资料。该书所编列的二十世纪40年代，几乎每页都涉及的“史观学派”，即将在新中国成立后独占鳌头，事实上他们早在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便以主流学派的角色屹立于民国史坛。这个时期被王学典在其相关论作中称为“转变期”。
此外，王学典认为，根据他的评估，如果某些论作在整体学术面目上反映了史学的新进展，或者具体地代表了史学某专业领域的出现，如文化史、社会史和经济史领域的内容，那么这些论述也将被纳入。在这一语境中，他看起来对1911年开始发展的少数民族史领域颇有兴趣，当时，学者型官员屠寄以个人收藏的历史文献和1895年黑龙江之行中的观察为基础，编纂了58卷的《蒙兀儿史记》，开启了用汉语书写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如果仅仅与对1949年之后的相关研究相比，这一特定领域的著述也堪称辉煌，且非边缘化生产。以同样的方式，王也提及了1904年1月份出版的中国第一本女性杂志《女子世界》，该杂志载有关于历史上英雄女性的文章，但1949年后这类出版物并不多。然而，与将史学演变作为专门的学术史研究领域相比，这些被收录的著述的用处在于将很多重要的选题以研究策略而非研究结果和结论的形式介绍给了读者。这再次显示王学典关注历史书写方法，从而使我们了解历史书写中经常被隐藏和忽略的方面。
总之，王学典编纂的四卷《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对于希望发现新的资源、新的材料和新的视角的中国史学家来说，是非常有趣有益的读物。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者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会更清晰地了解：既往历史书写的争论是追溯近现代中国思想发展最重要的部分。对该领域的初学者来说，大多数条目的评论性信息非常丰富，且毫无偏见。这些评价判断对一定时期内某一著述产生的影响力做出了概述，使得对于某些史学主张和思想的鉴别变得更容易（其中一些条目，非中国背景的中国史学领域专家在没有中国同事的帮助时也难以评估）。从技术层面的操作来看，这本编年体著作，没有索引帮助读者从不同的视角展开阅读，譬如，关注一个人和他或她多年的著述，或者关注一个分支领域及其不同时期的发展。当然，在电脑的帮助下，这种索引可以被创造出来，这一索引的缺失不论对读者还是编者都是有待补充的，如果有索引，这一巨著更会广受赞誉和使用。另外，按照王学典的选择，对中国之外的读者来说，除了保罗·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并没有其他非中国背景的中国史专家的著述被认为有资格收录到史学编年中。中国以外的中国背景的历史学家，余英时有相当多的条目被收入，余英时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被列入极为重要的事件。此外，中国史学最近的发展，譬如，性别史学、环境史和当代史，以及使用口述历史方法、以调查性新闻报道为基础的著述也应有所收纳。王学典在其编著中所建构的图景是二十世纪早期这一领域所创造的图景，并在其存在的最初100年中繁衍生息不断变迁，但都没有超越它肇始之初十年所厘订的叙事界限的划分。
在特定限制下，这部编年著作是对两种截然相反的史学观念极难平衡的结果，一种观念认为历史学必然受政治影响并反作用于政治，另一种观念认为历史学是一种独立的学术形态，把学术本身视为目标。对于那些对政治和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强烈兴趣的人来说，还有更多的条目可以被添加到这部编年体著作中；对于那些超越政治局限从纯学术的角度看待中国史学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王学典所做的选择肯定不会让每一位读者都满意，但这部作品仍然是一个极有助益的工具和信息来源，是每一位喜欢中国历史和历史学的人都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