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苏镇 | 魏晋洛阳宫中主要行政机构的分布
陈苏镇，1955年10月15日生，江苏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现任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代表著作《汉代政治与〈春秋〉学》、《恢宏与古朴：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物质文明》、《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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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初的北宫和承明门
魏晋洛阳宫是在东汉北宫遗址上重建的。但曹魏初年仅在千秋门内大道以北兴建了建始、崇华、嘉福等殿，史称“北宫”。文、明二帝起居、理事都在其中，上述机构当然也在其中。出入这一区域的门，见于记载的只有“承明门”。
《文选》卷二四曹子建《赠白马王彪》：“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李善注引陆机《洛阳记》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同书卷二一应璩《百一诗》：“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李善注又引陆机《洛阳记》曰：“吾常怪‘谒帝承明庐’，问张公。张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会，皆由承明门。’然直庐在承明门侧。”今案：诗中所谓“承明庐”应是西汉典故。《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载武帝赐助书曰：“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承明殿是西汉皇帝日常处理政务之所，故左右近臣在承明殿侍从，其夜间住宿之处称“承明庐”。上引《洛阳记》提到的“承明门”则是魏晋洛阳宫中的一道门。陆机将“承明庐”理解为“承明门侧”的“直庐”，在应璩例中倒也可通，但在曹植例中就不通了。曹植不可能在承明门侧的侍臣值庐中谒见魏明帝。所以，诗人所谓“承明庐”还是以理解为西汉典故为长。《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附《应璩传》注引《文章叙録》曰：“璩......文、明帝世，历官散骑常侍。齐王即位，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复为侍中，典著作。”是应璩“三入承明庐”指一任散骑常侍，两任侍中。散骑、侍中都是皇帝身边的侍从之职，与严助情形相似，故应璩引以自喻。曹植所谓“承明庐”则指其谒见明帝处。《三国志》卷一九《陈思王植传》载太和五年冬“诏诸王朝六年正月......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絶望”。曹植此次到洛阳，除在建始殿参加元旦朝会外，可能还在崇华殿见过明帝，只是未能获准单独召见。
陆机是西晋惠帝时人，不知曹植“谒帝承明庐”为何意，遂问张公。张公以“承明门”作答，不合典故原意，却提供了魏晋洛阳宫中有“承明门”这一信息。《晋书》卷三六《张华传》载：“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间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又载：“陆机......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据此，陆机提到的“张公”应是张华。此人是著名博物学家，对汉宫室制度了若指掌，对魏晋宫室制度自然更加熟悉，故其说可信。陆机则进一步推测说，散骑、侍中之“值庐”都在“承明门侧”。根据这些说法，承明门在曹魏文、明二帝时是洛阳宫的重要门禁，建始、崇华、嘉福诸殿都在其内，散骑、门下等机构亦在其内。曹芳以后，太极、昭阳诸殿落成，皇帝移居“南宫”，即千秋门内大道以南，上述机构也随之迁至这一区域。“北宫”成为后妃所居之“后宫”，承明门便成了“后宫出入之门”。北魏洛阳宫仍有承明门。《魏书》卷三一《于栗磾传》附《于忠传》：孝明帝即位之初，于忠专权，“出入承明，左右机近”。应是沿用魏晋之制。
二、中书和秘书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中书”条：“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三国志》卷一四《刘放传》：“魏国既建，与太原孙资倶为秘书郎......文帝即位，放、资转为左、右丞。数月，放徙为令。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各加给事中......遂掌机密。”这两条材料都说，文帝将秘书改为中书。但《晋书·职官志》“秘书监”条又载：“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丞。及文帝黄初初，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及晋受命，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惠帝永平中，复置秘书监，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省。”《宋书》卷四〇《百官志》所载略同。是文帝以后，秘书省仍在。《唐六典》卷一〇秘书省条注曰：“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兼掌图书秘记。文帝黄初中，分秘书立中书，因置监、令，乃以散骑常侍王象领秘书监，撰《皇览》。”此文内容与上引《晋志》相近。王象事则见《三国志》卷二三《杨俊传》注引《魏略》。多“兼掌图书秘记”一句，又曰“分秘书立中书”，当亦有所据。《太平御览》卷二三三引沈约《宋书·百官志》曰：“黄初中，分秘书立中书，而秘书之局不废。”今本《宋志》无此文，疑《御览》所引书名有误，当另有出处。《御览》同卷引王肃《论秘书不应属少府表》，也有“大魏分秘书而为中书”一语。所谓“分秘书立中书”是更为准确的说法。分立后，中书省承担了“典尚书奏事”的任务，秘书省只保留“掌图书秘记”的职责。晋武帝将秘书并入中书，只是不再设秘书监，由中书长官统领秘书事务，而秘书机构及其职掌依然如故。惠帝“复置秘书监”后，便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所以，在魏晋洛阳宫中，中书、秘书“分立”是常态。
曹魏文、明二帝时，中书省权力很大。尤其明帝一朝，刘放、孙资被视为皇帝最信任的人。《三国志》卷二五《辛毗传》：“明帝即位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同书卷一四《蒋济传》说得更明白，明帝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济上疏曰：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
中书监、令日在皇帝目前，说明中书省离皇帝办公处不远，可随时召见。《三国志》卷一四《刘放传》注引《魏氏春秋》曰乌丸校尉田豫在马邑被围，“帝闻之，计未有所出，如中书省以间监、令。令孙资对曰......帝从之”。明帝亲自到中书省间计于监、令，也可证明相距不远。不过，这一皇帝最亲信的机构似乎不在禁中。《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载明帝临终托孤事曰：
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倶入鼎镬，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谁可任者？”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
“省中”是皇帝日常理事和生活的区域，其门称“省门”或“省合”。《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曰李傕“于朝廷省门外，为董卓作神坐，数以牛羊祠之，讫，过省合间起居，求入见”；又引《魏书》曰：“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诸将或遣婢诣省合，或自赍酒啖，过天子饮。”同书卷一〇《贾诩传》注引《献帝纪》曰：“（李）傕时召羌、胡数千人......许以宫人妇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数来窥省门，曰：‘天子在中邪？李将军许我宫人美女，今皆安在？”魏晋之制也大致如此。《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略》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明帝游宴于“省中”，故用女尚书典“省外”事。《晋书》卷二五《舆服志》：“法驾属车三十六乘。最后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卷四四《李胤传》载胤奏曰：“自今以往，国有大政，可亲延群公，询纳谠言。其军国所疑，延诣省中，使侍中、尚书咨论所宜。”卷九九《桓玄传》：“玄移还上宫......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省中”就是“禁中”。《晋书》卷七〇《卞壶传》：“成帝即位......皇太后临朝，壶与庾亮对直省中，共参机要。”同书卷二七《五行志上》：“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庾亮以元舅决事禁中。”前文之“省中”与后文之“禁中”显然同义，可以互换。有时则合称“禁省”或“省禁”。《三国志》卷九《曹爽传》：“转武卫将军。”注引《魏书》载爽《表》曰：“先帝以臣......典兵禁省。”卷六《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载绍檄文，称曹操迎献帝都许为“胁迁省禁”。曹魏文、明二帝时的中书省应在北宫“省门”外不远处。
西晋的中书省在“殿中”，即殿门内、上合外。较明显的证据见于《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所载将军王舆杀孙秀事：
王舆反之，率营兵七百余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舆自往攻秀，秀闭中书南门。舆放兵登墙烧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卫将军赵泉斩秀等以徇。
魏晋秘书省有“内阁”“内台”之称。《三国志》卷一三《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引《魏略》：“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晋书》卷四四《华表传》附《华峤传》：“转秘书监......寺为内台。”但其具体位置不见明文记载。今案南朝史料，秘书省在禁中。《梁书》卷一一《吕僧珍传》：“为领军将军......直秘书省......性甚恭慎，当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其大致方位则在皇帝寝殿西侧。《宋书》卷七二《始安王休仁传》谓前废帝“忌惮诸父......休仁及太宗、山阳王休佑......年长，尤所畏惮，故常録以自近，不离左右”。同书卷九四《恩幸·阮佃夫传》载此事曰：“景和末，太宗被拘于殿内，住在秘书省，为帝所疑，大祸将至。”可见秘书省在皇帝寝殿“左右”。《吕僧珍传》又载：“转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入直秘书省，总知宿卫。天监四年冬，大举北伐，自是军机多事，僧珍昼直中书省，夜还秘书。”僧珍总知宿卫，须在皇帝身边，故“直秘书省”。梁武帝北伐期间，白天至太极殿处理军机事务，夜晚回寝殿休息，故僧珍“昼直中书省，夜还秘书”。《南齐书》卷一九《五行志》：“永元二年八月，宫内火，烧西斋璇仪殿及昭阳、显阳等殿，北至华林墙，西及秘阁，凡屋三千余间。”《南史》卷五《齐本纪下》亦载此事：“火又烧璇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秘书省有藏书阁，故称“秘阁”。南齐的璇仪殿、曜灵殿都是皇帝寝殿，秘阁则在其西。由南朝制度反观魏晋，则用于藏书的“西阁”应与此有关。《晋书》卷七五《荀崧传》载搭上疏曰：“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此文详述西晋文化设施，其中收藏“河图秘书禁籍”的“西阁”应指“秘阁”。同书卷五九《齐王冏传》：“鏊千秋门墙，以通西阁。”齐王冏辅政，居皇宫西，为入宫方便而鏊千秋门墙。千秋门内是禁中区域，墙内“西阁”当亦指“秘阁”。
三、门下和散骑
曹魏沿用汉末之制，仍设侍中寺，西晋改称门下省。《续汉书·百官志三》“侍中”条注引蔡质《汉仪》曰：
侍中......员本八人，陪见旧在尚书令、仆射下，尚书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尚书下......又侍中旧与中官倶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
西汉无常员，多至十人。东汉初无常员，至灵帝时，侍中舍有八区，论者因言员本八人。
《续汉书·百官志三》“黄门侍郎”条注弓丨《献帝起居注》：
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旧侍中、黄门侍郎以在中宫者，不与近密交政。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闱，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
曹魏的侍中寺、西晋的门下省在禁中还是在殿中，《晋书？职官志》只字不提。《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侍中”条曰：
汉世，与中官倶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事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御，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不主数。
有一些材料可以印证《宋志》的暗示。《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中书省......又置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为帝省读，书可。及晋，改曰中书侍郎。”魏晋侍中、黄门侍郎的主要职掌，除“切间近对，拾遗补阙”之外，还有“评尚书奏事”。根据这条史料，尚书奏事送交皇帝前，须先由门下省审核。侍中、黄门侍郎“署事过”，再交中书省，由通事郎或侍郎“奏以人”。中书省在殿中，已如前述。从文书流程看，尚书奏事经过门下、中书雨省后才送入禁中，因而门下省应该也在殿中。《晋志》又曰：“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倶管门下众事。”《宋志》则曰：“侍中......殿内门下众事皆掌之。”多“殿内”雨字。“众事”包括掌管“门钥”。《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载伦与孙秀发动政变事曰：“告右卫攸飞督闾和，和从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至期，乃矫诏敕三部司马......于是众皆从之。伦又矫诏开门夜入。”而《太平御览》卷七六三引王隐《晋书》曰：“赵王伦欲废贾后，而门钥在侍中处。所部司马多木作，有利锯。至期，伦乃命三部司马以铜锯截关开门。”文中“所部”疑为“三部”之讹。二卫所领三部司马是殿中兵，他们从殿中锯开的门应是殿门。由此可知殿门的钥匙是由侍中掌管的。东晋仍然如此。《晋书》卷九三《外戚·王藴传》载王爽“历给事黄门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国寳夜欲开门入为遗诏，爽距之，曰：‘大行晏驾，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斩！’乃止”。王国寳时任中书令，“夜欲开门”至中书省草诏。中书省在殿中，故其欲开之门当为殿门。侍中王爽“距之”，说明殿门归他掌管，也说明侍中值宿的门下省在殿中。
也有材料称侍中、黄门侍郎“掌禁内”“在禁省”，但不能证明门下省在禁中。《晋书》卷四〇《贾充传》附《贾谧传》：“迁侍中，专掌禁内，遂与后成谋，诬陷太子。”此处所谓“专掌禁内”可理解为门下省内部的一项分工。贾谧是贾皇后的外甥和死党，迁侍中后分工掌管禁中事务，遂得协助贾后诬陷太子。《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注引《别传》曰任嘏“文帝时，为黄门侍郎......自在禁省，归书不封”。如前述，禁中也称“禁省”。但黄门侍郎所在之“省”也可理解为门下省。《晋书》卷三〇《庾峻传》附《庾瑨传》谓怀帝时“为侍中，直于省内，谓同僚许遐曰：‘世路如此，祸难将及，吾当死乎此屋耳！’”文中的“省”便指侍中宿直之门下省。自汉末“诛黄门”后，由于宦官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士人接管了禁中的许多事务，“禁中”的概念也不像以前那样严格。《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曰汉代“光禄勋居禁中如御史，有狱在殿门外，谓之光禄外部......魏晋以来，光禄勋不复居禁中”。“禁中”一词在这段文字中雨次出现，应非笔误。但光禄勋从来不曾“居禁中”，而是“居殿中”。《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以张武为郎中令（后改名光禄勋），行殿中。《汉书》卷六六《杨恽传》：“为诸吏光禄勋......居殿中。”都是显证。故《宋志》此处所谓“禁中”其实是严格意义上的“殿中”，所言“光禄外部”在“殿门外”则意味着光禄本部在“殿门”内。《梁书》卷二五《徐勉传》：“除尚书仆射......禁省中事，未尝漏泄。每有表奏，辄焚藁草。”此处“禁省”似指尚书省，而尚书省既不在禁中，也不在殿中（说详下）。
散骑省的位置，也不见明确记载。《初学记》卷一二“散骑常侍”条：“晋置四人，隶门下。”《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左散骑常侍”条注曰：“晋置四人......虽隶门下，别为一省，潘岳云‘寓直散骑之省’是也。”祝总斌先生据此认为，散骑之职在曹魏是独立的，西晋时则隶属门下省。不过，《初学记》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史籍中也未见其例。潘岳语见其《秋兴赋序》：“晋十有四年......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又《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载王舆曾将司马馥“囚之于散骑省，以大戟守省合”。可见散骑确实“别为一省”，不在门下省中。
《晋书》卷九二《文苑·顾恺之传》：“义熙初，为散骑常侍，与谢瞻连省，夜于月下长咏，瞻每遥赞之。”谢瞻晋末曾任中书侍郎，应宿中书下省。《宋书》卷七九《武昌王浑传》：“元凶弑立，以为中书令。山陵夕，裸身露头，往散骑省戏，因弯弓射通直郎周朗，中其枕，以为笑乐。”中书令所宿当然也是中书下省，此证散骑省在中书下省旁。至于其位置，有学者认为在云龙门外，也有学者认为在神虎门外。而笔者认为，与中书下省相邻的散骑省应当也是散骑官员的宿舍，而非办公区。
值得注意的是，魏文帝置散骑之职是为了替代中常侍和小黄门。《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载延康元年，曹丕即魏王位后立刻下令：“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着令，藏之石室。”此令专门针对宦官间题，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汉末用郎官取代宦官的做法，允许禁中署令以下职位用宦者，但未恢复中常侍和小黄门，而是置散骑常侍和散骑侍郎以取代之。文帝此举既解决了禁中无宦者带来的不便，也排除了中常侍、小黄门干政局面再现的可能。这是一项重大政治决定，故异常郑重其事，要“金策着令，藏之石室”。《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至晋不改。”《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亦曰：“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于中常侍，谓之散骑常侍。”《初学记》卷一二“散骑常侍”条：“魏文帝复置散骑之职，以中常侍合为一官，除中字，直曰散骑常侍。”史家的这些说法，也将中常侍与散骑常侍联繋起来，将后者看作前者的替代者。
东汉侍中“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间应对”，中常侍“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间应对”，黄门侍郎“掌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小黄门“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它们的职掌大致相同，主要区别在于能否“入内宫”。“内宫”就是“禁中”。侍中、黄门侍郎在“禁外”，“有事乃人，毕即出”。中常侍、小黄门“止禁中”，可自由出入禁门。魏晋侍中、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的职掌仍高度重迭。《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侍中......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如前述，魏晋门下省仍在殿中。散骑常侍、侍郎既是用来替代中常侍、小黄门的，便应在禁中。
史传中有一些例子，隐约透露出散骑省在禁中。《晋书》卷三七《安平王孚传》载魏文帝时“转孚为中书郎、给事常侍，宿省内”。魏晋无“给事常侍”之职，应为给事中、散骑常侍，中间或有脱文。散骑常侍须宿值于散骑省，不必特别说明。故此处“宿省内”应指宿于禁中。同书卷三九《荀勖传》：“昔魏武帝使中军司荀攸典刑狱，明帝时犹以付内常侍。”魏晋亦无“内常侍”一职，所指无疑也是散骑常侍。荀勖称散骑常侍为“内常侍”，或许是因其“宿省内”。《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注引《魏书》曰中书令李丰欲联合宦官苏铄等推翻司马师，许诺曰：“事成，卿等皆当封侯常侍也。”魏无中常侍，李丰所谓“常侍”应是散骑常侍。许宦官以散骑常侍，当是由于散骑常侍和宦官一样也宿值禁中。《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载王舆率众攻入殿中后，“登墙烧屋”，将孙秀、许超、士猗等逼出中书省，斩之以徇；执其党谢谈、验休、王潜“于殿中斩之”；又“于宣化闼中斩孙弼以徇”。而赵王伦的儿子“司马馥在秀坐”，王舆因其身份特殊，“使将士囚之于散骑省”。当时殿中一片混乱，散骑省相对安全，应是因其在禁中。
散骑曾是亲近之职。《三国志》卷二四《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文帝诏曰：“（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文帝此语颇有视散骑为门生之意。通过评尚书事，可熟悉朝廷政务，也能了解皇帝的思路。文帝所谓“知指归”盖谓此也。同书卷一六《杜畿传》附《杜恕传》注引《魏略》曰：“孟康......黄初中，以于郭后有外属，并受九亲赐拜，遂转为散骑侍郎。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康独缘妃嫱杂在其间，故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可见散骑用人标准颇高。散骑参与评尚书事，也是事实。《三国志》卷一三《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曰华表“年二十余为散骑侍郎。时同僚诸郎共平尚书事，年少，并兼厉锋气，要召名誉。尚书事至，或有不便，故遗漏不视，及传书者去，即入深文论驳。惟表不然，事来有不便，辄与尚书共论尽其意，主者固执，不得已，然后共奏议。司空陈群等以此称之”。案同书卷二二《陈群传》：“明帝即位......为司空，故録尚书事......青龙四年薨。”则华表为散骑侍郎在明帝时。看来，魏文、明二帝时，散骑确实很重要。这可能也与其在禁中、离皇帝较近有关。但这种局面未能维持下去。
曹魏侍中寺、西晋门下省始终是协助皇帝处理尚书事务的最重要的机构。《三国志》卷一六《杜畿传》附《杜恕传》谓恕太和中为黄门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晋书》卷三《山涛传》附《山简传》载简上疏曰：“时黄门侍郎王恂、庾纯......评尚书奏事，多论刑狱，不论选举。”这说明，文帝增设散骑后，侍中寺仍负责审核尚书奏事。《晋书》卷三九《荀勖传》：“门下启通事令史伊羡、赵咸为舍人，对掌文法。诏以间勖，勖曰：‘......增置文法之职，适恐更耗扰台阁，臣窃谓不可。’”荀勖的意见不知是否被晋武帝采纳，但要求增置“文法之职”，说明门下省对尚书事的干预有加强的趋势。《三国志》卷一四《程昱传》：“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卷二八《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曰：“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何晏“议用弼”，丁识“与晏争衡”，推荐王黎，曹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黎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弼初与王黎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晋书》卷四五《任恺传》谓恺晋初为侍中，“有经国之干，万机大小多管综之”，“总门下枢要，得与上亲接”。贾充“执朝政”，恺恶其为人，“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为”。可见，在时人眼中，侍中寺、门下省在中央权力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
散骑则不同，除了“评尚书事”外，还承担其他任务。《三国志》卷二一《刘劭传》：“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明帝时，迁散骑常侍，“受诏作《都官考课》”。作《皇览》和《都官考课》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不大可能同时评尚书事。《晋书》卷四四《华表传》附《华峤传》：“拜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既“典中书著作”，又“领国子博士”，恐亦无暇评尚书事。諌诤也是散骑的重要职责。《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略》曰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諌......书通，上顾左右曰：‘张茂恃乡里故也。’以事付散骑而已”。张茂书中还提到：“臣昔上《要言》，散骑奏臣书，以《听谏篇》为善，诏曰‘是也’。”大概谏书是由散骑负责审查、上奏和收藏的。西晋又有进一步变化。《晋书》卷三《武帝纪》载晋武帝服丧，“虽从汉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领諌官，上书谏诤”。卷四七《傅玄传》云“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諌职”，“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玄复上疏，称“陶之所上，义合古制”。书奏，晋武帝下诏曰：“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从“领谏官”“掌諌职”等用语看，諌诤似乎已是散骑省的一项本职。故《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曰：“散骑常侍......掌规谏。”西晋以后，散骑常侍特别是通直、员外散骑常侍，还常被用来安置年老有病的大臣。《初学记》卷一二“散骑常侍”条注引《晋起居注》载太康七年诏曰：“尚书冯翊忠亮在公，历职内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屡求放退，其以卿为散骑常侍，赐钱二十万，床帐一具。”《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附《傅祗传》：“迁卫尉，以风疾逊位，就拜常侍，食卿禄秩，赐钱及床帐等。”《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散骑常侍”条：“其通直、员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渐替。”东晋以后，散骑省便逐渐脱离政务系统，发展成为“东省”散官了。
散骑取代了中常侍、小黄门的位置，一度也颇受皇帝重视，但并未获得很大权势，反而渐渐退出了权力系统。其原因主要是“禁中”制度发生了变化。魏晋的“禁门”不像汉代那样森严。士人特别是中书、门下官员入禁中见皇帝没有明显的障碍。太极殿启用后，皇帝也常至禁外的太极东堂听政，直接与中书、门下、尚书等官员一起处理政务。在这种情况下，散骑虽然亲近，却没有机会对皇帝的决策施加更多影响。曹魏文、明二帝主要靠侍中、尚书处理政务，最信任的则是中书监、令。三少帝时，曹爽、司马懿等辅政大臣皆“直殿中”，録尚书事，散骑更无优势可言。西晋以后，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共同掌管朝廷政务的机制渐趋成熟，散骑终于成为多余的机构而向散官方向发展。
四、尚书
东汉尚书台在殿中，尚书官员的宿舍在殿外。《后汉书》卷四一《药崧传》：“太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餐，给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注引《汉官仪》曰：“尚书郎入直台中......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伯使从至止车门还，女侍史......从入台中。”止车门应即殿门。尚书郎入值时，需从宿舍经殿门至尚书台。魏晋的尚书省和官员宿舍在哪儿，史无明文。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魏晋和东汉一样，尚书省在殿中，官员宿舍在殿外；至南朝，称尚书省为“尚书上省”，官员宿舍为“尚书下舍”，其间有“阁道”相通，并将“尚书诸曹”迁至下舍办公，故又称“尚书下省”或径称“尚书省”。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现尝试论证如下。
《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永兴二年七月甲午，尚书诸曹火起，延崇礼闼及阁道。”卷五五《潘岳传》：“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等，并为帝所亲遇。岳内非之，乃题阁道为謡日：‘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鞘，和峤刺促不得休。’”这两条材料显示，西晋尚书省有崇礼门和阁道。这一信息十分重要，但不完整，须用东晋南北朝的材料加以补充。
《文选》李善注引《十州记》日：“崇礼闱，即尚书上省门。崇礼东，建礼门，即尚书下舍门。”是尚书省有雨个院落，上省在西院崇礼门内，下舍在东院建礼门内。《初学记》卷一一引《十洲记》日：“崇礼门在东掖门内路西，即尚书上省。崇礼门东建礼门，即尚书令下舍之门。”这条材料比李善所引多了“东掖门”的信息。《太平御览》卷二一〇引《世说》：“崇礼闼在东掖门内路西，即尚书省，崇礼门东建礼门内，即是尚书令下舍之门。”内容与上引《十洲记》大致相同。由此可知，南朝的尚书省在宫城南面东掖门内道路的雨侧，上省在路西，下舍在路东。
《十洲记》和《世说》都说崇礼门在东掖门内，而未说在端门或云龙门内，意味着尚书上省在宫门之内、殿门之外。以下材料可印证这一点。《南史》卷五六《张弘策传》：“东昏余党......作乱，帅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门，至夜烧神兽门、总章观，......又进烧尚书省及阁道、云龙门，前军司马吕僧珍......命打五鼓。贼谓已晓，乃散。”作乱者进了宫城南、北掖门，攻打神兽（虎）、云龙雨座殿门，未成而退。被烧的“尚书省”应是作为行政中枢的上省，显然在殿门之外。《南齐书》卷四《郁林王纪》载萧鸾“为尚书令”，发动政变废黜郁林王，“率兵自尚书入云龙门”。尚书令发动和组织政变，当在上省，其位置则在云龙门外。《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载愔为尚书令，长广、常山二王録尚书事，“于尚书省大会百僚”，捉杨愔等，“唐突入云龙门，......送愔等于御前”。同书卷四一《鲜于世荣传》：“除领军将军，......以本官判尚书右仆射事，......寻有敕令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在尚书省检试举人。为乘马至云龙门外入省北门，为宪司举奏免官。”録尚书事在尚书省“大会百僚”，尚书仆射和吏部尚书“检试举人”，肯定都在上省。这雨条材料更明显地透露出，尚书上省在云龙门外。据鲜于世荣“至云龙门外入省北门”一事判断，其具体方位应在云龙门外东南。
《陈书》卷二六《徐陵传》附弟《徐孝克传》：“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案：东汉殿中有朝堂，是公卿百官议事的场所。《三国志》卷一九《陈思王植传》载曹植上疏“陈审举之义”，末尾称：“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纠臣表之不合义者。”《晋书》卷八《海西公纪》载桓温“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可见，魏晋亦有功能相同的朝堂。《酉阳杂俎》前集卷一《礼异》：“梁正旦，使北使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其门上层题日‘朱明观’。次日‘应门’，门下有一大画鼓。次日太阳门，左有高楼，悬一大钟，门右有朝堂。”案：梁朝将台城南掖门改称为端门，其内之“应门”应是原来的端门。是南朝殿中仍有朝堂，魏晋当同。但尚书下舍在殿外，其“阁道”不大可能通向殿中的朝堂。《徐孝克传》明言阁道“东西跨路”，则所通应是东掖门内路西尚书上省的朝堂。《陈书》卷八《侯安都传》：“世祖引安都醮于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此证尚书确有朝堂。《梁书》卷三《武帝纪》大同六年八月诏：“自今尚书中有疑事，前于朝堂参议，然后启闻。”此朝堂好像也是尚书之朝堂。尚书朝堂又称“都坐”“都堂”。《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晋西朝八坐丞郎，朝、晡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八坐丞郎初拜，并集都坐交礼。”《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兖州刺史李子贞在州贪暴......文襄怒，于尚书都堂集百僚，扑杀子贞。”其位置显然在尚书上省中。
据上引《晋书·五行志》，“尚书诸曹”在崇礼门内。同书卷三〇《刑法志》载裴颜上表，称尚书为“崇礼大臣”；卷五九《赵王伦传》云“义阳王威劝（孙）秀至尚书省与八坐议征战之备，秀从之”，当时“内外诸军悉欲劫杀秀，威惧，自崇礼闼走还下舍”。这些材料表明，西晋崇礼门内的上省，除尚书朝堂外，还有尚书“八坐”及“诸曹”办公的场所。南北朝仍然如此。《通典》卷三《食货三》载梁尚书令沈约上言：“尚书上省库籍，唯有宋元嘉中以来，以为宜检之日，即事所须故也。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既不系寻检，主者不复经怀，狗牵鼠啮，雨湿沾烂，解散于地。”“下省”就是下舍。尚书诸曹在上省办公，故年代较近的户籍数据收藏在上省库中，以便随时查找利用。时代较远的“旧籍”与尚书日常事务关系不大，故存放下省库中，且因保管不善而损毁严重。《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载游道为尚书左中兵郎中，遭尚书令临淮王或谴责，遂上书曰：“或乃召臣于尚书都堂......丑骂溢口，不顾朝章，右仆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璁已下百余人并皆闻见。”尚书官员都在上省办公，故尚书令在都堂训斥尚书郎，仆射以下百余人都能听见。
没有证据显示东晋以后尚书上省的位置发生过重大变化，故西晋崇礼门内的尚书机构应该也和东晋南北朝一样，位于宫门之内、殿门之外。《晋书》卷二五《舆服志》载西晋太康八年诏：“诸尚书、军、校加侍中、常侍者......得入殿、省中，与侍臣升降相随。”其意指尚书、军、校加侍中、常侍者才能随时进入殿中、省中。军、校当即四军、五校。他们宿卫宫中，不加侍中、常侍，便不得随时进入殿中、省中。尚书与军、校同，当亦在宫中。同书卷四五《任恺传》载恺为侍中，“总门下枢要，得与上亲接”，贾充排挤任恺，谋曰：“宜启令典选，便得渐疏。”恺迁吏部尚书，于是“侍觐转希”，后遭弾劾“免官”。门下省在殿中，故与皇帝较亲近。尚书相对疏远，应是在殿外办公、见皇帝的机会较少的缘故。
关于尚书下舍或下省，还有几条史料需加辨析。一是上引《陈书·徐孝克传》言“都官尚书”之省在“台城内下舍”。二是上引《通典》所载沈约上言，提到“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此事作“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人”“户”当作“民”，唐人避讳改。三是《梁书》卷二七《到洽传》载洽迁御史中丞，“旧制，中丞不得入尚书下舍，洽兄溉为左民尚书，......左丞萧子云议许入溉省”。这几条材料，从字面上看，似可理解为尚书左民、都官等曹都在下省。然而尚书诸曹每日处理大量军政文书，保密等级很高，怎么可能和家属宿舍混在一起细读上下文，方知不然。《徐孝克传》：
入为都官尚书。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西抵阁道，年代久远，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际，无故有声光，或见人着衣冠从井中出，须臾复没，或门合自然开闭。居省者多死亡，尚书周确卒于此省，孝克代确，便即居之，经涉雨载，妖变皆息，时人咸以为贞正所致。
西晋尚书省未见“上省”“下舍”之称，但类似的制度是存在的。《晋书》卷四三《山涛传》载涛除尚书仆射，领吏部，“固辞以老疾......辄还外舍”，晋武帝诏“以舆车舆还寺舍”。“外舍”是山涛在宫外的住所，“寺舍”则是尚书官员在宫内的住所，也就是东晋南朝所谓“下舍”。“下舍”概念出现较早。《晋书》卷四四《华表传》：“迁侍中。正元初......惧祸作，频称疾归下舍，故免于大难。”文中“下舍”可能是侍中寺下舍。“频称疾归下舍”就是经常托病回下舍休息，不在侍中寺理事。同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义阳王威......自崇礼闼走还下舍。”威时任中书令，所还下舍应是中书省下舍。若侍中寺、中书省都有“下舍”，尚书省当亦有。晋武帝所谓“寺舍”，或许是“尚书下舍”的简称。其院落之门可能也叫建礼门。《初学记》卷二四弓丨《洛阳故宫名》曰：“洛阳......有建礼门。”
根据以上考证，反观前引《晋书·五行志》和《潘岳传》之文，可知西晋尚书省也有东西雨个院落，西院有崇礼门，朝堂和诸曹在其中，东院有建礼门，官员及家属宿舍在其中，雨院之间有阁道相连。潘岳所谓“阁道东，有大牛”，便指山涛、王济、裴楷等尚书省官员都在东院住宿。其位置在东掖门内、云龙门外，即洛阳宫内东南部。这意味着魏晋时期尚书机构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从殿中移到了殿外。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尚书机构的扩大，二是殿中区域的缩小。
东汉尚书有令、仆射各一人，尚书六人，左右丞各一人，侍郎三十六人，令史二十一人，共六十七名官员。曹魏、西晋有变化。《晋书》卷二四《职官志》：除八座二丞外，魏初设尚书郎二十三人，明帝青龙二年增二人，“合凡二十五郎”。西晋尚书设三十五曹，但仅“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是曹魏、西晋尚书郎人数比东汉少。《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郎以下则有都令史、令史、书令史、书吏干......晋初正令史百二十人，书令史百三十人。自晋至今，或减或益，难以定言。”曹魏尚书也有令史，但员额不明。西晋仅正令史和书令史就有二百五十人，加上都令史和书吏干当更多。
尚书机构扩大了，殿中区域却缩小了。东汉北宫的前殿是德阳殿，殿前有崇贤门。德阳殿西是崇德殿，殿前有金商门。崇贤门和金商门外是一个更大的庭院，南有端门，西有神虎门，东有云龙门。尚书台及侍中、御史、谒者等机构都在这个庭院中。班固《东都赋》描述朝会场面，有“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一句。既曰“云龙之庭”，则云龙门内应是宽敞的庭院，云龙、神虎二门相对，其间有道路相通，崇贤、金商二门应在道北。魏晋洛阳宫是在东汉北宫旧址上兴建的。太极殿位于原崇德殿处，闾阖门位于原朱雀阙门处。据考古报告，在一号闾阖门遗址和四号太极殿遗址之间还有二号、三号雨座遗址。笔者认为，二号遗址应是端门，三号遗址则是名称失载的太极殿前之门。三号遗址在二号遗址北，二者相距约８０米。这个空间应是安置殿中各机构的庭院。奇怪的是，神虎门遗址不在这一庭院的西侧，而在三号遗址西北，太极殿遗址西南，门内正对的应是西中华门，即太极殿前庭院的西门。笔者推测，东汉德阳殿和崇德殿皆无东、西堂，殿前庭院东西较窄，南北进深也较浅，故崇贤门和金商门可置于神虎门、云龙门内道路的北侧，二门之外的庭院因而较大。曹魏兴建太极殿时，因前殿雨侧增加了东、西堂，殿前庭院东西宽度大增，南北进深必然相应扩大，遂将殿前之门移至神虎门、云龙门内道路之南，这条道路成了横贯太极殿前庭院的“马道”。这样一来，太极殿前之门与端门之间的空间大大缩小了，只能容纳中书省、侍中寺等人员较少的机构。人员较多的尚书省，特别是人员大增后的西晋尚书省，便被移至云龙门外了。
（该文原刊于《文史》，2019年第3辑。为便于排版，注释已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