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心编著：《吐鲁番出土墓志汇考》出版（附：王素序/编写说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0-11
定价：68.00元
页数：397
装帧：精装
ISBN：9787559829344
张铭心，1964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学学院教授。曾就职于故宫博物院，后留学日本，获大阪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吐鲁番学、出土文献学（以石刻学为主）、书画篆刻史。
本书收录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墓志，起自东晋十六国，止于唐末。全书分“高昌郡·高昌国时期墓砖”“唐西州时期墓砖”“附属资料”三部分，每部分按照墓志纪年先后为序排列。墓志先列录文，后附考释与参考文献的出处，并著录人名、墓志纪年、砖质、书写形式、尺寸、出土年代、出土地及收藏地。其中“附属资料”特别收录与高昌或唐西州有关而非吐鲁番出土之墓志十余件。另附“索引”，有铭文内容的人名、地名、官名官号、墓葬编号等项索引，极便检索。
序
编写说明 /1
凡例 /6
引用文献及省称 /9
研究论著及省称 /20
一 高昌郡·高昌国时期墓砖 /37
二 唐西州时期墓砖 /186
三 附属资料 /315
索引 /347
麴氏高昌国年表 /393
后记 /395
序/王素
我从1981年冬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就一直非常关注同一时期吐鲁番出土的高昌至唐西州的墓砖。当初主要考虑，《文书》按墓葬编排，墓砖多有纪年，是《文书》断代的重要依据。不久发现，墓砖还有很多关于官制和朔闰的重要数据。侯灿先生利用墓砖官制数据对曲氏高昌官制进行了研究，我利用墓砖朔闰数据对曲氏高昌历法进行了探讨。我以为，墓砖的价值大概已被发掘净尽。然而，张铭心君的出现，使我完全改变了看法。
张铭心君1991年发表的《高昌砖书法浅析》文章和1993年出版的《高昌砖书法》图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里简单介绍两点：
（一）最早证实黄文弼先生掘获高昌墓砖藏于故宫博物院。我们知道：黄文弼1930年春在吐鲁番考古发掘所获一百二十四方高昌墓砖，究竟藏于何处，一直存在藏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和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二说。1991年至1993年，铭心君尚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前揭文章和图书所刊数十方高昌墓砖，均为黄文弼当年掘获品。这无疑清楚告诉我们：黄文弼掘获高昌墓砖，实际藏于故宫博物院，从而破解了这一陈年旧案。
（二）最早肯定高昌墓砖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应具重要地位。我们知道：最早注意高昌墓砖书法的是沙孟海先生。但他1932年首次见到黄文弼掘获《画承及妻张氏墓表》，在与友人吴公阜信中，讨论的仅是书圆刻方等碑石制作问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书法问题。后来，马雍先生在肯定高昌郡文书具有较高书法价值的同时，表示对高昌国文书书法很不满意，认为水平大为下降，有的甚至拙劣不堪。这种指责，导致学界对主要属于高昌国的墓砖书法也不太重视。而铭心君前揭文章和图书的发表与出版，彻底改变了这种认识。
当然，高昌墓砖的价值还远不止此。铭心君1994年辞去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东渡日本求学，继续从事高昌墓砖的研究。他的硕士论文《高昌墓砖の史的研究》，博士论文《トゥルファン出土高昌墓砖の源流とその成立》，都是研究高昌墓砖很有分量的成果。而本书的雏形，原本是他硕博士论文附录的《数据编》。可见铭心君研究高昌墓砖，对于资料的收集是何等的专注和细致！
本书在十几年前就已初具规模。当时铭心君制作成电子本，广赠学界同道，我也获得了一份。看过之后，感觉很有价值，便问铭心君：“是否可以考虑出版？”铭心君答：“再等等！”我知道：他是想精益求精，将本书做得更好更完善。此后，他便继续收集各类资料。现在，呈现到我们面前的这部书，虽然算不上洋洋巨著，但作为高昌墓砖的“数据集”，至少有三点值得称道：
（一）材料完备
这里说的材料，指的是高昌墓砖本身。我们知道，由于高昌墓砖具有特殊价值，对于该材料的整理，已有很长历史，包括我在内，不少学人都做过类似工作。相关情况，本书《编写说明》已有介绍，这里无须赘述。在本书之前，收录墓砖最多的，一是侯灿先生的《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一是石见清裕先生的《吐鲁番出土墓表・墓志の统计的分析》，都达到三百二十八方。而本书收录的墓砖，多达三百七十一方，比前者增加四十三方，数量稳居第一。有人或许会认为，后来居上，很正常，不足为奇。但如果知道其中还有从未公布的新材料，也许就不会这么认为了。譬如《和氏墓表》，存八行、八十余字，时间为义和三年（616）五月卅日，是吐鲁番文物局2008年征集品，《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未收，本书首次将图版与录文一并公布。可见本书收集材料之完备。
（二）信息完备
这里说的信息，指的是关于高昌墓砖本身的信息。主要有质地、书写形式、尺寸大小、出土时间、出土地点、收藏地点等。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描述用语，都来自考古发掘的简报和准报告，未作丝毫改动，具有源文件的真实性。譬如质地，并非全是砖质，还有石质、木质、土质等，故关于质地的描述用语，砖质外，还有灰砖、红砖、泥质灰砖；石质外，还有砂岩石质；木质外，还有木牌、木质板；土质外，还有土坯、生土质、生土模制、黄泥模制土坯等。又譬如书写形式，描述用语有墨书、朱书、墨格墨书、墨格朱书、墨地朱书、墨地刻字、朱书朱格、刻字填朱、墨地白粉书、墨地朱书朱格、墨格刻字填朱、刻字刻格填朱、白字白格墨地、前五行朱书末行墨书，等等。此外，录文虽然没有标行数，却是按行释录，也是为了尽可能保存原貌和原始信息。
（三）学术史完备
这里说的学术史，指的是关于高昌墓砖的著录和研究的成果。本书征引着録成果七十八种，始于1914年罗振玉的《西陲石刻录》，终于2010年戴良佐编着《西域碑铭录》；研究成果一百一十种，始于1959年小笠原宣秀的《龙谷大学所蔵大谷探検队将来吐鲁番出土古文书素描》，终于2014年米婷婷的《高昌墓砖对女性的记述》。可谓洋洋大观！然而，本书学术史之完备并不仅此。同一方墓砖，录文出入较大者，为了不偏不倚，本书往往将两份录文并列，让读者自己判断取舍。譬如：阚氏高昌国时期（460—488）《张祖墓表》有两份录文，一份是《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一份是本人《关于吐鲁番新出阚氏王国张祖墓表的几个问题》的；章和八年（538）三月十五日《宋阿虎墓砖》有两份录文，一份是《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的，一份是《吐鲁番采坎古墓群清理简报》的。此外，对于不同的观点，本书也是尽量斟酌采用。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铭心君自己的观点。本书《编写说明》谦称仅是自己整理资料时“随手的分析和记録”。但我认为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关于这一点，我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就不用我在这里举例说明了。
最后，还想提及的是，铭心君的硕导伊藤敏雄先生，是研究楼兰与长沙吴简的大家；博导荒川正晴先生，是研究吐鲁番学与中西交通史的权威。这两位先生都是我的畏友，他们学术视野开阔，文献功底深厚，耳提面命，潜移默化，对铭心君学风的形成颇有影响。近些年来，铭心君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展，由高昌墓砖、吐鲁番学、西域史地向中原逐渐回归，对东晋十六国碑形墓志源流和北魏司马金龙碑形墓志源流进行考析，引起学界广泛的注意。希望铭心君能够再接再厉，立足高昌，放眼中原，做出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王素
2017年1月25日
编写说明如题所言，本书主要是一部关于吐鲁番出土墓志——高昌墓砖的铭文辑录和论著索引以及笔者的相关考释的数据集。
高昌墓砖最初的发现，始于清末宣统二年（1910）巡检张清在三堡（阿斯塔那）的发掘。据说当时出土的墓砖为长寿三年（694）张怀寂墓志和贞观元年（627）以及大中二年（848）太原王氏墓砖。此后规模较大的发掘是1912年第三次大谷光瑞探险队、1915年第三次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探险队以及1930年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三次发掘，而规模最大的还是1959年开始的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主持的发掘。时至今日，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雅尔和卓、洋海、木纳尔、巴达木等古坟群的考古发掘断断续续，时而还有古墓盗掘现象发生，出土高昌墓砖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
至今所见高昌墓砖，多是以考古报告、目録索引、博物馆藏品图录等形式发表的。其中，收录数量较多的是王素编纂的《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以下简称《高昌文献编年》，参见下文《引用文献及省称》，以下同），侯灿、孟宪实撰写的《吐鲁番出土墓砖题录》（《墓砖题录》），关尾史郎编纂的《吐鲁番出土汉文墓志索引稿》（《索引稿》）以及穆顺英和王炳华主编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新疆墓志》）。其中《高昌文献编年》只收录了高昌郡到高昌国时代的墓砖，唐西州时代的墓砖没有收录。而且，此书虽然记录了墓砖的人名、年代、砖质、书写形式、出土地、收藏地、文献出处等信息，但是砖铭、墓砖尺寸等信息并没有记录。《新疆墓志》虽然收录有高昌国时代和唐西州时代的高昌墓砖，但其收录墓砖仅一百九十九件，与实际出土高昌墓砖的总数还有较大差距，且缺少墓砖各方面的相关信息。同时，此书收录墓砖的图版虽为当时最多的，但是没有标明文献出处。同样，《索引稿》著录了人名、年代、文献出处等内容，而且收录高昌墓砖达三百二十六件，但是这一数字还是与实际出土数量有一定差距。此后，侯灿、吴美琳所编《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砖志集注》）共收录包括高昌国以前的四件、高昌国时代的二百零六件、唐西州时代的一百一十六件，共三百二十六件吐鲁番出土墓志。此前侯灿还从书法的角度，编纂过《吐鲁番墓砖书法》（《墓砖书法》）一书，此书收录彩色图版十一张、墨书黑白图版七十九张、刻写黑白图版二十一张，共一百一十一幅清晰度较高的高昌墓砖图版。随着近年来墓砖的不断出土，历史学界对这批高昌墓砖的关注度也没有减弱。关尾史郎与清水はるか共同编纂的《トゥルファン出土汉文墓志集成(稿)—高昌郡·高昌国篇》（《墓志集成》）收録了从北凉到曲氏高昌国时期墓砖共二百二十八件，这一数字超过了以往出版的各种著录的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墓砖的总数。与此同时，石见清裕撰写的《吐鲁番出土墓表・墓志の统计的分析》（《统计分析》）一文，以表格的形式对高昌墓砖进行了统计，其中收録曲氏高昌国及以前的墓砖二百一十件、唐西州时期的一百一十八件，共三百二十八件，这一数字与《砖志集注》同，并没有把最新出土墓砖收录在内。有关吐鲁番出土墓表、墓志方面的论著，近年还有戴良佐编着的《西域碑铭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该书“主要收录生于或到过西域、新疆的名人名碑和墓志铭”（序言第3页），并“专录墓碑、碣、神道碑、墓志铭与石刻，不收墓表”（序言第3页）。据此，该书共收录了吐鲁番出土高昌国时期墓志四件、唐西州时期墓志十件。
本书在前人的基础上，网罗各类资料，将搜集的墓砖提高到了三百七十一件。这其中包括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的二百二十八件和唐西州时期的一百四十三件。这一数字超过了此前同类研究总数四十三件。此外，本书本着尽量全面搜集相关资料的初衷，还将十余件与高昌国或唐西州有关而非吐鲁番出土（且渠封戴墓表例外）的墓志数据进行了整理，并作为附属数据列于最后。
本书最初的编写，是笔者在大阪教育大学攻读修士（硕士）学位时，为了撰写学位论文（1997年4月—1999年3月）而准备的基础资料。当时只完成了高昌郡及高昌国时代的部分数据。1999年4月进入大阪大学攻读博士课程后，笔者继续完成了唐西州时期的数据整理。此数据集作为笔者的博士学位申请论文附编《资料编》（以下简称“原稿”），于2003年初提交给了日本大阪大学。
2013年，以笔者为代表组成的“吐鲁番出土高昌墓砖整理与考释”项目组在原稿的基础上，继续扩充资料，并加大研究论著的检索范围，进一步丰富了原稿的内容。当初整理此数据集，目的是方便修士、博士学位申请论文写作数据的检索，并没有出版的设想，因此在编排格式上更注重实用性。例如在研究论著索引方面，引用的基本是与笔者论文写作有关的论著。又如，为了支持活字检索，把一些计算机字库中没有出现过的字都置换成了可检索的活字，这样的处理虽然便于计算机检索，但与铭文原来的字体有了差别。
本书一直追求的是录文的完整性，因此即使后来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原稿的整理工作也没有停止。特别是近年来，又新收録了近十余年间发表的高昌墓砖近二十件，还在吐鲁番文物局发现了一件从未发表过的墓砖。可以说，本书是至今为止收录吐鲁番出土墓志数量最多的一部数据集。但必须说明的是，本书研究论著索引中收録的研究论著主要是十余年前的研究成果，虽然近期的论著也有补入，但与学界实际研究成果的发表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另外，录文中不可识之字或模糊不清的字较多，这给铭文的断句带来了困难。本书为了统一体例，也为了不给使用者过多编者的主观意见，就把断句工作留给本书的使用者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墓砖数据注释中的一些内容，多是原稿整理资料时笔者随手的分析和记录，其中的内容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参见每件墓砖数据最后的文献索引），也有笔者的随笔记録，或可启发研究，但缺乏严谨性，而且当时仅是研究的参考，所以大都写出想法，没有论证。另外，为便于吐鲁番学界同仁利用高昌墓砖数据进行研究，笔者在十余年前就已将原稿电子版广泛复制给了学界同仁。此后，其使用者的研究中虽见有引用原稿者，但给出注释者甚少。因此本书中的一些观点与近十几年来一些研究者的观点有相同处，望学界明鉴。
（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提供，内容如有出入者，以实物为准。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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