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霞浦摩尼教研究》出版（附：樊锦诗总序/马小鹤序/后记）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2020-11
页数：708
定价：98.00元
装帧：精装
丛书：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
ISBN：9787101148855
杨富学，1965年出生。2002年获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2-2004），并被评为优秀博士后。现任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兼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及其他项目10余项。出版《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等20余种专著，发表论文近400篇，序跋评论60余篇，译文百余篇，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中国北方古代民族历史文化丛书》《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大型丛书。
2008年以来，福建霞浦上万村、屏南降龙村一带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文献、文物，对霞浦摩尼教历史、文化与文献的研究，一时成为学界的热点。本书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研究霞浦摩尼教历史、文化、宗教仪式等内容，中编阐述霞浦摩尼教遗存踏查情况，进行文献研究，下编以摩尼教文献的整理与刊布为主，内容有《祷雨疏》《冥福请佛文》《点灯七层科册》《兴福祖庆诞科》《贞明开正文科》《奏申牒疏科册》六件比较重要的文献。
绪论 一、霞浦摩尼教文献的重要学术价值 二、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三、文献录校规则与凡例
上编 霞浦摩尼教史论第一章 霞浦摩尼教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述评第一节 关于摩尼教之入闽与霞浦摩尼教抄本的发现第二节 霞浦摩尼教抄本之文献学研究 第三节 敦煌摩尼教与霞浦摩尼教文书夷偈校译研究第四节 霞浦摩尼教神谱与宗教术语研究 第五节 日藏宋元摩尼教绢画与霞浦摩尼教关系之研究 第六节 福建摩尼教寺院之塑画研究 第七节 “灵源法师”与霞浦文献宗教性质之争议第二章 摩尼教在闽浙的传播与发展 第一节 摩尼教在元明清时的传播 第二节 林瞪与龙首寺第三节 林瞪与摩尼师祈雨 第四节 摩尼教绢画《冥王圣帧》所见的“林瞪”第五节 林瞪与中国摩尼教的发展第三章 再论林瞪之霞浦摩尼教教主地位第一节 宗谱中的林瞪形象第二节 摩尼教文献所见明门教主林瞪崇拜第三节 闽地塑画所见之林瞪崇拜第四节 试析林瞪封神的时间断限第四章 霞浦摩尼教寺院及其神祗第一节 福寿宫及学界对其宗教属性的争讼第二节 “明教文佛”与摩尼光佛第三节 “度师真人”与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第四节 福寿宫所见摩尼教日月崇耳第五节 福州福寿宫摩尼教神祗探原 第六节 从福寿宫神祗看摩尼教对道教的依托 第七节 福寿宫在丝路文化交流中的活化石意义第五章 福州福寿宫所见摩尼光佛像杂考第一节 福寿宫所见摩尼光佛偶像第二节 偶像崇拜与摩尼教教义的冲突第三节 福寿宫摩尼教偶像崇拜的历史缘由 第四节 福寿宫摩尼光佛孩儿脸形象探原第五节 福寿宫摩尼光佛皮装像析疑第六节 福寿宫摩尼光佛像与周边及吐鲁番所见摩尼光佛像之比较 第六章 霞浦摩尼教所崇拜的他源神祇 第一节 霞浦摩尼教文献所见夷数名号及其源流第二节 霞浦摩尼教文献中的夷数形象第三节 从“五佛”到“三佛”崇拜中的夷数第四节 霞浦摩尼教中的观音崇拜第五节 摩尼之名号与弥勒崇拜 第六节 霞浦摩尼教中的泗洲大圣信仰第七章 五代宋闽浙民变与霞浦摩尼教之关系 第一节 宋代民变与摩尼教之蟠结第二节 摩尼教光明、道德之尚与民变法理的正义性第三节 宋代摩尼教的帮会化与堂口组织 第四节 摩尼教的武化与民变之武装诉求第五节 “吃菜事魔”究为何指？第六节 “吃菜事魔”指代范围之扩大第八章 霞浦摩尼教文献所见之“三清”观第一节 文献所见之摩尼教“三清” 第二节 霞浦三清之佛、道、摩三教交融称谓第三节 摩尼教三清“入道”之历程
中编 资料调查与研究
第九章 福建摩尼教遗存踏查之主要收获 第一节 霞浦县二度调研之主要收获第二节 晋江摩尼教遗迹及其宗教来源第三节 屏南县降龙村之活态摩尼教 第十章《乐山堂神记》及其所见摩尼教诸神考释第一节《乐山堂神记》概况与录文第二节《乐山堂神记》所见摩尼教诸神释证第十一章《摩尼光佛》科册修成于宋初释证第一节 科册所见之避讳 第二节 科册与敦煌本《下部赞》之同异第三节 科册所见摩尼教经典及术语 第四节 科册中的苏路支 第五节 科册之佛化、道化与回谯化第六节 诸明使与《三皈依》之时代意蕴第十二章《点灯七层科册》之宗教属性及脱夷化取向第一节 文书所见若干宗教术语考释 第二节《点灯七层科册》之宗教属性第三节《点灯七层科册》所见道教与民间信仰第十三章《冥福请佛文》所见佛教地狱十王第一节《冥福请佛文》所见“十大明王”第二节 摩尼教十殿明王与佛教地狱十王之关系第十四章 霞浦摩尼教《祷雨疏》及相关问题第一节《祷雨疏》与瑞山堂
第二节 福建祈雨术与摩尼教的关涉 第三节 福建摩尼教祈雨与道教之关系
下编 文献录校
第十五章《祷雨疏》录校第十六章《冥福请佛文》录校第十七章《点灯七层科册》录校第十八章《兴福祖庆诞科》录校第十九章《贞明开正文科》录校第二十章《奏申牒疏科册》录校
参考文献索引后记“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总序/樊锦诗
敦煌学从研究对象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藏经洞出土的古代文献（也称为敦煌文献、敦煌遗书）及其他文物；二是敦煌石窟；三是敦煌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
1900年敦煌莫高窟第17号洞窟（后被称为“藏经洞”）所藏的数万卷古代文献及纸本绢本绘画品始见天日，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未能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致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大部分流落海外。在其后的数十年里，敦煌文献受到世界汉学研究者的关注，很多学者投身于敦煌文献及艺术品的研究。敦煌文献包罗万象，涉及到古代政治、经济、文学、语言学、科学技术等领域，一百余年来，敦煌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敦煌学”这一名称也源于对敦煌文献的研究。而随着对敦煌文献研究的深入，必然需要对敦煌本地历史、地理及相关遗迹进行调查研究。敦煌位于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敦煌的历史又与中国西部发展，特别是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相关连，因而，对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敦煌石窟的研究相对较晚，虽然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对敦煌石窟作过编号，并对洞窟内容作了详细记录，1914年俄罗斯奥登堡探险队也对莫高窟作过测量和记录，但伯希和除了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出版过图录外，他的《敦煌石窟笔记》迟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正式出版，而奥登堡探险队的洞窟测绘记录则到了20世纪末才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于敦煌地理位置偏远，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到敦煌石窟的实地考察很难。当伯希和出版了敦煌石窟图录后，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因此写成了第一部敦煌图像考证的专著《敦煌画研究》（1937年出版），但作者却一辈子没有到敦煌石窟做过实地考察。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一批研究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对敦煌石窟进行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除了美术临摹与研究外，还加强了石窟保护工程的建设，并开展了考古研究工作。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增加了研究人员，并在石窟的科学保护、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以及敦煌文献研究方面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研究力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进入21世纪以来，敦煌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敦煌莫高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其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国家不断投入资金，支持敦煌学研究事业，国内外友好人士也给予广泛的援助。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也不断发展。可以说敦煌学研究工作进人最好的时代。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老一辈专家学者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奋进，并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人员陆续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学术研究项目的立项，敦煌研究院也设立了院级学术研究项目，加强了对学术研究资助的力度。
为了让新的研究成果尽快出版，以推动敦煌学研究事业，我们决定持续地编辑“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遴选出能代表本院学术研究成果的著作，陆续出版。“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以推动敦煌学研究为宗旨，所收的著作，要在敦熄学及相关领城的研究上具有创新性、开拓性，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启发性，对敦煌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敦煌研究院将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努力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持续向前发展。
序/马小鹤杨富学先生新著《霞浦摩尼教研究》（简称杨著）回顾了海内外学者十多年以来霞浦文书研究的历程，概述了摩尼教在闽浙的传播和发展，介绍了自己及其团队在霞浦、屏南、福州、泉州等地踏勘明教遗迹的实践，校勘了五件霞浦文书和一件屏南文书，对这些文书及更多的有关文献进行了研究，成绩斐然。利用这个机会，我从简略回顾自己对霞浦文书的研究开始，谈谈杨著的重大成就。在得知霞浦文书之前，我已经从事摩尼教研究有年，发表过一些文章。可能因为这个原因，陈进国先生2008年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了霞浦上万村的摩尼教史迹照片数张。从此开始互相交流，2009年他又发来了在台湾一个研讨会上所做报告的电子版，我也坦率地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并在2009年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摩尼教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上介绍了霞浦文书的已知情况。杨富学先生对陈进国的研究做出了如实的评价：“陈进国、吴春明《论摩尼教的脱夷化与地方化》及陈进国、林鋆之《明教的新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史迹辨析》为早期考察、调研霞浦摩尼教之第一手资料，亦为霞浦摩尼教研究开山之作，其中有大量霞浦摩尼教遗迹、遗物及科仪文献的照片，弥足珍贵。两文对所发现的大批文书皆作了部分或全部录文及初步研究，虽不免存在些许谬误，然其功仍不可没。”要做研究，首先必须要掌握第一手资料，笔者写信给霞浦县摩尼教论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敏皓女士，不久霞浦县博物馆馆长吴春明先生给我发来《兴福祖庆诞科》《奏申牒疏科册》和《点灯七层科册》的照片，以供研究，我遂将这些照片与同行分享。由于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照片有限，初步研究可谓管窥蠡测。在这三种文书中，自然以《奏申牒疏科册》比较容易入手，关于其摩尼教成分几乎可以一网打尽，需要补课的是有关道教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与吴春明合撰了《摩尼教与济度亡灵——霞浦明教〈奏申牒疏科册〉研究》，于2011年发表。当时觉得，有些传世资料，比如温州《选真寺记》可能与摩尼教有关的，不外“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一句，学界有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苏邻国”那么当真，却无人质疑其属性为摩尼教；如今《奏申牒疏科册》中，肯定与摩尼教有关的，绝对不止一句，而且明确以摩尼、电光、夷数为最高神，取代道教三清，其属性不是明教，还能是什么？后来得见《摩尼光佛》录文，方知在霞浦文书中，《奏申牒疏科册》所包含的摩尼教成分是比较少的。《兴福祖庆诞科》则令人望而生畏。其中有相当可观的音译文字，虽然能与敦煌摩尼教汉文文书比对，确定一些词汇，非有精通伊朗语的学者，无法整篇释读，不敢骤然作总体研究。于是先挑选能搞清楚的部分，比如“五明大供”、“四梵天王”和“十天王”，撰写单篇论文。对于《点灯七层科册》，则觉得内容并非都关涉明教，遂置于一边，未加钻研。杨富学先生对霞浦文书研究的资料问题，洞若观火。他在本书中说：“由于未获授权，科仪文献照片不能如敦煌吐鲁番般结集图版公之于众，只能仰仗持有文献的专家学者之录文，公刊一件是一件。”这次他在本书中就公刊了《兴福祖庆诞科》、《奏申牒疏科册》和《点灯七层科册》，供学界进一步研究。笔者在研究陈进国刊布的资料以及《兴福祖庆诞科》《奏申牒疏科册》的同时，从元文琪先生的文章中看到了《摩尼光佛》的片段资料，于是下一阶段的研究转向以此为主。杨富学也对元先生的研究做了中肯的评价：“元文琪是最早研究霞浦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的专家，但是在他2011年的论文中，引用材料不全不说，就是其用以作论据的材料，标点断句也有很多错讹之处，乃元先生掌握文献过少所致也。然而，元先生大作也提示我们，包括《摩尼光佛》在内的霞浦摩尼教文献必须要有一个较为完善录文和校注的底本，才不至于在以后的研究中发生以讹传讹的事情。这一点最重要，否则研究者只取其中的只言片语，很容易为造臆说而断章取义。”笔者对此有切身体会。元先生刊布的“吉思咒”没有首尾，将此作为颂扬夷数（耶稣）的文字，笔者在研究夷数的论文中也就以讹传讹。所幸林悟殊、杨富学二位先后在2014、2015年刊布了《摩尼光佛》全文。林悟殊先生在其《跋〈摩尼光佛〉释文》中说：“其于摩尼教、明教研究之价值，随着研究之深入，必定日益为学界所认知并逐步取得共识。”笔者此后的研究主要就以《摩尼光佛》和新发现的日本藏元末明初摩尼教绘画为主要资料。比如，根据完整的“吉思咒”，发现其可谓唐代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圣乔治受难记》的提要，摩尼教与景教的这种交流只可能在三教汇融的唐代发生。因包朗、杨富学二位会另外出版《霞浦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研究》，故在杨著《霞浦摩尼教研究》中未再重复校录刊布，而是以第十一章专章总结有关研究成果，对其性质做了高瞻远瞩的概括。杨富学肯定《摩尼光佛》在霞浦文书中具有特殊地位，其他文书多有浓厚的道教、民间宗教色彩，而《摩尼光佛》佛教色彩比敦煌汉文摩尼教文献还明显。《摩尼光佛》与敦煌本《下部赞》相似的文句有数十处，“梵字”即中古伊朗语文字，也有与《下部赞》相合之处。故可知两者实为同源文献，而《摩尼光佛》之初写本亦当去《下部赞》抄写时间不远，或在晚唐五代，呼禄之法初传时，而定型则或已晚到了宋元之际。故而，其得出结论：霞浦摩尼教研究可以说是敦煌学的一个新延展。这一结论应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杨富学还概括介绍了包朗2019年新发表的《〈摩尼光佛〉的学术价值》，包文积极肯定了《摩尼光佛》的巨大价值，驳议了《摩尼光佛》产生于明朝的说法。全书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对以往的研究做了全景式的回顾，信息量极大，介绍了很多最新成果，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成为研究中国摩尼教的一本常备手册。《摩尼光佛》外，《兴福祖庆诞科》无疑是霞浦摩尼教最重要、宋元摩尼教原始面貌保存最完好的科典之一，在杨富学的指导下，计佳辰对本文做了校录，这是笔者常常参考的录文。杨著以第十八章录校《兴福祖庆诞科》，指出《兴福祖庆诞科》本中很多夷偈与《摩尼光佛》相同，当为承《摩尼光佛》而来，部分语句如“土地诸灵相，加动相保护”类似《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同样为道化色彩不甚明显之科仪书，可信其诞生于《摩尼光佛》后不远。新抄本6页背及7页中由陈法师加入了与明教毫无干系的10行吉祥话，体现了其近一步的民间化。杨先生在几乎掌握全部霞浦文书的基础上，第八章提纲挈领地提出，霞浦文书发生过从“五佛”到“三清”的变化，在《摩尼光佛》中以那罗延、苏路支、释迦文、夷数、摩尼为“五佛”，《兴福祖庆诞科》的三佛崇拜（摩尼光佛、夷数和佛、电光王佛）其实在《摩尼光佛》中已现端倪，而后期科仪更加突出三佛崇拜，乃至于取代了道教之三清。至于《点灯七层科册》，记得林悟殊先生研究霞浦本《下部赞》诗文的文章曾加以引用。前不久，匈牙利学者康高宝（Gábor Kósa）告诉我，杨富学等研究《点灯七层科册》的有关文章在欧洲不容易找到，我找到了电子版发给他；自己也阅读一遍，觉得其音译文字也颇可与《摩尼光佛》等的相应文字作一比较。现在杨著第十二章的研究与第十七章的录校，在逐字考证的基础上，明确了“点灯七层”为佛教法事仪轨，祈请的对象应该是药师佛，但有不少摩尼教神祇、术语、教义，应为霞浦早期文书。从而为今后进一步考察《点灯七层科册》在霞浦文书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记得也是康高宝先生的文章引起我对屏南文书的注意，写信给发表过有关论文的张帆女士，承其慨然将其所藏照片发给我合作研究。屏南文书中最重要者为《贞明开正文科》，杨著以第十九章录校。杨富学先生概括其特点：《贞明开正文科》的内容与《摩尼光佛》相似之处甚多，尤其是在唱诵时所用的散文、经咒、韵文等等，根据其内容可以看出《贞明开正文科》与《摩尼光佛》当存在着某种关联。杨先生同意王丁先生的判断，屏南文书虽错漏较多，然较之霞浦文书其原始性或更强。杨富学还概括介绍了张帆2019年发表的新文章《福建屏南摩尼教文书考探》：由于明教坛与傀儡坛、梨园坛常在一处操演科仪，降龙村韩姓道师多有担纲多项者，故傀儡坛道书《剧担》中亦出现“太上本师魔（摩）尼光佛”，《梨园戏筵》出现“家祖明尊公”等等。屏南摩尼教亦崇拜教主林瞪，称其为“通天三教林五尊公、济南法主四九真人”，可知两地明教的密切联系。杨著以第十四章研究《祷雨疏》，而以第十五章录校《祷雨疏》。杨先生概括其特点：疏文中有“大明国福建”等字样，知为明代所传；其中部分奏申与《奏申牒疏科册》相似；明教色彩并不浓重，全似道教文检，其对摩尼教神名等亦不乏望文生义之嫌。所请的摩尼教神祇有三清——夷数和佛、电光王佛、摩尼光佛，以及唤应（观音、势至）、夷活吉思等。同时，已将佛道教中的神祇和福建民间信仰中的神怪都纳入到其祈雨神谱体系之中了。“牒本坛”牒请诸神中包括“威显灵相洞天兴福度师济南四九真人”，应指林瞪。杨著引用苍南《林氏宗谱》中林登翰所撰《八世祖瞪公石塔记》，说明林瞪家乡“其先有喜雨亭，祀瞪公像，凡值岁大旱，祈雨五境迎会，必于此驻跸。”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摩尼教逐步融入民间宗教过程的理解。杨富学说明：《请神科仪书合抄》（拟），清抄本，陈法师传用，包括：《高广文》《冥福请佛文》《乐山堂神记》《明门初传请本师》《借锡杖文》《借珠文》《付锡杖偈》《四寂赞》《送佛赞》《送佛文》《凶看贞明经毕用此文》《送三界神文》。杨著第十六章录校了《冥福请佛文》，此文所请神较杂，且以“法身、报身、化身”三佛居首，次方为“默罗胜境无上尊佛”（或即大明尊）、夷数、电光、摩尼、弥勒、贞明、日月光王、净风、先意、法相、惠明等本教神明。之后为一班道教大神、十殿阎君、儒家先圣先贤等等，“一切吉凶神君，普同拜请，请降道场。” 。《请佛文》中较具特色的是其地狱十王信仰崇拜，杨著第十三章作了讨论。《乐山堂神记》与《明门初传请本师》主要由明教诸神、灵源宗祖和诸师公、先祖、杂神诸部构成，此类谱书在闽地傀儡科、瑜伽科等师巫教中多见之，今天看来都是错漏百出的谱系。杨著第十章对《乐山堂神记》作了录文和讨论。杨富学对这些清抄本的特点概括为：直到清代康雍乾隆年间，这些自称传自明教门的明门科典，虽欲借重明门旗号，奈何明教早就走向没落，不得不另行依托佛教、道教以及当地民间宗教信仰，而法师们也只好利用这些科典并加入其他宗教色彩，以作为谋生的工具。杨著第三章专章讨论林瞪。学界注意林瞪其人甚早，林悟殊先生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连立昌先生便已发现并抄录林瞪在其族谱中的记载给林先生，把其作为明教在北宋得以合法存在的例证。杨富学除了继续考证族谱之外，另辟蹊径，亲往闽浙诸地目验各种珍贵资料，对林瞪崇拜作了生动的描述与分析。笔者当年研究《奏申牒疏科册》和《兴福祖庆诞科》，对林瞪妻陈氏的身份颇感困惑，从这两种文书考证，她只能是闾山派教主顺懿夫人陈靖姑，但从族谱看，她只是普通的陈氏妇女。现在杨富学指出：林瞪妻陈氏，想必本是平凡女子，然因林瞪入圣，普通女性陈氏显然配不上“祖婆”“兴福夫人”之类高贵的身份，故信徒穿越时空“拉郎配”，强将闾山派教主、八闽皆尊崇的五代闽国人顺懿夫人陈靖姑配与林瞪为妻。从这个角度看，林瞪神格化的种种故事也就容易理解了。比如，当地民间故事集《甪端故事》中则称“林教主”是宋代的起义军领袖，曾与朝廷军队为战。又如流传于民间的林瞪曾任宋宰相的故事。在霞浦流传一套共有26页的《北宋前津门救火林瞪供求雨秘诀》，尊称林瞪为“本坛师尊、天门威灵显相、洞天兴福度师、济南法主四九真人”。类似称号又见于柘荣本瑜伽教文检《地主庆诞疏式》，为“天门威显灵相、通天具福度师、济南四九真人”。林子周等人曾在苍南民间记录过很多关于林伍公之传说，其中有林瞪得道、林瞪救饥、林瞪掷杯灭福州鼓楼火灾、敕封真君等等。民间皆传说林瞪以雷法降服四大元帅，四元帅在道教中为清微派所崇拜的雷部主法之神，而为林瞪役使。杨富学总结说：八闽之地历来有将人神化，奉为至尊的传统，妈祖、陈靖姑皆是也，林瞪亦然。这是对林瞪研究的精辟概括。杨著还研究了寺院和神祇，特别是福州的福寿宫，各种相关的神祇，摩尼教与民变的关系等课题，均为精心之作，值得仔细阅读。霞浦文书发现以来已有十余年，主要文献基本已经刊布，各个细节差不多都有学者作过研究。当此之际，杨富学先生的大作《霞浦摩尼教研究》的出版，正是霞浦、屏南文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第一阶段的结束与下一阶段的开始，给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后记随着2020年2月最后一天的结束，本书稿也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插图目录的编制。
2020年的春节注定是难以忘怀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不久便很快蔓延全国，常年最热闹的聚会日子，今年却变成了锁门闭户，大家都只能居家躺床为国家做贡献了。有幸的是，我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家属区管得并没有那么严，门卫对我网开一面。办公楼距家较近，两点一线遂成为一个多月来的固定生活。每天步量，从家到办公室是1500步，从办公室到家也是1500步，每天两个来回，6000步；每天晚饭后出发，沿着美丽的黄河风情线西行，到达当年玄奘西天取经越过黄河的地点白马浪折返，一个来回12000，这些构成了一个多月来几乎不变的生活常态。一人独守一座办公大楼，不闻昔日的喧闹，亦无往常杂事的烦扰，更失去了节日的聚会与欢笑，几十年来工作时间不超过晚上六点的规矩也悄然遁于无形。整座大楼悄无声息，容易忘掉时间，再说，下班后除了盯着非常无聊的电视，还能干什么呢？不若办公室更充实些。各种机缘和无奈的杂乱聚合促成了一个多月的心安气定，笔者先后出版专著计有二十多本了吧，唯有此书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最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书稿完成了，电脑统计字数为473446，加上78幅图片，以我三十余年的编辑刊物和主编丛书的经验，成书应在60万左右，可以说算得上个人专著中部头最大的了，但这不是我最喜欢的部头（我觉得最适宜的字数是30—40万字）有些过大了，不便阅读。
本书是笔者所主持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霞浦摩尼教研究”的最终成果，2017年年底完成结项报告并交付评审，2019年初获准通过，鉴定等级为“优秀”，这是整个课题组成员（盖佳择、包朗、彭晓静、史亚军、薛文静、宋建霞、李晓燕、侯明明）共同努力的结果。结项报告提交后又有杨琛和刘拉毛卓玛加入。本书之完成,诚群策群力所致，除绪论、第二章和第十章为个人独撰外，其余均为合撰，依次为：
第一章《霞浦摩尼教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述评》（盖佳择、杨富学）；
第三章《再论林瞪之霞浦摩尼教教主地位》（盖佳择、杨富学）；
第四章《霞浦摩尼教寺院及其神祇》（杨富学、彭晓静）；
第五章《福州福寿宫所见摩尼光佛像杂考》（杨富学、彭晓静）；
第六章《霞浦摩尼教所崇拜的他源神祇》（彭晓静、杨富学、薛文静）﹔
第七章《五代宋闽浙民变与霞浦摩尼教之关系》（史亚军、彭晓静、杨富学）；
第八章《霞浦本摩尼教文献所见之“三清”观》（杨琛、杨富学）；
第九章《福建摩尼教遗存踏查之主要收获》（李晓燕、彭晓静、杨富学）；
第十一章《<摩尼光佛>科册修成于宋初释证》（盖佳择、杨富学）；
第十二章《<点灯七层科册>之宗教属性及脱夷化取向》（杨富学、薛文静）；
第十三章《<冥福请佛文>所见佛教地狱十王》（杨富学、包朗）；
第十四章《霞浦本摩尼教<祷雨疏>及相关问题》（彭晓静、杨富学）；
第十五章《<祷雨疏>录校》（杨富学、包朗、刘拉毛卓玛）；
第十六章《<冥福请佛文>录校》（杨富学、史亚军、包朗）；
第十七章《<点灯七层科册>录校》（杨富学、包朗、薛文静）；
第十八章《<兴福祖庆诞科>录校》（盖佳择、杨富学）；
第十九章《<贞明开正文科>录校》（杨富学、宋建霞、盖佳择、包朗）；
第二十章《<奏申牒疏科册>录校》（杨富学、杨琛、包朗）。
还有一些原本属于项目阶段性成果的内容，因已纳入《回鹘摩尼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和《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这里不再重复收录。
自2010年应林瞪第29代裔孙林鋆之邀介入霞浦摩尼教研究正好10年过去了。记得林先生约笔者与役其事时，笔者几乎全部身心正投入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回鹘摩尼教研究”的结项准备工作，然而，对新文献的发掘，就学术层面而言，无疑是重中之重，况且这些资料与回鹘摩尼教息息相关。于是乎，二话没有，撂下手头的活计便置身其中。由于得到林鋆、张凤二先生的大力协助，前期资料搜集工作比较顺利，只是后来就越来越不容易了，机缘未熟，有些资料（尤其是福清市新发现的那些）至今都无法收集到。
霞浦本文献都是由民间人士代代传抄的，鲁鱼亥豕时有所见，还有一些内容系法师出于生计需要而故意做了隐晦处理，法师心知肚明而外人则难究其理。如果不能把握其规律，进行文字补充，有些内容颇难卒读，而补充这些文字常使人大费周章。本书所引文献的收集工作经历了五六年时间，虽不能称全，但比较重要的文献差不多皆入吾彀矣，而且也获得文献所有者林鋆先生的授权，予以刊布。对这些文献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原来不认识或认错的文字，借本书出版的机会重新进行了梳理，凡与原来有异者，皆以本书为准。不得不说的是，有些内容只能算是暂时的，如法相、惠明，观敦煌写本，似乎指同一个人，然观霞浦文检，则似乎为二人，因本书主题为霞浦摩尼教，故而以霞浦本为准，分作二人看待。诸如此类，不在少数。
因为这些文献都是前所未闻的新资料，今天的国内外摩尼教研究者皆视若珍宝，然行外人士却有脱口必称其为假者，无形中给新学术的研究带来了压力，障碍不小。要回答文献真假问题说来容易，但如果别有用心者硬称之为假，那就有口难辩了。言其易，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唐写本相比，其理一也，只是一个藏于民间，代代传抄，至今还在使用，一个则被置入藏经洞封存起来了，要说区别，此为最显著之特征。言其难，在于霞浦摩尼教文献是活态的，古来没有印本，只有抄件。若干年后，抄本用旧了就要重新抄写，例如《兴福祖庆诞科》的新抄本是1986年抄写的。评价书手字迹之优劣、识字能力之高下都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就霞浦文书面言，甚至可以评价其中所蕴含的摩尼教因素的多寡，惟无法评定其真假，就如同河西宝卷，只有极少数是清代的抄本，其余都是近现代甚至最近刚刚抄写出来的。最近几年笔者多次应邀赴张掖参加河西宝卷的学术研讨与民间演奏活动，聆听宝卷传承人代兴位、代继生子孙三代念唱的《丁郎寻父》《鹦哥宝卷》《仙姑宝卷》等，又观览了代氏五代所抄写的多种宝卷。据统计，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代登科抄《张清贵割肉教母宝卷》迄今，历117年，共抄宝卷55部，除代登科抄写的46部外，子进寿抄2部，孙兴位抄5部，曾孙继生抄1部，玄孙忏忏抄1部。诸如此类，何以评判其抄本是真是假？民间抄本本身不存在真假问题，却被要求解释“是真是假”的问题，端属令人啼笑皆非，但作为研究者又不能不面对。再说，霞浦摩尼教文献满篇都是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和回鹘语的音译文字，而这些均为消亡已久的“死文字”与“死语言”，慢说霞浦村民，纵然今世之大学者，未必有造假之能力。好在课题组成员排除阻力，取得了尚称满意的成果，这些都是与诸位的努力以及林鋆、张凤、陈培生等诸位文献持有者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这里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研究过程中，一直得到林悟殊、马小鹤、芮传明、粘良图、汪娟等诸先生的帮助、支持与鼓励，尤其是林悟殊先生经常对拙作提出不同意见，往复商榷，大大提高了我对问题的认识水平，开拓了视野与思路；哈佛大学摩尼教研究专家马小鹤先生百忙中拨冗为拙作撰写序言，多有褒奖之辞，虽意在鼓励，也为本人今后的努力指明了方向。这里谨对以上诸位先生深表谢意。
本课题的完成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出版则得到中国敦煌石窟保护基金会的资助，于此一并表示感谢。
笔者的两个弟子包朗和盖佳择一直是摩尼教研究的道友也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包朗精于文字校勘，盖佳择长于三夷教义理，而笔者则长于历史，我们取长补短，尤其是他们二位的努力与学识，是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并出版的保障。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二人殚精竭虑，细心校对，又找出了不少问题，并对一些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这里谨对二位弟子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富学
2020年5月12日
(感谢中华书局，内容如有出入者，以实物为准。转载注明出处）马娟《元代伊斯兰教研究》出版（附：刘迎胜序/李治安序/后记）
杨宝玉《敦煌文献》出版
郝春文、游自勇等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十六卷）出版
赵静莲《敦煌非经文献疑难字词考释》出版
方广锠主编：《佛教文献研究：敦煌遗书与佛教研究专刊》（第三輯）出版
石刚《走向世俗：中古时期的佛教传播》（附后记）出版（附：编委会按）
蒲慕州《历史与宗教之间》出版（附自序）
李瑞哲《龟兹石窟佛教艺术研究》出版
朱浒《东汉佛教入华的图像学研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