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曼波《孔子<春秋>辨正》出版（附：周勋初序/王世舜序/前言）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出版年：2021-6

页数：396

定价：98.0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550634046

作者简介：     

姚曼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在《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 《周易研究》《文献》 《社会科学战线》等权威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文数十篇。有专著三种。

内容简介：     

本书以历史文献与新发现的考古史料为基础，以严谨缜密、翔实深入的考论，重新审视了两千多年来孔子修《春秋经》的旧说，开创性地提出孔子所编《春秋》实际上是《左传》文本的主体，进而对其内容、体例、成书、纂修背景、理论基础等展开探究，视角独特，层层剥笋，指出孔子《春秋》总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兴亡史，“别嫌疑，明是非”，揭示出了历史发展规律,供后人借鉴。

目次前言/姚曼波 序/周勋初 序/王世舜 绪论 第一章 “孔子作《春秋经》说”辨谬 第一节《春秋》古已有之 第二节《春秋经》简略之因 第三节《春秋经》书法不一，未经笔削 第四节《春秋经》皆“承告而书” 第五节《春秋经》与孔子思想不合 第六节 “微言大义”乃子虚乌有 第二章 考汉前典籍中的孔子《春秋》 第一节《孟子》所称引的孔子《春秋》 第二节《韩非子》中的孔子《春秋》 第三节 其他先秦典籍中的孔子《春秋》 第四节 汉初学坛之孔子《春秋》 第五节 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所称引的孔子《春秋》 第六节《史记》所称引的孔子《春秋》 第三章 孔子《春秋》——《左传》祖本考 第一节 孔子《春秋》原貌考 第二节 孔子《春秋》与《左传》的成书 第三节 孔子《春秋》与《春秋经》 第四节《论语》与《左传》互为表里、彼此呼应 第四章 孔子“笔削”《春秋》考 第一节 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孔子作《春秋》的独特个人条件 第三节 孔子《春秋》史料来源 第四节 孔子“笔削”《春秋》“窃义”新探 附《国语》《左传》史料对照 第五章 两千年春秋学之迷误 第一节 误区之源——董仲舒及其春秋学 第二节 司马迁沿袭董仲舒之误 第三节 刘歆之误 第四节 汉代以后的误区 第五节 重新认识孔子作《春秋》 第六章《春秋》“大义”辨正 第一节《春秋》“大义”文本载体再考辨 第二节 司马迁的“《春秋》大义”辨析 第三节 从《春秋》看原始儒家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四节《春秋》“大义”侧议——“克己复礼”辨正 引用与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本书旨在为孔子《春秋》及其创立的原始儒家理论辨正。

孔子作《春秋》是我国自汉代以来两千年文化重大的疑案。此案不决，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入进行儒学研究，皆为无本之木，无根之谈。

孔子作《春秋》本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道孔子《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并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概而言之，中华民族诞生以来的全部历史及其精神文明经孔子《春秋》而结晶，其道德文化传统经孔子《春秋》而创立。他孕育百家钤键诸子，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孟子将其与大禹治水相媲。但是，自秦汉专制皇权确立之后，孔子《春秋》遭到了统治阶级的全面掩盖与颠覆。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炮制“孔圣人受符命修《春秋经》”的神话，以官书《春秋经》取代了孔子《春秋》，以“一字之褒贬”的“微言大义”取代孔子《春秋》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君权神授”取代孔子《春秋》“民者，神之主”（《左传》昭公六年）的民主理性思想，从根本上颠倒了孔子理论，背叛了原始儒家的基本原则与理论基础。从此，儒学堕落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御用工具。近代以来，孔子甚至成为被批判被“打倒”的对象。即便是提倡复兴传统文化的今天，质疑孔子学说者还大有人在。关键在于，孔子《春秋》及其开创的原始儒家理论，依然如坠雾里，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经学大师周予同说：“现存的五部‘经书’，却不完全是孔子整理后的原书。不仅相去很远，而且根本上还是大疑问”，“此疑不决，要做到客观地深入地估计孔子的历史功罪，恐怕也难。”“不仅孔子问题，连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的。”周予同《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复旦学报》1979年第1期。

在高举民族复兴旗帜的今天，为孔子及其学说正名，已经成为摆在面前的为迫切的课题。振兴中华，必先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振兴民族传统文化，必先振兴中华传统文化之根——孔子开创的以人文民主道德为基础的原始儒学；振兴原始儒学，必先为孔子《春秋》正名。这是时代摆在当代学人面前的重大使命，义不容辞。

笔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1992年于《中国史研究》发表首篇论著——《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历经十余年系统研究与全面探索，2002年出版了《〈春秋〉考论》姚曼波《〈春秋〉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从经学、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论，推翻了两千年来“孔圣人修《春秋经》”的谬说，揭开了孔子作《春秋》真相：一部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实，系统总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兴亡历史及其规律，全面保存中华民族自炎黄以来的文明史，继承并发展尧舜文武三代以来道德传统及其人文政治的巨著。在考清其性质、内容与大体面貌，揭示孔子《春秋》与《左传》的内在联系，澄清孔子《春秋》真相的同时，解决了《左传》的成书问题。拙著还深入剖析孔子《春秋》诞生的历史土壤及其个人的天才条件；追溯两千年春秋学误区形成的源流及其历史演变轨迹；对于孔子及其《春秋》，予以全新的评价。拙著《〈春秋〉考论》面世之后，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积极评价与学界肯定参见董炎《〈春秋〉考论评价》，《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但也引起不同意见的论争。通过论争，使我看清了春秋研究的症结，以及拙著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这促使我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研究。对孔子《春秋》的关键性史实进行更缜密更坚实的考论，并联系与运用考古整理发现的新史料，对于孔子《春秋》的文本载体进行再考辨，进一步明确孔子《春秋》与《左传》在文本上的承载关系。关键的是，从史实考辨提升到理性的透视，通过理论的全面解剖，彻底解开孔子作《春秋》“窃义”之谜。探索孔子作《春秋》的理论基础，孔子世界观发展转变及其理性宇宙观形成的轨迹；解剖《春秋》的理论构建，揭示其理论体系的形成。笔者的研究成果曾先后发表于《易经研究》《哲学研究》等重要刊物。本书正是在《〈春秋〉考论》的基础上，正其所误，纠其所偏，补其所缺，并总结近二十年来研究新成果开拓深化而成。

本书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文献为基础，以科学严谨而全面的综合考论，在揭开孔子作《春秋》史实真相的基础上，全面剖析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及其全书的理论构建，从本质上揭示孔子作《春秋》的真相：借史立论，通过《春秋》全面系统展示他的宇宙观、政治观、历史观、礼乐观、军事观、外交观、宗族观、婚姻观、爱情观、医学观等等，创立博大精深的原始儒家理论体系。

二、 应用考古整理发现的新史料，以古文献与新史料结合，内证与外证结合，史学的考证与理论剖析结合，进一步揭示孔子《春秋》与《左传》的文本承载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从战国帛书《要》关于孔子学《易》传《易》与《左传》记载的彼此呼应，找到更有力的佐证，无可辩驳地再次证实《左传》是孔子《春秋》真实可靠的文本载体。

三、 以史实考论与理论剖析结合，勘破汉儒名硕一致称道的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真谛，特别是其中争议的“亡国五十二”问题。所谓“亡国五十二”，不是传统所理解的灭国数，而是对五十二起亡国事件历史教训的总结。其为典型的例证是，鲁昭公十一年，楚灵王灭了七国，但是《春秋》却仅仅记载了灭蔡，且将笔墨集中于对蔡国灭亡原因的剖析。而对同时被灭的其他六国却只字未提，仅于事后一笔带过：“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左传》昭公十三年）显而易见，作者记载灭国，旨在总结亡国教训。这正印证了《史记》所记孔子作《春秋》初衷：“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考《春秋经》及其三传，唯《左传》不仅史实与孔子《春秋》相吻合，而且思想倾向上与孔子作《春秋》的宗旨高度一致。这也从史实与理论两方面进一步佐证了笔者观点。

四、 在考清孔子《春秋》文本载体的基础上，具体解剖《春秋》的理论构建，揭示两千年来经学家穷追不舍而至今不明《春秋》“大义”之真谛。司马迁曾高屋建瓴的总结《春秋》“大义”，称道孔子《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太史公自序》），这是对孔子《春秋》思想内容的高度概括。《春秋》以三王之道为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总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兴亡史。孔子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这是对《春秋》“人事之纪”所作出的规律性总结。《春秋》祖述尧舜之道，宪章文武，突出三王“政在养民”的主旨，石破天惊地提出“民者，神之主也”（《春秋》昭公六年），冲破神权，昭示民主政治观，首次在人类历史上开启“民主”的政治新范畴。

同时，孔子《春秋》针对春秋时期大崩溃、大分化、大改组所涌现的一系列令人迷惑的时代性重大问题，进行深刻探索与理性总结，“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太史公自序》），为人们指明正确方向。特别是对如何认识与对待周礼，如何正确处理守礼与革新、仁政与法制的矛盾，如何看待争霸与战争等等重大课题，以史实与理论剖析作出明确解答。他强调周礼的原则是“政以食民”；升华到理性宇宙观高度揭示礼的本质及其永恒意义；详细记载子产变法革新及其重大成就与时代影响，展现其礼法并举、崇尚革新的政治观（这与《论语》中孔子推崇法家先驱管仲与子产彼此呼应，与《易传》中赞扬“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亦相印证）。

《春秋》的又一重大题旨是：保存与总结中华民族全部历史，并构建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传统。司马迁称道孔子《春秋》“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太史公自序》）。《春秋》不仅保存了被灭亡国家的历史文化，继承被中断的尧舜文武之道统，并进一步为三王之道及周礼“补敝起废”，继承其民主性精华，摒弃其封建性糟粕，构建了以理性宇宙观为基础，以道德本体论为核心的儒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及其人文主义道德传统。

五、 本书在解剖《春秋》理论构建基础上，揭示孔子创建原始儒家理论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这是《春秋》以及儒学研究的终极问题。司马迁称道孔子《春秋》“其旨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太史公自序》），这是对于《春秋》在理论上卓越建树的精粹总结。孔子通过《春秋》，不仅总结历史规律，而且揭示人类社会与天地万物间的普遍联系，从本体论的高度，创建了博大精深的原始儒家理论体系。《春秋》已经从史学升华到哲学的高度。

长期以来，由于孔子《春秋》真相的被掩盖，人们普遍认为孔子只是道德家教育家，其理论不成体系——譬如黑格尔就是这么说的。然而真正的孔子《春秋》，不仅“其旨数千”，而且深入“万物之散聚”，揭示世界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了建立在理性宇宙观基础上的完整理论体系。整部《春秋》，无论是对于历史的总结，还是现实矛盾的剖析；无论其政治观、历史观、战争观，礼乐文化观，还是婚姻恋爱观、医学观；无论是对统治阶层的揭露，还是对封建迷信的批判，都建立在深刻的理性哲学基础之上，处处贯穿着理性宇宙观与辩证法。《春秋》总结兴亡之史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称其为“天之道”——这与汉儒宣扬的“君权神授”显然水火不容。《春秋》揭示战争的规律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左传》成公十六年）指出楚国城僕之战失败之因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种理性战争观，显然与马克思主义观点——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形式，遥相呼应。《春秋》侧面揭示婚恋的本质曰：“夫夫妇妇，顺也。”（《左传》昭公元年）这种从人性论出发的恋爱观，超越时代，闪烁着人文理性的光辉。《春秋》更将儒家的仁政礼治上升到理性宇宙观的高度，从人性出发进行理性的阐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传》襄公十四年）“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左传》昭公十九年）谴责昏君之恶在于“弃天地之性”。称道“礼”云：“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的作用就是协调人性，“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同前）。这就为礼治找到了形而上的依据。《春秋》总结礼的终极意义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上顺天道，下化人性，是人性与物性、人道与天道的和谐统一。礼的终极意义是终成就“人”自身，这赋予礼以理性宇宙观为基础的永恒意义。

孔子把人类的“性”“命”与“天道”联系。《乾》卦《彖》辞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进一步将其与“道德”相统一：“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把客观的“理”“性”与人伦道德之仁义统一起来，确立了以天道性命为理性基础、以道德为落脚点的“天道——性命——道德”的仁学理论体系。《春秋》对此作了具体的发挥：“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左传》成公十三年）礼义的作用就是“定命”。实行“礼”，调和人性哀乐不失，“协于天地之性”，方能长治久安。这为原始儒家的礼义观找到了形而上的客观依据。“天道——人性——礼治——成人”，这是孔子《春秋》构建的儒家政治理论框架。《春秋》将尧舜文武三代以来的仁政礼治思想升华为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构建了以理性宇宙观为基础，以道德本体论为核心的完整儒家理论体系。

本书后对孔子《春秋》所开创的儒家理论核心纲领“克己复礼”进行辨正。这部分本是我多年前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之所以收列于后，主要因为“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于《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于整个统治阶级提出的警示，它是儒家“修治齐平”理论纲领形成的源头。不仅是对于历史的理性总结，而且是为人类社会长治久安提供有力借鉴。笔者阐发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历史背景，挖掘其深刻的内涵，强调“克己”的对象是统治阶级执政者，突出孔子所“复”之“礼”不同于周礼的全新人文内涵，指出礼是引导人民走向“成人”之道的人文主义政治与文化精神。借此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克己复礼”的偏见与误解，并促使人们更深刻理解孔子的理论精髓，更自觉地承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本书对于孔子《春秋》的辨正，一方面廓清两千年来对于孔子及其理论的各种歪曲与谬说，从而客观全面的评价孔子对于中华民族与人类文化多方面的开创性建树与卓越贡献；同时，对于孔子《春秋》文本载体的全面系统考论，明确《左传》为其真实可靠载体，将为深入研究孔子理论提供坚实基础，促使儒学研究返璞归真，走出千年误区，朝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开辟新天地。对于孔子《春秋》所创立的原始儒家理论体系的正确理解与深刻把握，也将促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更自觉地继承其优良文化传统，取其民主性精华，弃其封建性糟粕。防止把“复兴”变成“复古”乃至“复辟”，促进复兴民族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走上康庄大道。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春秋》，使孔子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从道德家到思想理论家、由唯心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转变。这个根本性转变，使得他创立的理论体系，登上真理的高峰。孔子《春秋》揭示了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客观本质，指出理性的发展方向。孔子的理论思想，不仅过去孕育与濡养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发展进步，并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东南亚的民主革新运动、美国的独立战争及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产生过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文明进步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孔子《春秋》突出强调的“政在养民”，代表了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宗旨与核心价值观。《春秋》确立“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价值观，不仅代表了中华民族而且体现了人类生命个体价值的坐标。《春秋》展现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理念，代表了人类社会政治的美好理想。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战争与恐怖组织活动频发，其根源在于统治阶层的昏庸腐败贪婪自私。孔子指出，天下太平关键在于执政“君子”的“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矣。”谁说不是呢？

孔子《春秋》如喜马拉雅山，如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笔者只是蠡测管窥。通过拙著或许可以找到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至于其中的无穷的宝藏，则正待后人去开发。期盼大方之家赐正，通人达士商榷；更期盼当代学人共同肩负起时代的使命，把孔子《春秋》的研究推向深入。
孔子《春秋》为往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圣哉，孔子！伟哉，《春秋》！说明：本书于拙著《〈春秋〉考论》基础上改写而成，故将周勋初师以及王世舜先生为前书所写的“序”附于后，代“序”。

姚曼波2021年2月书于久竹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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