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优秀的学校，学生越少？！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近期
南都观察“大问题”提问了杨东平
在提问中，他解释了
为什么要坚决打击超级中学
教育变革的背景等问题
杨东平说——
现在的教育面临着所谓“五唯”的问题——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这个就要说到教育生态的问题了，这些现象确实发生在教育系统里，但问题的来源是社会性的，有一些是在教育内部，有一些是在教育之外的。
像唯分数的问题，在教育系统内部是有可能解决的，这个内部主要是指政府责任，而不是校长和老师的责任。
现在大家往往会说，校长、老师好像没有依法执教，达不到教育部对减少作业量的要求。其实这后面的指挥棒是在教育局，如果教育局要用升学率来考核，校长和老师就必须承受着压力，并且会把这个压力转移给学生。
如果教育局的评价改变了，校长和老师就被解放了，学生也被解放了。所以它的管理链条是在上面，而不是在学校。
有一位教育局局长跟我说，当地新上任了一位书记，他们去汇报工作，说他们去年优秀率提高了多少，教育普及率提高了多少……那位书记说：“你这些都不用说，你就说考上清华、北大的有没有？”
这位局长就没法说话了，因为新书记不看整体的教育效果，就要清华、北大，唯“北清率”为追求。但其实如果一个地区的教育主管，尤其是党政领导对教育比较开明，不对学校施加过大的压力，这个地区的教育生态就会比较缓和，教育气氛就比较宽松。另外，在高考制度存在的情况下，想让学校完全没有竞争，没有分数和考试，这不真实。
普通高中阶段会出现严重的不公平竞争，或者马太效应，最典型的现实就是超级中学的崛起，一个地区有一所超级中学，它把最好的学生、最好的老师都集中到一所学校，其他的学校马上无法跟它竞争，垮掉了。而一个县的高中一垮，它的初中也不稳，就会“水土流失”，好的教师、好的学生都走了。在高中阶段，每个地区都能够有一所好的高中，是它的基础教育生态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
所以，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就是要坚决地打击超级中学的现象，因为这是最典型、最粗暴的违反教育规律、伤害学生的一种做法。
很多人会说，超级中学给农村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升学机会，其实这是一个假象，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了。比如说衡水中学，一开始是100多个，现在是200多个上清华、北大的。我跟他们校长说，你能不能公布这一两百个学生的来源？衡水籍的有几个，河北籍的有几个，其他是来自哪里的？
我们把19世纪形成的一些学校称之为教育工厂，这种超级中学比教育工厂还要恶劣。工厂只不过说它是制度化的、标准化的、流水线的，但超级中学离学校的本质已经很远了。比如说它的一个年级，可以达到有60个班，一个学校的体量能够达到一两万人。
在这样的学校，为什么必须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因为人太多，一举一动都可能出校园安全事故，上下楼、吃饭……但是如果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这还叫学校吗？
现在国内有很多三五千人的小学，一两万人的高中，这都是世界奇观，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学校。在世界范围内，越是优秀的学校，学生越少，因为只有小规模才能实行个性化的教学。
我经常说一句话，一般人不太喜欢听。我说我们首先要实现教育正常化，然后再谈现代化。正常化，就是把儿童当儿童来对待，老师像老师，校长像校长，学校像学校，我们大多数学校还远远做不到，学校像个战场。
比如说这个唯学历的问题，为什么高中的升学竞争围绕着985、211、清华、北大，“北清率”成为一个显性的指标？
我们现在每年的考生是1000万出头，今年是1071万。有人做了一个统计，清华、北大每年招7000人，考上清华、北大的概率是0.07%。985每年招几万人，考上的概率是0.5%，还是不到1%。所以，1000万学生都奔着百分之零点几的目标作为自己的追求，或者你的教育规划是这么来做的，这不是开玩笑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就被“牺牲”了。为了追求这个遥不可及的非常小的概率，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工程师或者农艺家，或者一个糕点师，最后可能什么也不是，成为被教育筛选淘汰的人，他的个人的兴趣、能力、方向全部都丧失了。
即便在这种状态下，即便上了名校，很多人为什么也没有很多的作为？也是这个道理——他的内心学习的热情消失了，他自己独特的能力的方向、爱好没有培养起来。
“改变教育工厂的模式，促进教育创新”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它依赖于造就一批教育家，要一批有志于改变教育的人去探索新的不同的教育方式。
例如校长职级制的改革，是最近20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搞的，做得最早的其实是山东潍坊。我们现在的学校校长管理，是把他纳入地方的党政干部的序列。因为很多重点学校，有的是科级，有的是副处级。像最优秀的县一中，往往就是处级了，它跟县长是平级的。
这些校长不跑教育局，而跑组织部，他的心思就在其他的方向了。所以当时潍坊首先实行了校长职级制，使得校长安心教育，按照教育工作的成效来给相应的职级。
现在上海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这么做，但是有些地方是实质性的，而有些地方表面上只是这么一个壳，内里还是行政化的。
另外，还有赖于制度环境，提供一个改革的机会或者空间，要有相应的办学体制的改革。这就是我们特别呼吁的。
在中国近二三十年来进行的改革，有两项重要的改革，一个是高考制度的改革，一个是课程体系的改革，也就是新课改。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进行办学体制的改革，始终是“大一统”的高度行政化的教育局办学，校长很难有什么作为。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很多国家都已经着力在这个方向上去改变教育了，打破过于刻板的、行政的教育体制。在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家，都是采取了一种叫“特许学校”的形式，或者“自由学校”的概念，允许公办学校自行设置新的教育方向、内容、课程结构等等，允许你做不同的教育，而不是按照教育局的规定来做。
教育局跟学校签订一个协议，三年以后来检查，如果学校达到了它自己提出的一些理念、要求，继续办；达不到的话，教育局再收回，它是在公办教育学校系统当中改革。
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特别欠缺。在“大一统”的行政管理下，限制体制外的办学、限制教育家办学。即便在这个情况下，在中国很多大城市的边缘，也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型的小微学校，在自我生长。尽管一开始可能不合规、不合法，但是逐渐地，它也在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中。
我觉得这种多样化的教育，也是教育生态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只有在这样的生态当中，才有可能来改变教育。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变革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明确的认识，我们并不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登高一呼、旧貌换新颜这样的想法，这个是不真实的，教育的变革必定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替代的过程。
新的东西出来以后，会逐渐地受到更大的家长和市场的欢迎，逐渐地有更多人来模仿、学习它，这是用一种新的范式来取代旧的范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靠教育家的努力，也要有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来源：南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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