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国际知名科技媒体The Verge发表文章，称当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人工智能竞争犹如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围绕人造卫星所开展的竞赛。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地球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这个飞行器还没有沙滩球大，但是却激起了美国对载人登月研究和投资的狂热。六十年后，世界可能又迎来了第二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但这一次，不是美国接到了叫醒电话，而是中国；目标不是探索太空，而是创造人工智能。

第二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以“阿尔法狗”（AlphaGo）的形式出现，这是由美国谷歌公司旗下的DeepMind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2016年，“阿尔法狗”在古老的中国棋盘游戏——围棋——中打败了韩国大师李世石，同年5月又击败了中国的围棋世界冠军柯洁。两位为中国政府提供人工智能政策咨询的专业人士告诉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这些比赛刺激了中国的官员去支持这项技术。2017 年 7 月发布的报告让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野心昭然若揭：中国称到2030年将在人工智能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这是个很实际的目标。”美国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的研究总监告诉The Verge。“现在，人工智能是中美之间的双雄争霸赛。”他指出，中国拥有问鼎所需的一切条件，包括政府资助、人口众多、活跃的研究圈，以及一个似乎已经准备好迎接技术变革的社会。这一切就引发了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竞赛中，中国真的能击败美国吗？

数字的力量

要构建强大的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数据的支撑，而没有什么能像人类一样产生数据。这意味着中国庞大的14亿人口（包括7.3亿多网民）可能是它最大的优势。这些公民产生了可以被中国科技巨头挖掘利用的大量有用信息，在涉及到用户隐私的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也更加宽容。出于构建人工智能的目的，这比欧洲国家及其“以公民为中心的立法”更为有利，该研究总监指出。美国的苹果和谷歌等公司正在研究这一隐私问题的解决办法，但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种困扰那就更简单了。

在中国，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以西方国家无法接受的方式进行开发。例如，面部识别技术应用广泛，从识别马路行人到分发厕纸。这些应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就像任何研究人员会告诉我们的那样，要将技术用于现实中，除了测试开发之外别无他法。“我认为，在人工智能开发方面，中国遇到的生存危机不会像西方国家遇到的那样大。”该总监表示。

微软聊天机器人在中美两国的遭遇就是一次很好的比较。在中国，微软公司的机器人小冰可以作为应用软件下载，用户超过了4000万人，有人每晚都和它聊天。它甚至以笔名出版了一本诗集，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工创作的辩论。与之相比，美国版机器人名叫Tay，众所周知，在推特用户将其教育为种族主义后几天就下线了。

深圳的机器视觉初创公司码隆科技（Malong Technologies）首席技术官马特·斯科特（Matt Scott）表示，中国对新技术的态度是可以“承担风险”，这令人振奋。“对于人工智能，我们必须要站在最前沿。”他说，“如果你使用的是一年前的技术，那你就过时了。我发现在中国——至少是我所在的中国社区——很擅长承担这些风险。”

合作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工智能研究圈的成果很容易衡量。2016年10月白宫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在深度学习领域发表的期刊论文比美国多，而且，近年来中国研究人员提交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增长了200%。2017年年初，人工智能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将年会改期，因为原定时间与中国春节“撞档期”。中国人工智能研究圈的影响力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然而，更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数字转化为科研成果。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智库研究人员对上述统计持怀疑态度。“我们可以计算论文数量，但这是最糟糕的衡量标准，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质量的任何信息。”他指出，“目前，前沿研究仍是由谷歌大脑（Google Brain）、OpenAI、DeepMind这样的机构来进行。”

但是，在中国，这类公司与高校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更多——码隆科技和清华大学有一个合作实验室；百度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立了更大的合作伙伴关系,如共同创建的“深度学习国家实验室”。

其他方面的研究似乎也很有影响力，但很难衡量。斯科特10年前在与微软合作时开始进入机器学习领域，他认为中国拥有一个极其开放的人工智能圈。“我认为人们更强调（个人）关系。”他补充说，中国无处不在的即时通讯应用“微信”是一个丰富的资源，在高校和公司周围聚集的群聊组在不停地分享和讨论新研究。“这些人工智能圈非常、非常活跃。”他表示，“可以说，微信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非常高效。”

记住：美国政府帮助构建了互联网

最让这位智库研究人员担忧的是美国政府目前计划退出基础科学。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中将大幅削减科研经费，将资金从许多可能涉及人工智能的机构中拿走。“显然，华盛顿没有任何战略计划来重振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投资。”他告诉The Verge，“我对特朗普政府计划的削减范围深感不安。我认为这些削减令人担忧，会适得其反。”

上届政府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的危险和潜力。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年底发布了两份报告，阐述了投资人工智能的必要性，还谈到了监管和劳动力市场等问题。“人工智能有潜力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10月份的报告指出，“公共和私营部门对人工智能的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的投资已经开始收获巨大的回报了。”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7月发布的人工智能政策文件反映了这一点，但中国并不只是经历了一场可能改变其路线的戏剧性的政治动荡。中国的这份政策文件指出，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成为带动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到2030年，中国应“占据人工智能科技制高点”。根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最近的一份报告，占据制高点将会得到回报，而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预测，到2030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增长将使全球经济增加16万亿美元——其中一半会落在中国。

我们将何去何从？

该智库研究人员最近写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的报告，对于他来说，美国政府正处于一种错觉中。“许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美国开发了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他说，叫醒电话就要响了。中国可能已经经历了它需要来支持人工智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那美国呢？

其他人则质疑这是否有必要。高德纳的研究总监指出，虽然目前中国有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全球领导者的势头，但得益于硅谷的工作，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该智库研究人员表示赞同，并表示只要美国科技巨头能把它们的一小部分广告费转投向人工智能，政府资金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与我们能从谷歌和脸书（Facebook）这样的公司得到的钱相比，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这样的地方获得的资金只是沧海一粟。”他说。

这些公司也反驳了“中国的人口数量为它带来了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一论断。在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用户当然是件好事，但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同样数量的用户可能会更好。谷歌和脸书的主要平台（安卓和脸书网）都吸引了超过20亿的用户，其他六个服务平台也拥有10亿多的用户。这种覆盖更有用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多样性。中国的科技公司可能很强大，但它们缺乏国际影响力。

该智库研究人员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要衡量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落地实施比研究更有价值。他表示，重要的是“国家和组织能高效实施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从人工智能应用到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汽车、金融等来看，研究周期落后(比如12个月 )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仍然能掌握这项技术，并进行高效应用。”

这样看来，人工智能竞赛并不一定是零和博弈。现在，前沿研究是秘密进行的，但却进行了跨国界的公开分享。斯科特在中美两国的人工领域都工作过，他表示两国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想象的要多。“人们担心这种事情发生在某处的地下实验室里，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说，“人工智能领域最先进的技术已经发布，各国正在积极合作。人工智能不是在真空里工作：我们需要进行合作。”

在某些方面，这和1957年的情形很像。虽然美苏两国之间存在地缘政治竞争，但斯普特尼克发射的新闻刚发布时，美国还是充满了对科研的敬意。一份当时的报告指出，美国的顶尖科学家“没有怨恨在太空领域被苏联工程师击败了，正如其中一位所说的，‘它在天上，我们都很欢欣鼓舞。’”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美国和俄罗斯你来我往，争当太空竞赛的“第一”。但最后，这场竞赛带来的好处——新的科学知识、技术和文化——并不只属于获胜者。它们被更公平地共享了。照此看来，“斯普特尼克时刻”并不一定要引起警示，构建更好的人工智能的这场竞赛仍然能让我们所有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