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毅强：疫情、摄影和政治学
医护人员——来自那日松的朋友圈配图
疫情、摄影和政治学
吴毅强
眼看着疫情肆虐全球，我曾在朋友圈写了一段文字“这场瘟疫可能会跟一百年前的一战二战一样，引发全球各行业深刻变局，政治、经济、科学、思想、文化、艺术…所以，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好感受它，观察它，甚至参与它，这是获得历史感的最佳途径。不要白活了，尤其是搞文艺的。”
目前形势来看，说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应不为过。疫情之下，摄影何为呢？
朱威斌，湖北省远安县，2020年2月13日
摄影与现实之间的天然关系尽管在哲学上饱受质疑，但在生活中再一次获得确证。自抗疫一开始，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关于医疗救护现场和各种隔离管制现场的记录。各大媒体、朋友圈排山倒海的照片不断刷屏，即便远在全球各地，也能瞬间感受到中国武汉和湖北已身陷险境，亟待纾难。如果把抗疫比喻成一场战争，那么，这些照片就是当代战地摄影，可以上溯到罗杰·芬顿的克里米亚战争摄影、马修·布雷迪的美国内战摄影、罗伯特·卡帕的二战摄影这样的伟大新闻报道摄影传统。可以说，是摄影，冲破所有文化和地理阻隔，让全球心系一地，同呼吸、共命运。
2020年春节假期，宁都、兴国、永丰三县交界处的古教村村口。摄影©廖勰云
在这一点上，绘画几乎是完败的。美术界曾出现了大量所谓抗疫绘画，但如果只是简单地临摹甚至抄袭照片，其实大可不必凑这个热闹。这也说明绘画的力量从来都不在即时性上，就如同摄影诞生之初，绘画从再现性领域隐退，转而寻求抽象表现的过程一样，绘画需要寻找新的发力点。
话说回来，摄影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不意味着摄影传达了真理，它或许再现了一个事实，但事实不等于真理。而一旦脱离了真理，那就进入了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了一种摄影政治学。比如一度热传的这张医患互致鞠躬照：
我是存疑的。疑点有：一个两岁的小孩是不是有这个意识，要对治疗他的医护人员致谢？就算是致谢，他选择口头表达还是鞠躬？毕竟鞠躬这个传统消失已久，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鞠躬致谢，有点超出正常理解；还有，就算鞠躬，从收拾东西开始到出门有一大把机会，为什么正好在一个大门外的空阔地带进行，我们知道，那里通常是各种仪式性照片的拍摄场地。两岁小孩的心智有如此绵密吗？最后，两人鞠躬的时候，作为摄影师，正好出现在以医院为背景的正前方，只等待按下快门？这一切来得太巧了。
当然，有人会说，就算是摆拍而成，他们也是出于善意，不应受到质疑。没错，我丝毫不怀疑作者的善意和正能量。不过回到摄影本身，这里涉及一个摄影伦理问题。我们知道，如约翰伯格所说，照片本身只是现实之流里面的一个切片，当这个切片置入另一个理解语境的时候，它与拍摄当时发生的前因后果是割裂的，作为读者无法知晓。所以一张照片如果没有任何图说，它的意义通常是晦暗不明的，可以做多种解读，这也是摄影有时候能成为艺术的重要特质。但是，如果一张照片作为新闻照片来使用，比如这张鞠躬照片就被主流官方媒体引用并大量传播，那么它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被文字标题和图说所限定的，比如“定格最暖鞠躬：浙江2岁小患者出院致谢护士妈妈”，我们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是一张记者的抓拍照。
既然真相并非如此，就说明照片的意义是可以被操控的。这一次我们用在了宣传医患关系的正能量上，似乎问题不大。但下一次，如果被“负能量”使用，被邪恶的资本和政治所使用呢？这样的例子已经数不胜数了，摄影经常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操控的工具。本雅明曾经为摄影带来的民主解放欢欣鼓舞，但随后的纳粹统治给了这种乐观愿景无情的一击。这也正是后来苏珊·桑塔格和约翰·伯格思考资本主义社会和ji权社会时所担忧的问题。所以，如何使用摄影，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终极拷问。
文格中刘少奇被打倒后从照片中消失了
张大力作品 第二历史
还有一张最近的图片让人不吐不快。这是摄影政治学的又一典型表现。
在中国，摄影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就是合影留念。大大小小的会议，领导视察，摄影记录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任务。摄影成为了一种新的宗教仪式，摄影师成为了巫师，快门一按，如同魔棒一挥，各色权力、身份和关系得到妥善赋予和照顾，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个照片中，领导适时地出现，并占据C位，再一次宣示了自己的地位，哪怕护士功高盖主，但位置岿然不动，所以护士自动退居二线，沦为了背景墙，这是对权力和身份地位的妥协和默认。当然，很多时候，她们脸上照样洋溢着神圣的光芒，因为她们认为即便站在后面，一样可以融入历史，成为不朽。合影就是有这个神奇的功能。
布尔迪厄一直把摄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摄影不是一个简单的中立的工具，它植根于整个政治经济系统。摄影也是文化地位的象征，它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和阶层认同。
所以，如同这次新冠肺炎，它的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国际政治角逐一样，摄影扮演的角色也从来不是岁月静好，它已经深深地卷入其中，与历史共振。每一次快门，每一张照片，每一次传播都将汇入这道时代洪流，成为塑造今日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