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中产阶级的自白!
“阶级固化”绝对能蝉联 2017 和 2018 的年度热词。有意思的是，关注或参与此话题讨论的，多是（或自觉是）这一过程的“受害者”，受益阶层则普遍沉默。也正因为此，能以后者之身份站出来说话、并审视自己阶层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之角色的人，显得尤为宝贵。美国作家马修·斯图尔特就是其中一位。近日，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称：美国的阶级分化已十分严重，阶级与阶级之间将很快变得不可逾越，而他所在的阶级——看起来最温和、最无害、最励志的中产阶级，可能就是导致这一现状的因素之一。
本文原标题为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虎嗅编译（有删减与浓缩）。
转自虎嗅网 编译者 | 成长的人生
贵族已死
小时候，每年约有一个礼拜之久，我都会成为美国某没落贵族的一员。
有时在圣诞前后——但更多是在 7 月 4 号那天，我们一家会前往祖父母设在芝加哥、棕榈滩或阿什维尔的乡村俱乐部小住。那儿的自助式早餐堪称饕餮盛宴，而祖父又乐意担任一位好客和蔼的主人。他每每备着一个熟悉的故事，并且鲜少会错过任何一个对我们进行温和指导的机会。
十一二岁时，从他喷吐而出的雪茄烟雾中，我获悉我们之所以能享受如此丰足的度假周，都要归功于曾祖父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一位曾受命于罗斯福的莽骑兵（注：莽骑兵，Rough Riders，美西战争中第一批自愿骑兵队的别号，罗斯福是其组织者）。
此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某一天成为印第安那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从此发了家。另外我还被告知，出于某些年代久远而令人费解的争议，洛克菲勒家族成了我们家的死敌。然而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关于那位上校的故事以及他与石油巨头间的恩怨纠葛，其实远非事实。
度假周快结束时我们便会打道回府。
当时我家的现实情况是这样：我们一段时间要栖息在冲劲十足的中产世界，一段时间要辗转于美国设在各地的军事基地并寄居于其周围的各色社区（译者注：根据作者在本文及其个人网站上的介绍，他是出生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当时父亲已经是海军陆战队设在当地的一名军官。童年时，每三四年他就要随家人迁徙一次，加州、佛州、华盛顿……住所不定）。
然而，随着年龄渐长，国庆节吃豪华午餐的排场以及所谓的桥牌礼仪都变得有点可笑甚至可恶起来——就好比某些人才刚崭露头角，大家就要给他举办个没完没了的生日派对一样。
我所属的新一代们相信，成功来自成就/价值/功绩的累积。于我们，不外乎就是：分数、等级、有竞争力的简历、在棋类和球类运动中独霸一方的能力，以及自食其力——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帮邻居打杂、给快餐店打工，以及为完成学业而不断赢取奖学金。没错，我天生优势多多，但钱却不是其中一项。
而现在，我已经成了新贵族的一员（虽然我们自以为没有靠祖上荫庇）。而如果你是《大西洋月刊》的典型读者，你可能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可以肯定的是，我所属的这个新群体有诸多值得钦羡之处；出于某些待会儿即将阐述的理由，我愿意称这一群体为“独特的 9.9%”。我们放弃了旧的着装规范；我们信奉事实；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肤色和种族上更加多样化了。总之像我这样的人，我们对早年统治阶层之生活的记忆已经模糊，我们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例外，而不再是常规。
社会学也好，金融学也罢，不管是以这两套学科的哪种标准来衡量，加入我们都是件好事。而投胎做我们的后代就更好了。因为，无论是在健康、家庭生活、人脉还是在教育水平上（金钱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在碾压来自下层的竞争。
不过我们也确实有盲点，那就是：对于本阶层的变化有多快、最终的归宿将如何，我们似乎是最后的知情者。
精英阶层已掌握了以牺牲他人后代为代价的、巩固财富和传递特权的老把戏。在这个财富日益集中的时代，我们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相反，在这个经济被慢慢扼杀、政治稳定被慢慢破坏、民主被慢慢侵蚀的过程中，我们是主要的帮凶。
9.9%，故作韬隐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钱。在美国，有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是这么讲的：不平等现象正日益加剧，而罪魁祸首是化石燃料界的富豪、华尔街的肥猫、乳臭未干的科技兄弟，以及其他位于金字塔尖的那 0.1%。至于那剩下的99.9%，亦即所谓的“人民”或“中产阶级”，他们是无辜者。
故事的主要内容很简单，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但在角色理解和情节想象上却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没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那财富日益集中的过程中，最大的赢家的确是那些位列前 0.1% 的人。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和加百列·祖克曼的数据，2012 年，这一群体中约有16万户家庭掌握着全美财富的 22%，远远超出了 1963 年的 10%。而如果你打算募集政治献金，那也只能在这 0.1% 的人尖儿里找到金主。
相对而言，这群人所握的每块蛋糕都来自下层人之手。准确来说，是底端 90% 的人的那部分人不情愿地松了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曾是他们的巅峰时期，那时这一群体尚拥有全美 35% 的财富。然而30年后，这一数字下降了12个百分点——恰好能对上那0.1% 之人的财富占有率的增幅。
而处于中间层的那 9.9% 表现最好。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财富大饼越积越大，他们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占有率。但是请注意，作为一个整体，它实际占有的财富比其他两层人的加起来还要多。在下图中，这一阶层的财富占有率是由黄金线代表的，高而稳定，而另外两个阶层的则起伏不平。我所谓的新贵族就处于这条黄金线上。我们就是这 9.9%。
三个阶层的曲线故事 9.9% 的人占据了全美最多的财富
那我们这 9.9% 到底是一群什么角色呢？
我们大多数人不像那些舌灿莲花的政治操纵者。我们是一群彬彬有礼、身着法兰绒的律师、医生、牙医、中层投资银行家、有着晦涩头衔的 MBA、以及其他各种专业人士——你可能会请去共进晚餐的那种。事实上，我们是如此的谦逊，我们否认自己的存在。
我们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中产阶级”。
自 2016 年起，进入我们这一阶层的身份证明已变为：资产净值为120万美元；如果您的身价在此基础上翻番，便能挺进这一群体的中层。而如果您的资产达到了 1000 万美元，那您就能跻身该群体最顶层的那 0.9%了。（如果你还没到这一境界，别着急：我们这一群体对那些走在正确轨道上且有正确态度的人始终开放。）“我们属于那99.9%”，这话听起来很正确，但却只是一个口号，没有经过推敲。因为，即便是位于我们这一群体最底层的家庭也不知道干草叉能用来干啥。
此外，我们还大多数是——虽不完全是——白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在财富占有量排名前 10% 的家庭中，有1.9% 是非裔美国家庭，2.4% 是西班牙裔家庭，下剩的少数族裔家庭，则占据了这份名单的 8.8%——虽然他们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据的比例高达 35%。
而我们这9.9% 遭遇的危险之一是：在仰视中，我们的脖子被卡住了。带着敬畏、嫉妒和渴望服从的复杂感情，我们凝视着上面那 0.1% 的人。结果，我们漏掉了发生在背后的、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大故事，那就是：我们已经把那 90% 的人留在了尘土中了——我们一直悄悄地在身后设置路障，以确保他们永远不会赶上来。
让我们假设你从美国财富分配的中间层起步。那你要跳多少级才能进入我们这 9.9% 呢？从金融角度来看，衡量标准很简单，而标准的变动趋势也非常明确。1963 年时，你需要把你的财富增加六倍。而到了 2016 年，你却需要把财富增加 12 倍才能勉强挤入我们的团队。而假若你大胆到想要进入我们群体的中间层的话，那可就得把你的财富值乘以 25 了——从这个标准来看，2010 年代跟 1920 年代很是相似。（注：1920年代的美国处于咆哮期，一方面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一方面贫富差距开始加大）
而如果你从有色族裔的中间层起步，那就得练习财务撑杆跳了。根据美国政策研究院的计算，刨去对家具和家庭汽车等“耐用品”的投资，2013 年中层黑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为 1700 美元，中层拉美裔家庭的为 2000 美元，而中层白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则为 11 万 6800 美元。2015 年波士顿亦出具了一份研究报告，称该城中层白人家庭的平均资产为 24 万 7500 美元，而中层非裔家庭的平均资产为 8美元（这可不是印刷错误），也就是两大杯卡布奇诺的钱。
要再加上够买 30 万杯卡布奇诺的钱，这群人才能挤入我们的阶层。
你经常会听到说：这些现状都无关紧要。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飞跃。也就是说，因为在经济上人们拥有可变动性（Mobility），所以不平等是无可厚非的。很遗憾，从普遍真相上讲，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而单就美国本身而言，这话也站不住脚。因为，与流行的神话相反，身处这个“机遇之地”，人们经济上的可变动性非但不高，反而在节节下降。
想象一下，你踩在社会经济的阶梯上，一根橡筋一头拴着你的脚踝，另一头则固定在你父母所处的社会地位上。橡筋的强度决定了你逃离出身的难度。如果你的父母高高在上而你摔倒了，那根橡筋能把你拉上来；而如果他们身处低位而你向上攀登，橡筋就会把你拽下来。经济学家们用了一个数值来表现这一概念——“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elasticity，简称 IGE）。
这个术语简单解释起来就是这样：子代收入会或高或低地偏离社会平均收入，而偏离程度的大小又跟父代收入的多寡有关。因此，父代收入对偏离程度之影响的大小，就被称为 IGE。
如果某国某段时间的IGE为 0 ，就意味着父母的收入和他们后代的收入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而如果IGE 增大到了 1，则意味着在这个国家里，一个人的最终命运几乎会被 TA 的出身定死。
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尔斯•科拉克称，半个世纪前，美国的 IGE 值还不到 0.3。今天则大约为0.5。这就意味着在美国，一旦你选好了父母，游戏就打完一半了。这个 IGE 值几乎比其他所有发达经济体的都要高。如果以这种方式衡量国民在经济上的可变动性的话，那美国更像智利或阿根廷，而不是日本或德国。
而当你看到对子代命运约束力最大的橡筋根植于哪一社会梯级时，整个故事就变得更令人不安了。
以 IGE 约为美国一半的加拿大为例，它跟美国的相同之处在于：其社会中层的后代都是以同样优雅的步速徘徊在附近的梯级上。而出身极高和出身极低的群体，他们的命运如何，两国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加拿大就不说了，反正在美国，底层人的后代和顶层人的后代最终都只会尘埃落定在某个距起点最近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树越高，苹果就越靠近。
几年前，经济学家、曾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艾伦•克鲁格在审核全球经济可流动性的相关数据时，捕捉到了美国当时这股暗流涌动的进程。他指出，不断上升的不可变性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并不像两块被碰巧同时冲上同一片海滩的浮木，而是偕同撞击着全球海岸。所以不同的国家都有个共性，就是不平等程度越高，IGE就越高（见下图）。似乎人类社会有一种自然的阶级分化倾向，而待阶级与阶级之间分化得足够远后，就固化了。
盖茨比曲线 横轴：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数） / 纵轴：代际收入弹性
经济学家是一群谨慎的生物，他们会从这类图表中抬起头来，提醒你它们只显示了不平等的程度与 IGE 的高低之间具有相关性，并不说明两者间有因果关系。而对我们这些高层人士来说，这种提醒就成了一层现成的保护罩。有了它，我们就能理所当然地延续那套堪称美国精英统治之精神基石的谎言了，即：我们的成功与他人的失败间毫无瓜葛。这个想法让人心情愉快。
但实际上，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富人都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加速了阶级固化的进程。他们把本应从事生产活动或创造性活动的钱拿出来，砌成了一堵堵墙。此外，在整个历史中，有一个社会团体还身先士卒地承担起了维保这些墙的责任。在过去，这一团体是“贵族”，现在，则是我们这 9.9% 的人。而我们与贵族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坚称自己只是“中产”来继续保持上位。
克鲁格很喜欢上图所示的图表，最后决定给它起名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这个名字起得好，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在那篇描述了美国梦之崩溃的小说中，作者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把背景设置在了1922 年。而或者就是在这前后，我的曾祖父秘密从标准石油公司偷了钱并将其投入了加拿大的一家空壳公司。三年后小说出版，而或许就在出版之时，法律顾问正在寻找证据，证明标准石油的债券已经落入了内政部长的手中。再后来，小说的作者走进了巴黎的咖啡馆，而或许就在他小酌之际，我的曾祖父——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收到了法院传票，继而拔腿而逃——用这一“实际行动”，他抢在参议院之前证明了自己参与了茶壶山丑闻案。
再三年后，美国的不平等被我曾祖父那代人推上了顶峰（而眼下，我们这代正日趋逼近这一顶峰），并且我确信，那些推波助澜的人们曾经认为：顶峰只会越长越高，永不休止。
我们这一物种的起源
祖母过去常说，钱买不来社会阶层。但它可以买一个私人侦探。身为大型纸品工厂主的女儿，在还是少女时，祖母就进了肯塔基州的社交界，后来又当过时尚模特（古怪得很，有点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黛西·布坎南），所以当她的长子宣布要娶一个西班牙女人时，她知道该怎么对付。很快便有密探跟她通风说：准新娘的家人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靠卖报纸为生。于是祖母立即下令，彻底禁止二人通信。直等到第三代被领到她身边，她才终于妥协了。为了把事态导入正轨，祖母把这新成立的小家庭安排到了夏威夷，并让那位长子成了军中一员，这样，这家人就载入纽约市的《社会名人录》了。
社会学家会用他们干巴巴的语言说，我祖母是这个家庭的社会资本的热心管理者——她才不会让某位来自西班牙街头的顽童打乱她的计划呢。祖母的做法确实“可圈可点”，但依据却不靠谱。金钱也许是衡量财富的标准，但它远非财富的唯一形式。家庭、朋友、社交网络、个人健康、文化、教育，甚至地理位置都是致富的途径。事实证明，这些非金钱形式的财富并不仅仅是我们贵族的特权，而是（从各自的角度）定义着我们。
我们是拥有好家庭、好健康、好学校、好邻居和好工作的人。我们可能会称自己为“五好一代”，而不是所谓的 9.9%。在这五个维度上，我们离那些不那么好的人很远，我们开始变得像一个新物种。而且，就像在祖母的时代一样，我们这一物种的形成始于一个爱情故事——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就是性选择。
这个过程的礼貌用语是“选型交配”。有时，人们用它用来暗示互联网时代的另一大奇迹——借助网络，爆米花们果然遇到了黄油，而洋基队的球迷果然也邂逅了同道中人。事实上,今天选型交配的狂潮始于一个真理，一个早已被简·奥斯汀小说中那些女主角们普遍认同的真理：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使得富裕得恰到好处的配偶有所减少，与此同时，能找到这一配偶的犒赏也从此加码，而与此人失之交臂的惩罚也因此加重。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过程是一种无法预见的幸运。你可能会在校园的树荫下，或在某大公司的介绍会上遇到某人，在你尚未意识到 TA 将成为你的配偶时，你的财富值就已经翻番了。但有时，你还需要额外的手段（祖母明白这一点）。譬如，长春藤联盟的人如果想找跟自己素质相当的配偶，可以申请加入一个叫“联盟”的约会服务。当然，这项服务很挑人，只有 20% 到 30% 的纽约申请者能进入。对了，它有时被称为“精英间的引火棒”。
认为选型交配就是简简单单地门当户对，就好像城里老鼠找城里老鼠，乡下老鼠找乡下老鼠一样，这种想法是有误导性的。如果要对这类行为造成的种种结果做一番调查的话，那比较好的总结就应该是：富鼠找到了真爱，穷鼠每况愈下。究其原因——谁知道呢？那些勉强为生的人也很难抓住自己的伴侣。根据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的说法，60 年前，那些父母没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家庭，其单亲化的比例只有 20% ；现在这个数字已逼近 70%。相比之下，那些父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家庭，其单亲化的比例还不到10%。实际上，20 世纪 70 年代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的离婚率是显著下降，而那些只有高中学历的夫妇，他们的离婚率却急剧上升。
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拉杰·切迪的研究结果，单亲家庭比例的高低，是衡量各国社会固化程度的、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这不是说寻觅佳偶、造就美好家庭是错误的。人们应该——也大概总是希望——以这种方式追求幸福。然而，我们精英阶层却有一种错觉，认为如果我们的个人行为是无可指摘的，那么我们这一群体的集体行为就是有益社会的。我们可能在去法学院的路上学过莎士比亚，但我们对生命悲剧的可能性却鲜有知觉。事实是，我们默默地、集体地选择了不平等，而不平等又反过来如此加害我们的社会。它把婚姻变成了奢侈品，把稳定的家庭生活变成了有钱精英们可以代代相传的特权。
我们怎能认为这样就能行呢？
家庭的“按阶级分化”还只是冰山一角。整个进程已经开启，我们的社会正在缔造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先停一停你的健身课吧，你会注意到：就连我们的身体也已经开始记录这一进程了。就拿 19 世纪的英格兰来说吧，彼时彼地的富人真是不一样——他们不止钱更多，身高也更高。根据一项名为“关于英国侏儒和巨人”的研究，上层阶级 16 岁男孩的平均身高比他们那营养不良的低阶层同胞们高出了8.6英寸（约 21.8 厘米）。而我们现在正在一套不同的身体素质指数上重复着这种分化。
家庭年收入低于 3.5 万美元的人，其患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肾病和肝病的几率是家庭年收入超过10 万美元之人的两到三倍。
世界进入 21 世纪后，在头十五年内，美国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居然不降反升，这在发达国家里可是独一份儿。而在这一趋势背后起到推手作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所称的、“绝望之死”的速增——譬如自杀，譬如酗酒致死，再譬如吸毒致死等等。
如今，各种社会学数据都毫不含糊地表明：日益扩大的分化已见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这 9.9% 的人住更安全的社区，上更好的学校，有更短的通勤时间和更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而且，如有必要，我们还会在更好的监狱里服刑。此外，我们还拥有更多的朋友——那种会把我们介绍给新客户，或为我们的子女安排良好实习机会的朋友。
这些特殊形式的财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优势，因此它们比单纯的高收入更难以模仿，炫耀起来也更安全。我们这一阶层穿着从我们本应卑微的出身中继承下来的牛仔裤和T恤，我们更喜欢通过谈论我们的有机生活、我们子女那令人惊叹的成绩，以及我们社区的生态正确性，来表明我们的地位。总之，我们已经明白了如何通过更高的素质来洗钱。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将这些优势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因此在今天的美国，要想预言一个人是否会结婚、永葆婚姻、追求高等教育，以及是否会住在好社区、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和良好的健康等，只消看看 TA 父母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即可。
我们把那 90% 的人及其后代远远抛在了累累负债中，也抛在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别无选择中。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些事实：较之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育儿成本更加高昂，生孩子也更危险；任何反对计划生育和保障生育权的运动（注：发达国家规定的生育权包括：父母有权自由而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时间、数量和间隔），对那 90% 的家庭而言都不啻为一记猛击；以及，那套宣扬严肃法纪的政治最终会把更多人按倒在底层，再也爬不上来。
而我们呢？我们宁愿把这些人的相对贫困归咎为恶习：“为什么他们不能加把劲呢？”
新的活法必会产生迥然有别的意识形式。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那你显然没拜读过 Monster.com 上“个人和家庭服务广告”这块儿。巧得很，在写这篇文章时，该网站恰好在显眼位置处刊登了一则招聘启事，说有一对“忙碌的职业夫妇”要寻找兼职保姆，该保姆要“聪明、有爱心、精力充沛，同时友好、智慧、专业”，而且“无论在书面上还是口头上 TA 都得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者”。在工作上，TA 将“协助雇主照顾和教育两个孩子”，并将“负责孩子们的所有需要，包括洗澡、穿衣、喂养，以及接送他们上下学和参加某些活动”……因此综上，对 TA 而言，“早期儿童教育的大学学位”是一个“加分项”。
简言之，这位准保姆要拥有那些优秀、专业、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想要的所有特质。不过当然，TA 不能取代我们那对忙碌的五好夫妇的位置。所以启事中又说了，“在一个专业化运行的家庭中，TA 必须通晓适当的礼仪，并随时准备好适应变换的环境”。
最后，这位准保姆还要有“5年以上的经验”——可如果要满足这一条件的话，就意味着 TA 不太可能有时间去读什么法学学位，因而也就不太可能变成契约中的甲方了。
而上述所要求的所有技能、教育、经验和专业精神也只能为 TA 换来一份“兼职工作”。
这则广告写得完美无瑕，用得完全是21世纪的商业用语，但它真正想要的是旧时代的女家庭教师（governess）。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因为：一方面，就外在而言，她与上层阶级难分彼此，但另一方面她又不是其中的一员。对这类人而言，“晋级”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效法简·爱，和庄园主（或女主人）私奔。
这位准保姆及其五好主人实际上成了另一部小说——无字小说——中的角色。而如果你的目光能越过这些角色望向远方，你就会在地平线上隐约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像。盖茨比曲线已经成功地在社会资本、生理资本及文化资本中完成自我复制了。说得再精确点就是：曲线还是只有一条，但却在不同形式的财富中上下运行了。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并非源于哪条尚待发掘的经济学定律，并不像《21 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曾宣称的那样，是因为资本的历史回报率（historical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已经超过了经济的历史增长率（historical rate of growth in the economy）。或早或晚，它都必然会通过其他的、非金钱的、本质上就不公的财富形式和权力形式来实现。而我们，我们这 9.9% 的人则会运用这些资本（即非金钱的财富及权利形式）将自己的优势投放进生活本身。像英国上层阶级凭借着 8.6 英寸的身高优势俯瞰下层一样，我们也踞守着高人一等的优势向下俯视，似乎“高低有别”本就是造化如此。这就是贵族们的所作所为。
教育上的特权
我 16 岁的女儿正坐在沙发上和一个陌生人谈论她对未来的梦想——真不幸，就因为她一句“我朋友都这样”，我们就来了这个咨询室。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怀疑我们是来参加某种治疗的。只见那个穿着时髦休闲西装的职业女士目光锐利地盯了我一眼，然后说：“这时候焦虑是正常的。”看来她确实把自己看作是治疗师了。
但她似乎并不知道，如果说我确实焦虑的话，那我焦虑的根源就在于：她建议我花 1 万 2000 美元买一套据称能显著减轻父母焦虑的大学申请咨询服务。
不管怎样，既然带女儿来试体验她的服务了，我就不打算空手而归。于是我请她给推荐几个暑假活动。最后，我得到的推荐是“10 天法国文化之旅”——在大学申请咨询服务业，这类活动被称为“经验加分项”。后来我回家查了查，发现，嗯，这10 天经验的“售价”是 1 万 1。
也就是在那时，我听到了关于 SAT Whisperer 的神奇故事。想邂逅他吗？穿过加州海岸的黄棕色山谷，经过那些被科技公司的黄金股浇灌起来的宅邸，你可能会遇到他。差不多四十年后的今天，他曾经的高中同学仍然记得他，因他是他们孩提时代的神童之一。当时，他和他同样早熟的兄弟姐妹在当地的电视节目中展示了超常的语言和音乐天赋。而现在，他的客户则带着他满加州飞，与他们16岁的孩子一起备考。你可以在每周末以 750 美元/两小时的价格雇佣他（工作日的话有折扣，同时交通费另算）。有些客户还在他那儿预订了每周一次的包年服务呢。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过去的日子是不是更好过？毕竟那时你只消拿出冰冷的现金，便能在某个心仪的精英大学里买到一个名额了。
无论如何，我现在开始为女儿排练演讲了（注：作者可能受邀在某仪式上发表演讲）。其实我本想当众说：“即使不上名牌大学，你也绝对可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爱你，因为你就是你。我们不像那些俗气的奋斗者——他们对车贴（注：这里可能是指自我标榜或给自己贴标签）的需要恰恰证明了我们教育方式的优秀。而且，为什么你非想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或企业律师呢？”但我硬是压着没加这段话，因为我很清楚：她会像火烧屁股一样为我的“胡言乱语”拉响警报。
如今，美国精英学生的肤色和性别的确比以往更多样化了，但各族群的财务基础也固化了。1985 年，在全美 250 所顶尖大学中，有 54% 的学生来自在收入分配排名上位处后 75% 的家庭，而一项针对2010 届毕业生的类似评估则显示，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了 33%。2017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全美38 所精英大学中（有 5 所常春藤大学），来自前 1% 的学生已经超过了来自后 60% 的学生。2014年，耶鲁大学前英语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出版了《优秀的绵羊》一书，在书中他对目前美国的形式做了如下精到总结：“我们这套新的、注重多种族与性别中立的精英教育制度已经找到了世袭罔替之路。”
且富人们另有诸多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平权计划可以大加利用。正如丹尼尔·金在著作《录取的代价》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精英大学有一套“继承优先政策（ legacy-admissions policies）”，即：优先录取本校校友的后代（会投胎也是一种远见？）。至于体育招生，总的来说富人也占上风，因为他们的子女能从事长曲棍球、壁球、击剑，以及其他高成本的、为私立及公立精英学校所擅长的运动。
此外，对整个富人阶层而言，至少在那最顶尖的 0.1% 中，“爹交现金，儿拿学位”的老做派已经重现江湖了。（注：美国非营利性民间新闻网站ProPublica 曾发文，质疑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哈佛学位就是他父亲“捐”来的）
对富人而言，在所有的平权计划中，最能带给他们资源优势的还是私立学校。今天，只有 2.2% 的美国学生毕业于无教派私立高中，而这 2.2% 却占到了哈佛新生的 26% 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新生的28%。至于其他的平权计划，虽都旨在让学生的组成更多样化，初衷都很正，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仍只是财富保值体系的延伸。它们的作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让富人沉溺在这种信念中：精英大学是在择优录取的基础上向所有人开放的。
当然，现在迸出了一个小尴尬：由于申请人逐年激增，导致顶级高校的录取率直线下降，结果，我们这 9.9% 之人的后代金榜题名的机会也小了很多。但别担心，有人另为我们新造了一套精英大学！感谢雄心勃勃的大学管理人员，感谢不断增容的大学排名机器！据说现在，有50所大学的地位已经抬升得和 1980 年的普林斯顿大学一样高了！高校们似乎觉得：堆积如山的拒绝信（这意味着超高的拒绝率）能让自己更像香饽饽。但事实上，这仅仅意味着：他们集体选择了复制特权，而不是履行自己教育普罗大众的职责。
而唯一能在增速上与其拒绝率媲美的，就是这些大学的学费。从 1963 年到 2013 年，相对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而言，这些大学的学费和和其他费用上涨了两倍多。这还不算父母们前十几年掏的费用——什么聘请顾问、读私校、上小提琴课，以及安排那些尚在读小学的子女去拯救密克罗尼西亚的某个小村庄……公平地说，美国的经济援助的确缩小了许多家庭间的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学成本的增速。但有个问题它回答不了，即：为啥富人们如此热衷于花钱买路？
最简单的回答当然是：这钱花得值。
在今日的美国，教育的回报率比 1950 年时高出了 50%，大学工资升水率（College Wage Premium，即大学毕业生收入与高中毕业生收入的比值）已达到 70% 多，高出了不少发达国家。譬如，挪威和丹麦的大学工资升水率还不到 20%；日本的也不到 30%；而法国和德国的也不过约 40%。
讲真，在我们那迷信品牌的体系看来，很多学校都不算优秀学校，但我们的确有可能在其中受到良好教育。但坏学校也的确害人不浅。要知道，我们的社会为那些不太会投胎的人提供了一套“仿真教育系统”。该系统中的高校徒有大学其表而全无大学实质，而它加给学生们的学贷却是货真价实的。所以，“有幸”进入这类仿真系统的人非但不会享受到所谓的高等教育溢价（college premium），反而会被卷入某种类似于“契约式奴役”的命运中。
那么，这种似乎人人都求之不得的、所谓的高等教育溢价，我们到底凭什么能享有它呢？
对此我们常用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溢价是对教育提供给我们的知识和技能的回报。二是——这话常在酒过三巡后才会出口：溢价是对我们天赋的赏赐。因为就像某些社会学家用微妙的口吻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是一群“才智精英”。
这两套说法背后，其实隐藏着我们精英统治的奠基性神话之一。我们告诉自己说：不管怎样，教育溢价不断上升的直接原因，在于现代经济中那些优质人才之价值的不断上升。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所得的赏赐是直接跟我们本身的功劳挂钩的。
但事实是：高学历者薪资更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的工作表现更出色，而在于他们选择的工作本来就高薪。例如，超过一半的常春藤毕业生通常会直接从事金融、管理咨询、医学或法律。说得再简单点就是，假如世上只有两种职业，那么一种就是：其从业者能发挥集体影响力，从而自主决定薪酬，另一种则是：其从业者必须单打独斗地面对一切。能从事前一种职业当然最好，但它已经被高校毕业生们群踞了。
在美国，医生和律师这一群体早已通过多年的布局构建出了各自的垄断联盟，因此其内部成员能成功地避开某些竞争。这两个行当固然是肥缺，不过，如今精英阶层的“糖果教父”仍然是金融服务业。20 世纪 50 年代时，银行家们只要从 40 美元中抽取 1 美元就很满意了，可如今，每 12 美元的 GDP 中就要有 1 美元被交给金融部门。这套游戏的玩法复杂得很，不过其本质还是被 2008 年那场金融危机给抖露了出来——公众低估了风险，而金融专家们则落座赌场，掷起了两面都是“赢”字的硬币。
至于我们现在拥有的金融体系，它根本不是自然产物。几十年来，它一直被强大的银行家们所设计和操纵——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利益。
那么，谁被排除在这场游戏之外呢？汽车工。护理工。零售工。家具工。食品工。他们都是。一直以来，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的薪资都游移在国际排行榜的中位附近。在这些无需大学文凭的职业中，“美式补偿优越论”终于再也喊不起来了。（注：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员工的福利待遇又被称为“职工补偿”。作者故意借用这种文绉绉的术语，搭配“美国优越主义 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一自 1831 年流传至今的说法来暗讽这一事实：因为具备独一无二的国家起源、文教背景、历史进展、以及特出的政策与宗教体制，美国超乎其他发达国家，但如今，至少在工人薪资上，美国再也优越不起来了。）
你看，当我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团结起来组建各色协会（以保护我们的集体利益）时，我们会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服务质量、为从业者提供公平的职场条件、以及让优秀人才得偿所值。可是当工人阶级企图通过工会来达成类似目的时，我们却会认为：这违反了自由市场的神圣原则，其手段是凶残的、反现代的。所以，想想看吧，当一家企业的工人居然聘请了顾问、组成了“薪酬委员会”，他们的下场会怎样？不用说都知道。CEO 们一向不会出人意料。
而工会人数大幅下降的那些年，就是教育溢价开始激增的那些年，这并非巧合。1954 年时，尚有 28% 的工人是工会成员，但到了 2017 年，这一数字却下降到了 11%。
教育本身（而非学位）总是好的。真正的教育能打开心灵，培养良好的公民。追求良好教育应该是为了有益社会。然而，在我们这套失衡的体系中，教育已退化成一种追求私人利益的手段。它非但没有团结和丰富我们，反而使我们分裂和贫穷。有研究已经表明：高等教育溢价越高的国家，其 IGE 指数也越高，从而其社会固化的程度也就越高。
再说说我自己吧。当我千方百计地为女儿的大学申请寻找最佳射门角度时，我终于意识到为何那套对成就/价值/功绩的错觉如此难以动摇了。因为连我自己都（在潜意识里）认为，如果我——我的意思是，她——能申请成功，那就证明我们当之无愧！而如果这个系统可以人为操控的话（你懂的），那具备操控能力也能从新的角度说明我们够格！
所以，去吧，只管去把 SAT 考试替换成海上沙狐球比赛或其他任何你觉得（对你）公允的项目吧。我们反正也能最终精通那套项目的玩儿法，谁会怀疑呢？知道我们能多么迅速地说服自己，说自己之所以完全有资格成为富人，就是因为自己具备洗牌的本事吗？还有，知道我们能多么迅速地为后代建立起完善的沙狐球奇才培养术吗？不过，嘿，我们有谁会注意或者关心脚下这艘船的航向吗？
……
假设我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抬起头来了。假设我们确实看到了一角冰山。那么，这会促使我们在抚养孩子方面少费些劲吗？残酷的事实是，只要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公民身份间有冲突，我们就会再多带几把小提琴来继续这趟航行。
政府的隐形之手
就祖父而言，对生产阶级的攻击早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就开始了。一切都始于1913年。那一年，也就是祖父出生后没几个月，政府通过了第十六条修正案，赋予了联邦政府征收直接性个人所得税的权力。可以说，祖父这大半生最大的赚头就在于他生逢其时。同时，这种巧合又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惠及了几十年后才诞生的我。不信的话，请耐着性子往下看。
祖父曾是一名股票经纪人，同时他也爱好政治。（他曾对内宣称说想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选，以便参选康涅狄格州副州长一职。）一直以来，他们夫妻二人都深信自己完全可能一直延续不需政府插手的生活。但到了垂暮之年后，由于从上校那里继承来的遗产日渐微薄，他们终于开始费心巴力地为社保和医保而奔忙了。
在美国政治思想之类的书中总有那么一页——祖父深知这一点——说我们必须在政府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但如果再咂摸一通，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只能在看得见的政府和看不见的政府之间做出选择。而贵族们总是选择看不见的政府，这样才能自由地行使专属特权。我们这 9.9% 的人已经掌握了这门艺术——一边让政府为我们工作，一边大声抱怨说政府只会服务其他族群。
首先，我们的税负被眼中夸大了。联邦个人所得税这一项去年收了1.6 万亿美元，当然是增长了。但与此同时，工资税也征到了 1.2 万亿美元。这打击的可是所有工人，而不是像米特·罗姆尼那样的投资者。此外，根据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统计，在收入分配上排名最靠后的那 20%，他们缴的总税款已经达到了最靠前的那 10% 的一半儿，同时又比最最靠前的那 1% 多了一倍还多。
从理论上讲，税收支出可以用来支持任何有价值的社会事业。比如所得税减免，它本该首先惠及低收入人群，但事实上，多半都是上层人士近水楼台先得月。
不信的话，咱们来数数唾手可得的福气吧：我们可以享用价值2500亿美元的、由雇主赞助的健康计划；我们还可以分割总额高达 700 亿美元的房贷利息补贴……此外你大概还有房子、投资组合以及私募股权吧，能亲眼目睹它们噌噌增值，那才是最令人陶醉的呢。2013年，联邦税收支出的总额超过了9000 亿美元。美妙的是，其中的 51% 都流向了在收入排名上位列前 20% 的人，而 39% 都归给了排名前 10% 的人。
但是等等，何止这些呢！别忘了还有孩子。如果一个国家灵魂的秘密藏在其税法中，那扒开美国的税法，你就一定能看见这个国家对富人子女的钟爱。2017 年的税改提出：遗产的免税继承额从 1100 万美元一下提升到了 2200 万美元。
而除了“免税”这个关键词外，这条新税法下还隐藏着一项福利，即：当你把几十年前就捂在手里的资产（譬如住宅或投资组合）传给下一代时，那些本应因资产增值而产生、但你却从未支付过的税负，将一并一笔勾销，你的子女将更堂而皇之地避开“父债子偿”的命运。而这笔税负绝非小数。仅 2013 年一年，富人们在这上头就欠下了 430 亿美元，相当于对儿童健康保险计划之总投资的三倍之多。
听说我的曾祖父，也就是那位上校，是在1947年去世的。当时遗产税税率曾一度达到如今闻所未闻的77%。缴完税后再把剩下的遗产跟三位兄弟姐妹一分，祖父差点连买宾利和缴纳俱乐部会费的钱都剩不下了。这样一来，政府终于稳稳当当地把我下放到了中产阶级。为此我将永远心怀感激。
镀了金的邮政编码
从我那位于布鲁克林的家出发，步行去理发是一趟很愉快的旅程。一路上，你会经过高大的榆树和考究的住宅——它们包裹在翻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荣耀里，喜气洋洋。在这片点缀着特大号壁橱、实木客厅和超级冰箱的荒野里，除了偶然能碰上一两个园艺师，基本上你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如果有幸碰上位邻居，你们之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对话——“我们的厨房改造工程超出了预算。后来我们不得不勒紧钱袋才匀出钱雇到了瓦工。”“深有体会！因为那个燃气维修工老说自己的车坏了，我们吃了整整一个月的泰式外卖！”
待这趟旅程结束后，你的发型便会焕然一新。但同时你也会发现，那个为你服务的漂亮女士看起来压力重重。因为她每天上班都要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耗一个小时。那位燃气维修工也一样，因为他住在另一个州。他们俩都住不起这儿的房子，因为租金太 TM 高了。
从 1980 年到 2016 年，波士顿的房价增加了 7.6 倍。而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也早就变得寸土寸金了。至于其他地方，则明显被比了下去。1980 年，圣路易斯的房子还能在曼哈顿换一套体面的公寓。今天，同样大小的房子只能在那儿换一间80平方英尺的浴室。
飙升的房价逼得许多大城市人口减少，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个过程又如何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固化，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了。
那些“黄金地段”与周遭地区之间的经济隔离（economic segregation）和教育隔离是越来越明显了。譬如我居住的波士顿西南郊区，那儿有 53% 的成年人都拥有研究生学位，可是到了南部郊区，这个数字就下降到 9% 了。
地理上的鸿沟最终变成了财富上的鸿沟（前文说了，财富的形式多种多样，高等教育即为其中一种）。这个结果，实际上就是不同地区的富人不断巩固其财富造成的。那些镀了金的邮政编码都下伏着巨大的造金机器，既有“大到倒不了”的银行，也有所谓友好的科技垄断企业。傍着这些“钱老大”住不仅是囤积财富的有效手段，而且还能助你在丛林法则中胜出。有研究表明，镀金地带的犯罪率更低，住在那儿的人预期寿命更长，且拥有更实用的社会网络。相形之下，长时间的通勤则会导致肥胖、颈椎病、压力、失眠、孤独甚至离婚。有研究表明，如果配偶的通勤时间达到了 45 分钟或者更长，夫妻离婚的几率就会增加 40%。
总之，邮政编码成了我们的身份。它定义了我们的风格，宣布了我们的价值观，造就了我们的地位，同时还保住了我们的财富并帮助我们将其传给下一代。但另一方面，它也在慢慢扼杀我们的经济，消陨我们的民主。它是盖茨比曲线的实体版。在经济增长这件事儿上，美国曾上演过一个老故事，讲述它是如何通过经济惠及人、吸引人并造就人的。如今我们也在写一部故事，可讲述的却似乎是：我们砰地关上了身后一扇门，然后钻入一堆商用级别的厨房设备下，慢慢地走向窒息。
我们的盲点
在我们家，萨拉姑姑是家族荣耀的真正信徒。根据她的描述，我们的姓氏传自苏格兰的古代国王。曾曾曾祖父威廉·斯图尔特是位陆军，日常就坐在乔治·华盛顿的右手边。而萨拉姑姑自己则是波卡·洪塔斯（注：被视为英雄的一位印第安公主）妹妹的后裔。这些故事没啥意义，但并不能阻止萨拉对其深信不疑。因为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家族必须是特别的。
可我们这 9.9% 是不同的。我们不会骗自己说自己天生具备源远流长的特权。因为我们已经说服自己：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特权。
所以，想想看吧，当某些“蠢人”胆敢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特权的时候，我们当中至少有部分人给出了怎样的反应啊。去年，在其作品《梦想囤积者》出版后不久，布鲁斯金学会的研究员理查德·V·里夫斯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呼吁该报读者“别再假装没钱了”。结果，他遭到了诸多指斥，被说成是在“搞阶级战争”、写了一篇“毫无意义的文章”，并且“罪恶满盈”。
在其作品《不安的街道》中，社会学家拉结·谢尔曼深刻描述了我所属的这一类人，并且详细记录了我们的集体症状——当有人指出我们的特权时，不少人十有八九都会这样反唇回击：我可是生在大街上，一切都是我自己挣来的。那 25 万年薪只不过勉强够花罢了，你该去我孩子的私立学校看看其他家长。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耳病。美国人很难区分社会批判和个人侮辱间的区别。所以，倘若有作家揭露了一个根由复杂、存在广泛的社会问题，便会有读者回击说：“怎么，你想因我的成功讨伐我吗？”
此外，我们还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某种“平庸的自我中心”。这是由惯常的认知失误导致的。人类总有火眼金睛去关注自己的挣扎，却不太可能知道，在城镇的另一边，有人为维持生计正同时做着两份最廉价的工作。对自己的胜利人类总往往就一句话：本人成功了。他们很容易忘记那些递给他们笔杆、扶他们上马的人。至于我们这 9.9% 的人，我们也经常把因地位竞争导致的压力和生存压力混为一谈。可是，不，没能把孩子送进斯坦福并不是足以扭转一生的灾难。
又或许，我们没能意识到自己的特权正日益增长的原因之一是：这一切我们才刚刚得手。毕竟，从（从未完全成型）的精英阶层升级到（羽翼未丰的）贵族，我们只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阶级的升级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而我们的意识却滞后于现实，结果把我们困在了与生俱来的假想中。
这类人之常情式的认知错误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只要露出一点儿“尊驾之特权乃不劳而获”的意思，就会有人发出足以响彻整个足球场的哀嚎，这类哀嚎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已经到了无法再听而不闻的地步了。诚然，如此之哀嚎并无充分的事实根据，可这“心声”多少也戳破了我们这 9.9% 之人的生活的表象。其真正要透露的信息是：当一个贵族可没有张三李四吹得那么好。
关于盖茨比曲线有个奇怪的事实，即：虽然它把我们的特权锁入了保险柜，但却它未必能让我们的人生顺风顺水。譬如，据我所知，能在那位上校家里长大就并非易事。我祖父重复最多的故事就是，有次他由于年少轻狂行为失检，结果他的父亲，那位体重250 磅（约合 226 斤）、身高 6 英尺（约合 182 公分）的前任莽骑兵便直接一记猛踹，踹得他腾空而起，平塌塌直摔在了房间另一端的地板上。而且，似乎什么事儿——无论大小——都能惹怒那位上校。
杰伊·盖茨比可能已经明白了。西卵（注：小说中的地名）的生活实际从来都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子——那位懒散的休闲王子，那个从预科学校起就一路轻松滑行、直抵惬意人生的人，只不过是我们出身低微的先辈虚构出的人物。因他们仰望到的就是这个形象。实际上西卵人很清楚，一着不慎他们就可能地位骤降。
我们当然知道眼下的住处有多昂贵，但离岛而居却是不可想象的。凭着直觉，我们已经领会到：悬在盖茨比曲线上的人生有一个基本矛盾，那就是不平等越严重，你的钱就越不值钱。
从骨子里我们就觉得，阶级只会为阶级本身服务，而其中的个人却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中总有些人会被抛弃，会被新鲜血液取代。这种对特权的不安全感只会随着特权阶层与下层间鸿沟的扩大而日益加重。同时，这不安的引擎又会驱策我们投入更多时间、更多经历去砌墙，好继续把他人隔离在外，从而继续自保。
所以，西卵的生活还藏着另一个事实：总有人在你之上。对盖茨比而言，压着他的是那些出生在遗产清单里的人，而对我们家那位上校而言，踩着他头的是小约翰·D·洛克菲勒。你总是试图取悦他们，可他们却总是时刻准备着跟你划清界限。
仔细想想，其实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把正常权利都拿去换特权了。我们巴不得剥夺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普世权利，譬如接受优良教育、享有适当的医疗保健、在职场上有充分的发言权，以及真正平等的机会等等。但是最终，到底谁才会在这场危险的特权晋级游戏中胜出呢？
这种情况下，自欺欺人地杜撰家族史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于事无补。可惜萨拉阿姨明白得太晚了。尽管上校那所剩无几的财产流到她那一代身上时就剩几个铜板了，她还是怀抱着家族大神话和与之相配的个人大愿景。她笃信自己继承了祖辈的商业头脑，把一锱一铢都押在了后来兴起的互联网泡沫上。结果，到了临近退休的岁数，她还穿着红黑相间的制服，在佛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温迪快餐厅卖着汉堡。
民怨政治
从理论上说，精英统治制度下的政治神学是坚决反对怨恨的。我们接受的教导是：经营竞争时眼睛要盯着时钟而不要盯着他人，就当彼此间互不相关。如果有人在长岛水域放了一艘机动船，那就随人家去锦上添花好了。失败者只会付之一笑，下次再加把劲。
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人类总是左顾右盼。我们对别人的所想所做明察秋毫，对别人的看法也全神贯注。只有通过别人的眼睛，我们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也许，对贵族具备特权一事的最佳明证就是贵族激起的怨恨之深。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这 9.9% 的人确实表现的可圈可点。怨恨情绪升级的最明显迹象是政治分裂及动荡的加剧。在这场考试中，我们正在勇夺高分。而对我们卓越表现的各种报道，近两年来已见诸各大头条。
2016年的总统大选标志了美国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怨恨化身为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驮着 TA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联盟，其中的一小部分成员来自前文提到的超级富豪，即位于金字塔尖的那 0.1%，剩下的那一大帮子则来自位于底层的 90%——一个几乎凡事都跟我们这 9.9% 唱反调的阶层。
根据 CNN 和皮尤的民调显示，约有 20% 的白人投票者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并非新经济的赢家。当然大体上说他们也不穷，可他们的确有理由觉得自己被市场审判、并最终被定罪为“缺乏”了。
从数据上看，希拉里的胜选县拿出的生产总值占了整个 GDP 的64%，而特朗普的胜选县只能瓜分那剩下的 36%。再有，房地产网站 Zillow 的资深经济学家阿伦·特拉扎斯发现，希拉里胜选县的房价中位数是 25 万美元，而特朗普胜选县的房价中位数只有 15.4 万美元。而如果把通胀率考虑进去，你就会发现：从 2000 年1月到 2016 年10 月，希拉里胜选县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了 27%，而特朗普胜选县的只上涨了六个百分点。
另外，在民众健康指数的比拼中特朗普的胜选县也成了输家。雪城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香农·蒙纳特发现，位于铁锈地带的某些县选择了特朗普这位反对政府完善保健计划的候选人，而这些县近年来遭遇“绝望之死”的人为全美最多。
要把全美都变成特朗普的伟大地盘，就必须烧掉 1/4 的 GDP、把1/4的房屋推进大海，另外再折损好几年的国民平均寿命才行。特朗普最爱说的词汇之一是“不公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心怀怨愤的选民最想听的就是这个词。
虽然如此，特朗普（白人）选民的显著特征却不在于他们的收入，而在于他们的教育，或者干脆说教育的缺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分析，2016 大选期间，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身上特朗普输了希拉里 17 个百分点，这个结果不能说不丢人。但与此同时，特氏也在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身上狠狠扳回了一局——在他们身上，他赢了希拉里足足 36 个百分点。
类似的对比结果也曾出现在希拉里与奥巴马身上。根据数据预测大神内特·希尔的分析，全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50 个县都一度把希拉里视为香饽饽。2012 年大选时，奥巴马在这些县只赢了对手 17 个百分点，而希拉里则赢了近 26 个百分点。至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 50 个县，它们则给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奥巴马在它们身上只输了 19 个百分点，而希拉里却输了 31 个百分点。
1963 年，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写就《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8年，苏珊·雅科比在《美国的无理性时代》中发出了警告；2017 年，汤姆·尼克尔斯又推出了《专业知识之死》。到了特朗普身上，无理性时代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英雄。这位“白手起家者”一直是那些不太得志之人的偶像。他是美国梦的神圣化身，他不听从任何人，他是穷人眼里理想的富人。这个群体受不了的是那些读过书的伪君子。特朗普对政策一窍不通，而且真刀实枪地恪守着无知，因此对那些认为“整读书人即为善政”的群体而言，他的确是完美代表。
当理性成了平民的敌人，平民也就成了理性的敌人。
我有没有说过这里的“平民”都是白人？如果有，那么好，我们现在可以看看美式民怨的另一面了。 你大脚开出，然后把一群人集结成一个想象中的利益同盟。问题出在那些人身上，你喊着说，那些揩油的、钻营的、专吃救济的！而解决手段就是竖起（白人）祖先的大旗，抬出（白人）祖先的宗教。难怪政治学家布莱恩·沙夫纳有份调查报告说了，无论是在那些“强烈反对白人因肤色占上风”的选民身上，还是在那些“强烈同意女性图谋从男性手中夺权”的选民身上，特朗普都大获全胜。
值得补充的是，选票的去向虽不能直接显明某投票者是否搞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却能一下试出 TA 是否是心怀怨恨之人——如果 TA 一面坚称自己最不爱搞种族和性别歧视，一面又偏偏把票投给那个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者和性侵嫌疑犯，那 TA 就是了。
没有人生来就心怀怨恨。作为一种大众现象，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反智主义、自恋心态、非理性主义……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怨恨，它们不但会对民主政治造成致命伤害，而且其（批量）制造成本也极其高昂。只有通过长时间的电视轰炸、精心操纵的社媒供养和高价维持的信息茧房，幕后者才能将人性中的不快乐倾向不断转化成人们感官上的现实，以至自己终于可以大加利用，最终大肆收获政治硕果。尤其是种族主义，它可不像许多美国人乐意相信的那样，是从古一直沿用至今的。它必须不断地重新炮制才能合乎时宜。还有，大规模的监禁、恐慌的散布和种族隔离不仅是偏见的后果，也是复制偏见的手段。
美国政治生活的剧烈两极化并不是由于彼此间缺乏礼数和理解。只是因为不平等日益升级，整个社会才最终受到了这种报应。其实，没有那 0.1%（或者干脆说，没有这群人中极具野心的少数分子），这一结果是不会产生的。财富总是通过分裂其对手来自保。盖茨比曲线不仅造就了地理上的藩篱，它还指使人们筑起了心墙。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这 9.9% 就能脱罪了。或许我们没有资助种族迫害，但我们毕竟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机会都藏匿起来了。我们是一群掠夺那 90%、喂养那 0.1% 的机器操作工。我们乐意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我们的劳动成果不但致使另一群体变得容易心生怨恨，而且最终把他们驯化成了刀俎间的鱼肉。我们沾沾自喜地蔑视着这一切。现在，我们该准备好自作自受了。
在承担后果前，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最显而易见的真理是：怨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既不是改革计划，也不是“民粹主义”。它是民主制度的苦难而不是民主制度的体现。利用民怨来操纵民心的政治成了加剧不平等的工具。特氏施政的无能造就了一洼叫人寸步难行的泥沼，从中挣扎而出的每项新政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未来的许多年内，这些新政都将持续发挥作用，继续把那 90% 的人按在精英制度的的山脚下，并继续让他们艰难爬行。
而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二点是，下一批该上砧板的就是我们了。随着怨民的不断增加，靠近顶端的那个“福乐圈”（即我们这 9.9% 之人所在的圈子）会被越挤越小。那些乘着民怨的暴风跻身荣华的人最终会意识到：与其让我们继续充当机器操作工，不如转而把我们树立成平民的“范式敌人”。最近已经有新税法开出，给 9.9% 这一圈层中的某些人穿了小鞋，但这还只是开头。随着民怨政治的图穷匕见，我们品尝的苦果会越来越多。
而最不容忽视的苦果就是社会动荡。在这方面，过去的一年已经做了充分的证明。无理性的人通常也是“难管”的人。在这点上我不打算多啰嗦什么，你只要自己去查查“宪政危机”这个词在过去五年内出现的频次就知道了。这就是盖茨比曲线的可怕之处——你觉得你所有的收益都被锁进保险柜了，但实际上，固化的过程也会脆化整个系统。回顾历史，你自然会明白这一过程的最终结局如何。
贵族的跌落
当年，我们家的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为躲避传票隐藏了好几个月。按照其律师的说法，他当时正在墨西哥或南美进行极为敏感的业务谈判，一旦透露确切位置就会危及国家利益。最终，来自蒙大拿的参议员托马斯·J·沃尔什把律师拖上证人席，向他展示了哈瓦那报纸八卦专栏的剪报，并附上了对上校非常不利的照片——在那段时间内，一向以“马之伯乐”著称的上校显然是赛马俱乐部的常客。此外，在那一连串令人难忘的午宴及晚宴上，以及在那场哈瓦那游艇俱乐部的舞会上，上校的微笑都曾一次次在镜头前绽放。
后来参议员们终于把上校拽回了本土。当他们就那些像臭虫样爬满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空壳公司的债券向他提出质询时，他倒摆出了“叫你们知道知道谁才是老大”的架势。“根据美国法律，”他宣称道，“我不认为你们这个委员会有权采用这种讯问方式。”虽然如此，他后来还是施恩似地补充说，他“本人没拿到过任何这些债券”。而这句话在英语里不管怎么解读都是谎言。
传说中的斯图尔特王朝的黄昏并不光彩。一位辩术高超的律师最终帮上校“辩白了”藐视法庭的指控，但小洛克菲勒却不打算原谅上校在公关上的惨败。为了赢回股东的心，上校打了一场史诗般的无用之战，最终他只得挂冠退位，回到楠塔基特的家族庄园以度余生。
而这些都没有改变茶壶山丑闻案所暴露的现实。当时，在盖茨比曲线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民主已命悬一线。掌权者就是掌钱者。说到底二十年代的金融家们想要的无非就是古往今来的金融家们一贯想要的，所以当时的“公仆”们便把那一切拱手送上。譬如，卡尔文·柯立芝政府就于 1926 年通过了巨额减税法案，以确保人人都能赚多少得多少。富人们似乎认为他们从此可以万事无忧了——直到 1929 年 10 月的到来。
那么，这些掠夺上演时那 90% 的人在哪儿？相当一部分都在 3K 党的集会上。在那些嗓门最大的人看来，美国最大的问题都该归咎于那些蹭吃混喝的移民。而现在，你知道，当年那些移民的后代也开始照样怪罪如今的移民了。
财富集中的恶浪掀起于镀金时代，于 1920 年代达到顶峰，最终破碎在大萧条和战争的浅滩上。今天我们倾向于认为：创立于罗斯福新政时代并在战后开花结果的社会福利体系是新时代平等的首要驱动力。但事实是，当时的努力与其说是今日之成果的原因，不如说是之前之变革的结果。而死亡和破坏又是变革的真正动因。首先，当年的金融崩溃曾把富人打得倒退数步，其次，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则因战争获得了权力。
而那场镀金的、汹涌的破坏性大浪绝不是美国史上首场由于不平等造成的大动荡。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无论是从市场资本还是从雇佣规模来看，美国当时最大的行业都是奴隶业。那段时间，整个行业集中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不到 4 千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0.1%）占据了该行业“人力资本”的1/4，还有另外 39 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9.9%）则瓜分了剩下的 3/4。
那些蓄奴精英们比绝大多数的白人同辈有文化得多、健康得多，餐桌礼仪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说跟那些受其奴役的人相比了。他们不仅主宰了这个国家的政府，还主宰了其媒体、文化与宗教。他们的信徒在布道坛和新闻网络里极为成功地展示了奴隶制的神圣和慈善，以致数百万并不蓄奴的贫苦白人最终都以为：为保卫奴隶制而捐躯是种光荣。
这场浪潮最终把62万军人和大量财产都拍成了炮灰。一段时间内它的确在美国南部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只不过这个过程很快就反转了。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并不是人类不平等史上的罪魁。作为北美殖民者的输出地，欧洲各国早就见识过不平等与社会动荡，后来美国人花了一个多世纪才模仿到手。无论是古罗马、近东、亚洲还是南美，这类历史故事的情节都一样。在其著作《伟大的平等主义者》中，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上好案例，说明不平等一定会终结于战争、革命、亡国以及瘟疫等大灾大难。现在，美国不平等的第三波大浪似乎正迈向顶峰，而我们敢下多少注来赌沙伊德尔所说的那种结果不会发生呢？
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上校出身上校世家，祖祖辈辈都会将其权力意识传给后代。但实际上远非如此。
1866年，罗伯特·W·斯图尔特出生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小农场。用标准石油公司历史学家保罗·亨利·吉登斯的客气话来说就是：一家人起早贪黑，也不过给他挣了一个“相当一般的家境”。后来，邻居们看出这位粗朴少年有些不一般，便凑钱把他送到了名不见经传的科伊学院。当这位靠奖学金过活的少年几年后终于踏入耶鲁法学院时，不难想象，他已经是箭在弦上，迫不及待要事事争赢了。
哈瓦那游艇俱乐部闪光灯捕捉到的某个 pose，说不定早就在中西部寂静平原上一个满是划痕的镜子里“首秀”过了。
选择
我倾向于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局过于悲观。即使注定了要面朝过去摇橹不停，那又怎么能知道我们最终会回到哪一段过去呢？
历史证明，许多贵族阶级也曾做过明智的选择。譬如，古代雅典那 9.9% 的人曾推迟过盖茨比曲线下那股致命大潮的来临。而美国的首代革命者也大都出自 9.9% 这一阶层。正是他们背叛了英国国王，创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所以，最好的革命都不是起步于底层。它们是中上阶层的奋斗成果。
日益加速的不平等已导致社会阶层不断固化，而我们当下面临的决定性挑战是：要通过扭转这一固化进程来重续美国民主的承诺。只要不平等主宰社会，我们的政治中就不会有理性；而如果没有理性，我们的问题就都无法解决。这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的难题。而目前提出来的各种解决方案，从很大程度上说，都只能给极少数人解解痛痒。
譬如，为了把更多人招进他们那镶金嵌宝的教室，善意的精英们推出了更新更好的考试方式。很好。但仅仅如此我们还不能打击盖茨比曲线。政策研究者们定意要修改那些叫人恶心的税法，也很好。
可是接下来呢？保守派们决定重拾教化之道，譬如让人举办传统婚姻、回归旧时信仰，这当然也好。但只在口头上宣讲这些并不能拯救任何家庭脱离受操控之经济带来的致命压力。还有，咖啡馆里的那些激进分子，他们说要搞场革命。看来他们还没明白：只有极端暴力和极具破坏性的手段才是简单易行的。
理念一直是美国的指路灯，而不是政策计划，更不是现实。人类的权利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仅靠几个短语或古老的宣言就永久建立起来。对权利的要求总是与时俱进的。在当今世界，我们应该明白，能享受医保、有机会学习美国文化中积淀下来的智慧、并拥有体面的家庭和邻居，这些权利不应为那少数几个系统操控者所独有。因为，这些权利和先辈们所说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等权利是同根同源的。
是的，要想掀起真正有用的变革，就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解铃还须系铃人，能创造垄断就能摧毁垄断；能将金钱引入政治就能将其请出去；能把权力从劳方挪到资方就能再将其挪回来。此外，变革也要推及到各州和各地方，不然我们如何打开社区、恢复教育的公共属性？
最后，我们每个人也要有所付出，尤其是那些恰好在这轮游戏中暂为赢家的人们。我们要把目光从映照自己的成功的镜子上挪开，想想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帮助那些不是我们邻居的人。我们要为别人子女的机会奋斗，就好像自己子女的命运取决于此一样。
而事实可能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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