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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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借贷

潇湘韬略 2020-02-19

The following article comes from 筹码 Author 筹码君

中国史书从不乐于总结经验，却特别擅长扣帽子，在道德账本上去找替罪羊，回避矛盾核心。

文 | 筹码君

来源：筹码（Chouma2016）

很少有人注意到，民间借贷是皇族和官僚集团利益冲突的核心议题，是政治矛盾的经济投射。

大明政体失去弹性，是对民间借贷的放纵造成的；而大宋政体失去弹性，恰恰是扼杀民间借贷开始的。

对于金融活动的轻视和错误处置，放大了朝野矛盾，加速了政体的瓦解。在这片有着上千年统治经验土地上，本不该重复上演愚蠢的结局。

只是，中国史书从不乐于总结经验，却特别擅长扣帽子，在道德账本上去找替罪羊，回避矛盾核心。毕竟，官僚集团并不在意政体的风险是如何放大的，保持信息不对称，以祖宗之法来控制君主才是符合阶级利益的最佳选择。

资本意志与帝王心术

从商周时期，民间高利贷活动就一直存在。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

民间借贷是经济的晴雨表，发展到高利贷和土地被收缴并存，其实就是生产资料开始加速向大地主阶级富集，民间经济饮鸩止渴，经济体失去弹性了，亟待纠偏。但是，当整个官僚集团都加入到高利贷的阵营中，这是比国家税收更肥美的蛋糕，谁愿意放弃呢？

如何纠偏，只能通过东厂，杀人。

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只对皇帝负责，不受司法约束。

朱棣明白，朱姓皇族与官僚共治天下，最大的敌人不是农民义军，而是官僚集团，成立东厂，一来是一体节制，独断专行，加强专制和对官僚的掌控；二来通过必要的牺牲，借人头换取政体弹性，消除矛盾。

所以，史书和戏剧里的东厂督主魏忠贤，被演绎得十恶不赦，其实，在自杀前的崇祯心里，魏忠贤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明末的崇祯，内心是极其凄苦的。

皇权倾覆，东林党人所代表的地主官僚集团已经准备好了与皇太极勾兑，无论皇帝推出多少人到菜市口砍头，官僚集团也是无动于衷，双方不再有信任的基础。皇权与地主官僚集团的利益已经不一致了。

东林党人内心清楚，与其与多疑的崇祯共治天下，不如改弦更张，收拾行囊，恭迎圣驾。

历朝历代，根植于县域经济的地主士绅阶级才是真正的主人。换了朝代，同样需要地方官，需要缴税啊，谁当皇帝，区别真的大么？

太监集团就不一样：依附皇权、没有子嗣，更谈不上官僚世家和宗族势力，即便如同魏忠贤一样，位极人臣不过3年时间，即便权势熏天，下台后一切功名利禄和朋党势力，都会被『系统』自然回收。魏忠贤等政治地位其实就是向皇族『租』来的，租赁期多久，看命。

历代的帝王心术想的明白：皇权有两大敌人，最大的是官僚集团，不管脑袋洗的有多干净，还是不如下半身切割了的宦官来得更可靠，毕竟，他们从根子上确保全心全意为皇权服务。

第二大敌人是官僚背后的大地主阶级，如果他们承载了太多的资产，就会选择背叛政体，遵从阶级意志，换一个好伺候的主子。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最灿若星河的太监集团，从东汉的蔡伦造纸到郑和下西洋，再到魏忠贤事实上平定边患，为朝廷和百姓续命。

于是，我们看到了大地主阶级、官僚集团一致抱怨，伴君如伴虎。官僚集团和地主阶级是不阉割的，他们的诉求极为复杂：他们试图将势力和财富固化在经济体系中，成为宗族资源——债权，股权，田产。

他们通过民间高利贷和当铺，做成了事实上的资产交易所和农民收割机，通过高利贷，完成了对于生产资料的掌控和富集，不断巩固和扩大了自身势力，直到人头被借用。

王安石与青苗法

逆天改命的失败表达

一开始，皇族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并不尖锐，但是，天命难违，利益冲突愈演愈烈。

几乎所有的王朝兴替，表面上是农民闹事，骨子里是财政破产导致政治破产。皇帝抽税，官僚放贷，双重叠加，双重抽税，一到灾年就会触发民不聊生的极端状况。要知道，对于农业国家，风调雨顺一个小概率事件，自然灾害反而是常态。

皇帝心里也是明白的：太监的地位是向皇权租来的，皇帝的地位也是向老天爷租来的啊！大家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

农业国家，没有任何盛世可言，史书和神话里写满了灾难：大禹治水其实就是史无前例的黄河泛滥；公元6世纪的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一举摧毁了南美摩奇文明；明朝末年的小冰期加剧了饥荒、欠收导致流民四起，推动了李自成的快速崛起；而最近一次饿死数千万人，还是清末道光年间的大饥荒。

根据《丁戊奇荒》一书指出，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出现了20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饥荒，史称『丁戊奇荒』。

这期间，1000余万人饿死，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豪绅、贪官、奸商、高利贷者大发横财。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这场大旱后不到30年，清廷灭亡。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长时段』理论中甚至提出：战争、政变之类的事件大多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而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之类因素，才是真正长期结构性约束历史进程的主角。

▲ 摘自Science论文，历史上的大禹治水是非常可怕的，当时的黄河泛滥持续20年，泄洪峰值流速高达40万立方米每秒，数十倍于人类历史其他洪水

在无法预报自然灾害的农业社会，洪灾和旱灾都是极可怕的，特别是持久的旱灾带来的赤地千里使千百万人陷入绝望、恐慌以及饿死。

在人口剧增且依赖农业生存的时代，一旦出现大灾，就会导致农民起义和战乱，加剧人口大减，建立在农业生态系统之上的社会系统也会面临崩溃。清末各种灾害，叠加了太平天国起义20年战乱，人口净减少1.5亿人口，接近40%。

王朝的命运，其实早就被命运轮回给写死了。谁也不想等着命运的裁决。

王安石是第一个尝试突破这种轮回的主政者，他试图建立一套对冲结构来降低系统性风险，期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通过建立粮食价格平准基金+官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即《青苗法》来降低风险，逆天改命。

技术的局限与命运的轮回

王安石的愿景是好的，但是，是徒劳无功的。

没错，王安石得到了年轻的宋神宗的大力支持，毕竟，国家缺钱，内政外交都毫无建树，需要突破。但是，王安石的改革思路与核心法案《青苗法》，本质上就是大计划经济，将政府从平台（比如天猫）变成服务提供商（好比京东），主动参与到交易中来，成为借贷主体，变成『大宋农村信用社』。

《青苗法》的试点非常成功：每年冬春青黄不接，农民日子最难过时，由政府出面用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率（20％左右）把粮食或者资金贷给农民，秋收后还款，是套很好的农村银行体系。

但是，试点成功，不代表改革成功，政府出面做农村高利贷，赚钱是没得说。

可是，副作用极其明显：

（1）皇权与官僚集团彻底对立：王安石变法让北宋度过了短期的财政危机。但代价是，让北宋统治阶层从皇室到官员分成变法与反对变法两派恶斗不休，一直斗到北宋灭亡。对于封建朝廷，统治精英的分裂是致命的，共识无法形成，是末世之象。

（2）民间经济体失去弹性：政府掌握了社会经济命脉，在工商业税赋无法取代农业税支撑国家经济的前提下，政府通过抢食工商业经营的高利贷蛋糕，支撑了当时的政体，苟延残喘了上百年。

（3）错失了走向资本主义的机会：王安石的改革本质上与汉代的桑弘羊一样，是政府垄断经营，垄断销售、垄断银行，这样的改革救急是可以的，却不可能长期有效，甚至经济改革讨论的深度、广度都没有超过汉代的盐铁论。强计划经济，是不符合当时技术发展水平的。

按照王安石的愿景，真正推动改革需要三大『根本无法成立』的前提：

a.技术革命：以较低的管理成本，支持全国性上万节点的连锁机构。

b.成本效益：在大一统集权体制下，建立具有较低营业成本的国家信贷网络。

c.优秀人才：需要一大批有行政能力、十分清廉自觉受儒家观念束缚的官员，兢兢业业。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首先，第一个条件就不满足，其他更是镜花水月。《青苗法》的本意，就是打击强势阶层，保护弱势群体。具体政策的执行，依靠的就是强势阶层啊。

一厢情愿的政策被大面积扭曲执行，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甚至还不如从前。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汉武帝推行的盐铁专卖，核心是为了支撑军事扩张。汉武帝留下了广阔的疆域，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等着子孙收拾残局。

同时，皇权本想制约官僚集团，但是因为财政收入需求，不得不坐视垄断主体越来越大，并坐视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尾大不掉。最后，公平与效率均不可得，改革最终失败。

所以，我们今天看，王安石的逆天改命是违背规律的。

民间借贷恰恰给予了社会以弹性，逼迫农民卖儿鬻女不是地主阶级的核心追求。但是，当朝廷介入，国有专营时，官僚集团就会选择利用朝廷力量来加速收割农民，变相侵吞『国有资产』，这是他们的最优选择。没有技术进步，农民的宿命不会变，官僚和皇帝的命运也是注定的。

信用的重建赋予政体以弹性

今天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农业时代的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但是政体对于民间借贷的态度却惊人一致，依然是让民间借贷专门负责背黑锅。互联网金融这一波来的蹊跷匆忙，消失得仓皇失措，好像一条落水狗。

当然，今天看民间借贷，如果仅是借钱毫无新意可言。但是，如果站在数据的角度，站在政体弹性的角度，站在资产的角度，真是功德无量，财源滚滚。

中国一直缺乏强有力的主权信用货币，使用金属货币的时间长达2000年，中间使用过大明宝钞却得不到支持，这导致货币政策无法实施。

全国上下都通货紧缩，不仅仅老百姓缺钱，政府也缺钱。农民的命运真的非常惨，既要承受较高的利息，又要承担货币匮乏带来的借贷不便，又要承担气候造成的农业风险，又要承担信用缺失造成的困境。

此前，我们根本无法为用户的信用定价，没文化、没身份、没资产、没质押、没信用。有几亩薄田和担保的还好说，一般农户只能选择铤而走险，或者走向死亡。

信用是需要博弈、撮合才能定价的。但是，统治阶级都接受汉族的儒家文化，强调道德而轻视法制，结果浑身上下流淌着道德血液的士绅官僚们根本无法对人的信用进行定价，社会的信用无以建立，加上重农抑商的政策，资金成本也就从未降低过。

因此，并非士绅们心黑手辣，而是根本无法定价，无法追讨，也无法评估风险，放贷也是一种赌博。在一个平均寿命30多岁的社会里面，借钱的人和准备去死的人有多少分别？高利贷天然就是合理的。

只是，统治者看不明白，官僚集团的人都个个心如明镜，闷声发大财。历史上，有过很多信贷机构，多数是官僚集团内部人主办的：

（1）国营贷款：《周礼》记载了最早的借贷机构——泉府，主营业务是丧葬、祭祀和生产生活借贷，属于国有机构。

（2）贷款连锁：春秋时代，齐国出现过许多『称贷之家』，资本雄厚，有『贷钱千万、贷粟五千钟』，『受息子民三万家』。这样的机构遍布全国。《史记》记载，『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曾贷款给薛邑农民，一次就能『得息钱十万』。

（3）战争贷款：据范文澜《中国通史》，『凡是大工商业主尤其是大子钱家大囤积商，正当商人每年取息十分之二，高利贷囤积商取利息至少是十分之三，有时竟取十倍。』所谓『子钱家』，就是高利贷商人，当时比较出名的有长安的樊嘉、王孙卿，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成都的罗氏、临淄的伟氏等，资本动辄几千万乃至上亿钱。

『钱』是汉代的基本货币单位，太平年景一石谷物的价格通常在30钱至50钱之间。

汉代最有名的子钱家是汉景帝时长安的无盐氏。《史记》记载，当时爆发了『七国之乱』，政府要平息叛乱但财政困难，向子钱家们借钱，『子钱家以侯邑国在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而无盐氏借给了政府1000金，约定『其息什之』，也就是利息按本金的10倍计算。结果『七国之乱』平定了，政府兑现约定，按照10倍的利率归还了本息。

（1）僧侣贷款：南北朝以后不少统治者皈依佛教，寺院得到了大量的赏赐和布施，发展为经济体。北齐僧人道研资产丰厚，大量经办高利贷业务，对借钱不还的人他还能调动官府势力帮自己追讨。

敦煌有个净土寺，根据敦煌文献的记录，某一年其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高利贷。宋代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长生库。

（2）官员贷款：也叫京债，唐朝公务员待遇低，大量中下级官员10年薪水还是买不起房，加上大量『轮岗』和『异地任职』，需要大量借入安家费。

（3）信用贷款：宋代经济大发展，高利贷业务也更加兴旺，不仅有私营的高利贷机构，还有官营的放贷机构交子会。

另外，有信用贷款，还有抵押贷款。抵押物可以是田契、地契以及金银珠宝，甚至还出现过拿妻女进行『抵押』的情况。

整体来看，民间借贷越兴旺，利息越低，经济越好。大部分情况下年利率保持在30%－50%之间。元代利率最高，是100%，朝廷寿命也就越短。

民间借贷背后，是乡绅士族和官僚阶层的利益基本盘，也是民营经济早期最重要的形态。

民间借贷是经济的毛细血管，是民生疾苦的温度计，更是体制的弹簧和缓冲区。大家都能从国有银行借贷，自古至今都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事实上，只有市场化的机制，才能做到真正为大众的信用定价。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互联网金融，和小微贷款，功夫都在借贷之外。凡是通过数据来重构个人的信用账本，能够给个人信用定价的，我们都要高看一眼。

因为，这实质上给全社会的个人增加了一份资产负债表，眼下再窘迫也可以向未来索取资源，这给了个人以更大福祉，也给了政体以更大的执政弹性，未来才能真正的走出大乱大治的恶性循环，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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