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十二时辰，大陆的万古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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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不太白
来源：李不太白（ID：oursir）
1、
比贪、嗔、痴、爱、恨、愤更重的情绪，是什么？
是厌烦。
香港，这个大陆人心目中曾经的模范城市，现在很多人对它的心情就是如此。
自六月份以来，闹腾了三四个月的风波还没有消停的迹象。香港街头持续的示威、暴力骚乱、汽油弹、挥舞的英美旗帜……都让大陆人想不明白：那个曾经引领潮流、繁华、骄傲的香港去哪了？
如果说为了底层民生艰难而抗议值得支持、诉求自由自主可以理解、示威与暴力行为尚属“内部矛盾”的话，那么在回归20余年后还举着英美旗帜算是怎么回事？
这让百多年来上刀山下火海、好不容易搬走“三座大山”的大陆人民情何以堪？何况中美贸易战炮声隆隆，眼见老大老二的“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言就要成真。
所以从最初的惊讶与不解，到后来的一片怒斥之声，再到如今讨论香港的消息寥寥无几，大陆人朋友圈的厌烦情绪溢于言表。
因为厌烦，一些港青不断指责大陆妨碍了香港发展；因为厌烦，一些大陆人陆续抛出了不少否定香港的观点；因为厌烦，很多人的很多情绪越来越各持己见，越来越容不得不同的声音。
当只有“情绪正确”的态度可以在彼此群体中存在时，我不禁想到了一句经典之语：
“在与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感情从未失手。”
2、
前些天，我电话给两位香港的朋友，问问那些街头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结果他们不约而同地叹息。
一个说，他因为跟身边的朋友讲了几句“年轻人买不起房也不能抱怨内地啊”，结果就招来朋友们侧目，那神情仿佛他就是个“叛徒”似的。
一个说，他只是在脸书上表达了几句不能这样闹下去的话，就被朋友们纷纷指责为“在大陆生活久了，被同化了”、“你已经不懂香港了”……似乎只有加入他们一道反反反，才算是一个“正义的”香港人，朋友间的气氛一度很紧张。
弄得他们不敢再多说话，觉也睡不好，精神上很焦虑。
这两位兄弟都是香港本地人。一个在大陆有生意，一个在大陆工作过，算是对两边情况都知晓，明白香港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生活比以前变差了，大家都有一肚子怨气。但是他们因为经常两地往来的缘故，知道香港这些年的不如意其实跟回不回归关系不大。
但香港的很多青年人却不这样想。
很多香港青年就觉得97回归前香港如何如何，回归后又如何如何，于是将难以想明白、凭个人怎么努力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全都一股怨气撒向大陆，认为都是大陆造成的。
这就是很多香港青年人眼里的“情绪正确”。
大陆这边又如何呢？也好不了太多。
记得前一阶段，有几篇关于香港的“热文”不时在朋友圈出来刷屏，内容基本上都是唾弃香港的，诸如深圳向前而香港向后、让香港自作自受、以沪市深市替代香港、什么决战在即、什么即将出手、坠入黑夜等等。
你都能透过那些数不清感叹号想见文字背后怒目金刚的表情，真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还有什么不出手痛扁那帮小丑、渣青、废青的理由吗？
暴力当然必须被惩戒，骚乱当然必须被制止，秩序当然必须恢复……在此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有更理性地表达情绪呢？
以两地的这些群情激昂的社会情绪，如果我们再将那句“感情从未失过手” 的话反过来看，你又会看到什么呢？
它是在说，情绪，才是智慧的最大敌人。
不少香港人因为时移事变、经济走衰、民生渐窘、青年人发展空间狭隘而遍生怨气，迁怒于大陆，那就像是几百桶“伏火雷”在暗中潜伏，危急情势一点就着。
在香港如此剑拔弩张的“十二时辰”之际，假如我们还释放出一片取代香港的愤恨情绪，岂不形同向“伏火雷”上不断浇油吗？
若按照现在很多人情绪化的逻辑去推理，当年就该顺势收回香港，将它改造成我们一样的模样，那么不就没有今天这些糟心事了吗？
3、
香港与大陆接壤处之外，大部分的分界线不过是一条细长的深圳河。
隔壁的澳门也差不多，也有与大陆接壤的部分，即使与陆地分隔的那一片海域也实在是太窄了，我要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偷渡客的话，游过去估计也没啥难度。
陆地既然相连，河海也只是这么窄窄的一片隔着，为什么当年解放军不直接打过去、把它们收回来呢？
1949年在长江，人民解放军都敢于跟英国军舰直接持续炮战，打得它抱头鼠窜；等到大军摧枯拉朽地一路打到海南岛时，渡海作战的难度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按此推理，不要说大陆与港澳还有接壤，就算都是河海天堑，又能阻挡得了多少大军的脚步呢？
当年非不能为，是不愿为也。
否则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差不多都废除干净了，为何单单留着香港与澳门不收回？深谋远虑的开国元勋们是别有历史深意的。
如果说台湾是因为朝鲜战争耽搁了，港澳却是棋盘上有意留下的“眼”之一，它必须要有“气”。
为什么？
除了因为当年那种特殊国际环境下，大陆需要保留一个与西方接触的路径之外，还在于中国疆域这么大、历史这么长，而人世间的事充满着无穷变数，过于绝对地整齐划一是不利于应对未知变化的。
船大难掉头，世事难以尽在掌握，一叶扁舟于是就保留了某种变通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就是在“大略相同”之外刻意保留着某些内容与形态上的“不同”。
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之上，在大陆万古江河的历史演化时空之下，香港与澳门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正是那个“不同”。
4、
《万古江河》是许倬云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许倬云先生早年就读于大陆的无锡辅仁中学，大学就读于台湾，曾受教于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终以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毕业；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分别执教于台湾大学、匹兹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位学贯中西的大历史学家。
我罗列这些，是想说许老先生身历两岸三地、游学海外多年，是具备了某种超越现实羁绊的独立视野的。
这正如《万古江河》一书开篇所言：“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人们的视野往往被眼前的景物所限，有如一个人渚岸望江，有时看到波涛汹涌，有时看到平川缓流，但终究是一时一地的片段。”
那么，什么才是江涛、溪流背后的本质呢？
许老先生看到，在每一历史阶段，中原文明都要面对别的族群及其缔造的文化冲击，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族的文化，甚至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
正是这种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化不断成长，扩展为更大的地理空间，成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
最终，许老先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区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它正如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区的两条水系，奔腾向北的，发育成了黄河；蜿蜒向南的，汇聚成了长江，历经数千年，一个接纳多元的复杂的中国文化体系终于成形。
许倬云先生的这个大历史观察，可以用来说明香港的存在对于大中国的特别意义。
从周文化融合殷商文化开始，不但中华文明本身是在与各种“不同”的相互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而且由于大历史命运所系，中华文化本身也绝对少不了那些“外来他者”的“不同”养料的滋养。
于是在万古江河的演化历史之中，香港的那份“不同”的独特价值之于大中国也就远不止是一座城市那么简单。
5、
香港这份“不同”的独特价值，首先是在于文化上。
如果说大陆文化是黄河、长江，那么香港就是远处的一条小溪，它虽然没有汹涌与澎湃，却有着独特的的婉转与灵动。
这种不一样的灵动潜隐在滚滚时代大潮之外，即使一时不易引人注目，但时代终将呈现它的历史价值。
因为我是热衷于大历史阅读的，深知在中国过往历史中，一旦思想文化上过于凝固、缺乏进退空间之后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
以汉代为例。
东汉中后期一方面是天灾频密，一方面是社会矛盾激化，官方奉为金科玉律的董仲舒“大一统”儒学无法在逻辑上解释为什么“天”不再理会人世间的百般努力了。思想文化上不能自圆其说的结果，最终导致了 “大一统”儒学的破产，儒家知识分子都觉得他们已经被上天抛弃了，人间没救了，于是干脆自暴自弃，不问世事。
之后文化意识上出现的“魏晋玄学”，正是知识精英们清清楚楚的自我放逐的体现。
当一个社会的知识精英不再热心世事，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从东汉末期的公元184年“黄巾军大起义”起，直到公元618年大唐真正意义上统一天下，中原社会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崩溃、大分裂与大动荡，期间北方蛮族南下，五胡乱华，人口大幅锐减，社会文明全面大倒退。
这种文化意识上的危机一旦与土地兼并的社会危机同时发生，竟然能将中国古代社会推入混乱与黑暗的深渊中长达四个多世纪之久，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场持续430多年的心灵危机，直到唐宋之际逐渐萌生、兴起“新儒学”之后才慢慢结束。
那么，这个拯救中原世界的“新儒学”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它是从韩愈、柳宗元提倡先秦儒学的“古文运动”开始，反对汉儒“天人合一”理论，并在融合了华夏文化内部的道家思想、由外来佛教改造成的禅宗思想之后，才逐渐在宋代孕育出来的。
也就是说，是本土新文化、外来改造过的新文化一起参与了整个社会文化意识的重建。
这与近代中国的情形如出一辙。
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再次否定了儒家文化信仰，重新寻找出路，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猛烈批判儒家旧文化的原因所在。
最终，从本土孕育出的新哲学再次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精神源头之一，而另一个源头则是外来的西方哲学主义。
毛伟人就深受明末清初诞生的王夫之新哲学的影响。他青年时期极其推崇王夫之朴素唯物主义与民族意识，1937年为抗日军政大学备课时还要再次研读王夫之，哪怕到了20世纪50年代外出考察时还要带上王夫之的哲学与历史著作。
也就是说，影响了现代中国、在建国大业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毛思想”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的诞生，除了融合西方的马主义哲学外，也少不了汲取本土新文化（例如王夫之哲学）的养分。
东汉时期、近代中国这两个例子有一个什么共同特征呢？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文化意识的重建、滋养与补充，都离不开“不同”的新文化能量的融入。
而且还往往是本土“不同”的新文化、外来“不同”的新文化的两者融合。
历史经验表明，若没有这些“不同”的新文化补充与滋养，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东方社会就很难长期保持统一、发展、进步与活力。
可见，本土与外来的“不同”的新文化，对于大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保持源源不断的生长活力是多么的重要。
香港作为中西文化汇聚与融合之地，正是在大陆主流文化上之外那个极为可贵的“不同”——功利地说，香港在中西文化融合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可以为大陆主流文化补充养分的。
除了香港之外，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沃土呢？
6、
香港“不同”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中。
今年4月，黄奇帆先生在复旦学术课堂做了一场讲座，其中涉及香港问题一段演讲视频最近流传颇广。
与不少自媒体“热文”欢呼沪深两市取代香港的兴奋不同，黄奇帆先生认为不但拿几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与700万人的香港比较本身就不妥，而且香港存在的意义根本就不在于它GDP的多少。
他说即使沪深等城市的经济规模都超越了香港，甚至将来哪怕是它的3倍、5倍，也不可能取代香港——因为“中国再开放，也不会搞资本主义制度，但香港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金融中心”，因而香港就成了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
结果就是每年中国约有54%的外资投资额来自香港。经由香港的全球资本与大陆贸易额达到什么程度呢？竟然约等于中美贸易额，都是每年7000亿美元左右。
大陆有哪个城市贸易贡献，能大到足以匹敌整个中美贸易额呢？
但香港做到了。这就是香港作为世界性的转口贸易、离岸贸易中心，对于国家的巨大价值所在。
黄奇帆先生总结说，几代领导人都看到了香港和内地体制不同中潜在的优势互补。因此不要认为好像香港现在不行了，有点乱，就说用深圳去取代它，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些观察，正是一般人在情绪左右下看不到的内容。
其实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捐钱捐物，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带头投资、积极化身为中外沟通之桥，再时至今日，香港对于国家的独特价值从未过时。
今天，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不但是大陆市场与西方资金的缓冲地带，更是中国迈向世界大国、扩大自身影响力的独一无二的桥头堡。
本月台岛《经济日报》有一篇文章也总结得不无道理：“近20多年来，大陆将香港作为经济与金融开放试点地区，除了渐次允许部分大陆企业在港上市外，又责成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署清算协议，并开放民间银行可互相清算，使人民币离岸汇率成形，为人民币国际化暖身……2013年后更是陆续开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逐步打造让中国股、债市场大展身手的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香港是唯一的。
可是这样独一无二的香港，都是从大陆万古江河演化需求出发去讨论它独特的“养料”价值的，就香港这座城市本身利益而言，它自身难题的答案又在哪里呢？
危机四伏“十二时辰”又何时能结束？
回归20年后，香港的明天还会更美好吗？
7、
香港的旅贲军卫士们仍然在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恪守岗位，护卫香港的白天与黑夜。
在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是负责首都治安的“长安不良帅”，也是曾经守卫大唐边关的特种兵。
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是步步紧逼的来自境外的狼卫死士、对大唐失望透顶的前战友萧规、以及大唐内部的各方阴谋势力，他们设计的“伏火雷”精准爆破方案正在把长安推向浩劫边缘。
险象环生的“十二时辰长安”正如数月来深陷动乱风波的香港，暗中涌动的“狼卫死士”正如暗中煽风点火的境外势力，一引就炸的“伏火雷”跟香港街头那些情绪躁动、暴力破坏的黑衣人群又多么相似。
但是，谁是那个拯救香港的张小敬呢？
困扰香港的问题太多，所以能够拯救香港的不会是孤胆英雄，不会只是一个人。“张小敬”必然是很多人，必然需要很多方的同心合力、很多情绪的转变、很多耐心下的持续投入、很多行动的细致展开。
高房价挤压下的青年发展空间问题、殖民地思维下的短期投机心理与长期食利经济形态、社会治理上的司法缺陷、底层民众窘迫的生存环境、有前景的新兴行业职业的缺乏、青年人对大陆崛起的认知盲区、心理层面尚未实现国家认同与“二次回归”……所有这些重重难题也都形同凶险万分“伏火雷”，它们也都是不可能在“十二时辰”、几个回合里被轻松解除引信的。
只能有待长久时间里的扎实工作慢慢化解。
事实上，改变已经正在发生。
继香港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后，这段交错在躁动、厌烦、焦虑等复杂情绪里的艰难时光，何尝不是改变多年积弊的绝佳良机呢？何尝不是孕育香港“二次崛起”的最好时候呢？
91岁的李嘉诚驼着近乎45°的背说：“香港好多年好多年，除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外，我认为今次是最大最大的冲击……”将这番街头风波与二战蒙难并列，可见这位“李超人”内心的焦虑到了何种程度。
但其实历史上有很多次，当事者眼前看见的兵荒马乱、家园破碎，在社会秩序与人情都一片灰暗的日子里，似乎前不见天、后不见光……可是等到多年后回头一看，啊，原来当初这乱糟糟的局面并非社会走向深渊的终点，而却正是再造一个繁荣世界的开始。
例如大陆改革开放创造的繁华成就，不正是在十年“文革”动乱结束之后出现的吗？
例如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不正是在那个所谓“失去的十年”中造就了后来日本产业经济的稳健生长、踏实创新与持续活力吗？
在更遥远的春秋时代，东方大国齐国在经历了齐襄公的十年内乱之后，迎来了却是齐桓公与管仲治下的四十多年大治，齐国也因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这种短期“小乱”后迎来一个相对长期“大治”的故事，在儒家文明圈里有很多案例。
只要这些小周期本身还是处于历史大周期之中，那就不必担心它眼前阶段性的波折。
以我阅读大历史的经验，一定程度上来说，“小乱”不但是良性的，而且是必要的。
西方人更猛的说法是：基督拯救世界，要等到世界末日。
《乌合之众》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比作波浪，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那些乱象在洋面上的表象。”
把这句话套用到今日香港，则香港青年应有更大的视野与勇气，看到这个“表象”其实就是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今日亚洲正身处急剧变化中，左右它的“海洋深处”的脉动则是中国大陆发展趋势的山脉已然隆起。
在这个历史大势下，去除积弊的香港会耐心地扎下根来，背靠大陆广阔腹地，利用自身“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中西交融的灵动文化、全球资本对它得天独厚的“跳板”定位，耐心吸聚新兴科技产业，实现昔日“小龙”的二次腾飞，并终将以极大优势动力将同一段位的韩国、新加坡远远甩在身后。
香港明天会更好，不会是一句空话。
香港十二时辰，也不是悬疑剧。
任何轻言香港衰落、后退、垂危、任其自作自受、立刻替代的言论既是不足取的、不负责任的，也是缺乏历史逻辑的粗陋观点。
8、
最后说一个感性的认知。
上个月，我去了趟珠海呆了三天，特地选了一个高层的海边酒店，主要是要感性地俯瞰一下港珠澳大桥。
第二天我又特地坐游船从港珠澳大桥下穿过，抬头仰视着这条科技的巨龙，前后左右看看大陆、香港、澳门，想要找找三地关系之间的直观感觉。
感觉这个东西很奇怪，它会让理性的分析突然间有了情感上的悸动，有了对于很多东西更亲切的理解，那是坐在家里看书永远触摸不到的。
港珠澳大桥的构架起的湾区价值，虽然还需要在时间慢慢里去酝酿、释放、呈现，但类似这种不断累积的各种物质上的建设、互通、联动，最终一定能够在长长的时间里发酵成情感上的互谅、互融、互生。
我心里觉得，香港没有问题。
香港经济不会有问题，香港跟大陆的关系不会有问题，香港未来的发展动力也不会有问题。时间越久，越没问题，滔滔大浪的侧畔漩涡更不会持续太久。
毕竟，连着香港与大陆的，不光是港珠澳大桥这条蜿蜒的“物理线”，不光是川流不息的强劲互补的“经济线”，终究还有几千年来一脉演变出来的千丝万缕的“文化线”。
以及大历史下香港“不同”的独特文化价值。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本身就存在着无数的矛盾与对立。地球家园一路演化过来的行程中，没有哪一块土地、哪一个时辰是像表面上那样和谐如画的……即使在每一天朝阳喷薄而出的最壮丽仪式感中，无论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巍峨起伏的山川，还是奔流湍急的大河、秋色斑斓的草原，都从来不缺乏生命之间的杀戮、纷争、对立、演化、相互成就与共生。
任何表面上看似稳定的秩序，实际上也都始终是在不平衡中追求动态平衡的进行时。
恰如此时此刻的南部香江。
恰如此时此刻万古江河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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