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三十岁才明白的事
前面的话：
“我1989年出生，年龄尴尬，代际模糊。”
89年生人，已经纷纷迈入三十岁的年龄大关；曾经一代90后，也早已被挤在三十岁的关卡面前，被迫接受关于这一代青春的总结，被迫等待着扑面而来的中年焦虑。
三十岁，古人界定其为“而立”之年，几乎象征着决定后半生形态的关键时刻。然而，当现代生命周期已经显著延长，三十岁似乎不再像古人总结得那般决绝，却依旧必须承担起“而立”的负重。
相比于生猛的二十岁，三十岁的确多了几分沉淀的重量。二十岁时你可能只顾勇往直前，三十岁时，开始更喜欢不时回头望望。
曾有一句话说得挺好，大致意思是，30岁是个平常又特别的年纪，因为在此之前，你可以大胆地想象生活的无数可能性，但在此之后，你却需要学会面对失意和无序的人生。
文 | 蒋方舟
来源 | 「蒋方舟的跋涉」公众号
（ID：fangzhouvoyage)
30岁，是个很尴尬的年纪，老得不再能混迹于年轻人的队伍，却又还没有老到可以对年轻人说三道四；已经不再轻信新的东西，却也没有老到要为旧朽之物辩护。
大概在两三年前，我就频繁地被问到——“作为一个快三十岁的女人，你怎么看待自己？”
所以我似乎比同龄人做好了更大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时刻，也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去怀疑这个新的前缀：“三十岁的女人”。
这好像是一个特别的物种，大众媒体已经为她写好了两种广告的剧本——飞速做好全家人啧啧称赞的晚餐，快乐地用魔法一样处理熊孩子衣服上污渍，永远围着围裙的巧主妇；婚恋市场屡屡受挫，被父母催婚催育，深夜痛哭之后决定活出自己，忽然在大庭广众下奔跑，决定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的大龄剩女。
选择哪种，请君入瓮。
后来，我才发现“三十岁的女人”面临的问题和“三十岁的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生活并没有给她单独出一份考卷。
而有些答案，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
1.
你必须非常努力，
才能过上平庸的生活
都说“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话或许没错，但是我观察身边人，一大半的痛苦都是因为没有做好预期管理，某种意义上，痛苦的本质是源于对无法预见的现实寄予过高的期望。
而我的目标就是稳居二线，重音落在“稳”上。
有一次和尔冬升导演吃饭，他是演艺世家，除了父母兄弟，尔冬升的家族中有二十多人从事电影相关工作。他说他从小见多了时代的宠儿晚年落魄，而他最满意自己人生的一点就是虽然没有攀过高峰，也没有跌落到谷底，到人生旅程的尾端依然平坦稳健。
我在旁边听得暗自点头，心想这也是我的人生梦想。
我没有那么羡慕弄潮儿，与时代周旋嬉戏需要能力（我并不具备的能力），也需要运气。
借时代的浪头到达肉身跳跃难及的高度，大鸣大放，俨然时代的代言人，但浪又会落下，另起一波，再精明的人也无法预测每次时代精神的风向，再好运的人也无法踩准每个浪起的时机，而当浪落下，弄潮儿的生命也随之死去了一点，剩下的半生全用来怀疑——怀疑平常人生与风光时刻，哪个才是生命的虚耗。
所以我决心做个稳居二线的人，把热情投入给一些更为永恒的东西，虽然它们总是不够时髦和慢半拍。
这也不意味着松懈，某种意义上，看起来原地踏步的人也比想象中辛苦——因为其他人都在激流勇进，更多时候其实是急流勇退。
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红皇后说的：你必须用力奔跑，才能使自己停留在原地。
相信万事都有一条诚恳之路，沿着那条路慢悠悠地奔跑吧。
2.
省力的那条路，
也是永远会后悔的人生选择
求战者安，求安者亡。
“求战者安”，尽量选择一个可能性多的模式，把危险放在自己自己看得到的地方。
因为危机与风险始终都在，逃避和后退，并不是消除风险，而仅仅是把它放在了自己看不见的地方。乌云并不会因为你短暂地把头垂得低一些而放过你，所以我这一年常常内心揪着自己的脸，说：“不要怂。”
不要因为畏惧可能的冲突而放弃表达。
如果对话者是可沟通的，那么只有持续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才能让沟通继续下去；如果对话者是不可沟通的，那么说明他挑衅你只是为了让他自己过得舒服，而并不关心你的想法，那么只能让他过得更不舒服，才能抑制他挑衅的冲动。
我后来发现，“求战者安，求安者亡”的道理对人生选择也通用。
活到现在，我不敢说哪种选择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大概已经清楚哪种选择一定是后悔的：当你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条是省力的、可以套用之前已经熟稔的经验的、价值感没有那么高的路；一条是艰难的、没有试过的、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痛苦的路。
前者是永远会后悔的人生选择。
3.
“敢爱、敢恨、也敢保持漠然”
我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的传记（《伯林传》是我这两年最重要的人生指南），讲他童年流亡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就是总是竭力取悦他人：“以赛亚一生中有一个核心的道德困境，就是企图将尊严感和这种努力适应新环境的渴望调和起来。”
他在童年时候就成了适应环境的大师，但是却总是厌恶自己，厌恶自己不受控制地逢迎讨好，以及像草食动物一样和蔼可亲。
我也曾经在长时间被这种自我厌恶控制。
我之前以为取悦他人的欲望是种虚荣心，后来我才发现有时候是因为不愿意触怒他人，不愿意在冲突中消耗自己的心神与精力，结果却是消耗了自身的尊严感。
过去我会习惯性地以自嘲作为最省力的表达方式，但我的朋友刘天昭姐姐说得好：“不要在愚蠢的人面前自嘲，他们会当真，而且在你面前傲慢起来。”
后来我发现，在人际关系中，是可以表现出某种冷漠的。
我不必在说话之前，就过分顾虑对方的反应；当我因为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导致对方受伤或者不悦，我不必恐慌性地补救。
另一方面的漠然，是允许自己疏离于过剩的信息和情绪。
人进入一个环境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入这个环境的情绪，同哭同笑同愤怒，把对自身的探寻裹挟进庞大的不需要思考的集体中。
社交网络一方面把一切值得关注的，不值得关注的信息都堆放在人们眼前；另一方面也放大情绪、鼓励人把情绪和感觉上升为价值。它促生片刻的激情，却无法解决激情之后的空虚。
公共话语的萎缩，让个人对于他人八卦和自身情绪有着变态的关切。
对我来说，唯一对抗的方式就是虽然轰轰烈烈，但并不值得关注的事情保持漠然，把激情、意义和话语留给真正值得关注的事。
4.
对爱情的许多理解和做法，
不过是对大众传媒作品拙劣的想象和模仿
作为标准的大龄单身女青年，也经历过挫败、痛苦、鼓起勇气、再挫败、痛苦的循环。
在脑海里，自己时而是雌雄同体不需要爱情走路带风的女强人，时而是勇敢追爱双手握拳留齐刘海的傻白甜，人设非常混乱，精神接近崩溃。
我发现在单身的状态中，我最讨厌自己的部分就是怨恨。我几乎是从不怨恨的人，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遗憾，但某个深夜并没有痛哭的瞬间，我发现自己开始怨恨为什么自己是不被爱的，是不值得被爱的。
后来我觉得，自己是被文艺作品误导了，文艺作品里爱人总是能得到回应，就连简·奥斯丁小说里最压抑最不勇敢做自己的女主角，《劝导》里的安妮都收获了爱情。
我对于爱情初始的认知就是来自于这些作品，觉得得不到回应的爱情万分委屈，万分不应该。
但王尔德说过一句很聪明（或许是他说过最聪明）的话：“生活模仿艺术远胜于艺术模仿生活。”
我发现自己在生活里对爱情的理解与做法其实是对大众传媒作品拙劣的想象和模仿，在生活中，爱而不得才是常态，并不值得自怨自艾或是憾恨他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受伤的人。
这也并不是不相信爱情，恐怕也只有接受了“得到回应的爱是撞大运”这一点，才能在下一次，在每一次都能勇敢地去表达，真正去珍惜。
5.
不要把总结自己的权力交给他人
大众传媒非常热衷做的一件事，就是总结一种流行的心态——
“这一届年轻人都是虚无主义者”、“这一届年轻人都是讨好型人格”、“这一届年轻人都受了原生家庭的害”、“这一届年轻人已经没有什么头发了”。
严格说起来，这也是门生意。因为是门生意，所以那些形容总让人忍不住点头，觉得说到了自己心坎。
但多看书、多了解自己，就不会看到什么新的名词就往自己身上套。
那些看起来非常了解你的大众传媒，也无法替你过好这一生。在了解自己，成为自己之前，不必急着和他人合并同类项。
这样想，我在30岁之际急着总结自己，也是为了防止自己莫名奇妙地和一群我并不认识的女性被放在一起，脑门上被莫名其妙地印着黑体加粗惊悚的大字：“ 女人三十？！”
人到中年，不想认命，不希望自己成为永恒的抱怨者，也不想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的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
我小时候总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好的大人”，希望已经成为大人的我能够改变她的看法。
*作者：蒋方舟，本文原发于蒋方舟个人公众号“蒋方舟的跋涉”（ID：fangzhouvo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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