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激进、最不可控的社会群体：学生
作者：王陶陶
来源：陶太郎（wtt0316606212）
全文1841字，预计阅读需2分钟。
那些躬行尧舜之政者，往往招致桀纣之祸。
从19世纪的欧洲社会动荡，到二十世纪前期的革命烽火和反体制思潮，学生群体向来是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潜在挑战者。
那么，那些面目稚嫩的学生们，看似人畜无害、手无寸铁，却为何往往成为社会动荡的催化剂呢？
最容易不满的群体
首先，必须意识到的是，学生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不满的群体。
在所有社会群体之中，因现代化教育的影响，学生有着较高的自我预期和自尊心，这决定了学生群体最不能忍受卑微和屈辱，学历越高这种特性就越明显。
譬如，对于一个学历较低的普通打工者来说，能够在工地搬砖赚钱，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营生，但是对于一个硕士研究生来说，工地搬砖对他的人生来说就等同于羞辱——现代化教育使得个体对痛苦的容忍能力急剧降低；与之相应的是，同样的批评落在自我意识较低的普通村民身上，不过是正常的训示，但丢在一个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身上，则很可能是一种难以容忍的耻辱和冒犯。
因此，学生或知识分子等高学历群体，实际上是最容易对社会不满的群体。这一点，决定了高学历者很容易对体制产生怨恨情绪。
“法国的统治者应该是德行和知识足以服众的人。因为，没有谁天生有资格统治别人，更没有谁天生就要承受别人的统治。”——伏尔泰（Voltaire）
组织能力极强的群体
不过，与普通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学生乃是一群组织能力相当强悍的群体。经验表明，让两位知识分子齐心协力，要比让一百万士兵同生共死还要困难。这一点决定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治天平上是没有分量的。
但是，作为经年累月一起生活、学习的群体，学生之间的联系则是极为紧密的，往往共享着相同的命运和目标，他们的组织成本相当低廉，并习惯于整体行动——这就决定了学生的政治潜能或者说危险性是不可低估的。
事实上，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苏联八一九运动、台湾三一八学运中等政治浪潮中，学生群体所起的作用不仅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
最没有顾忌的群体
更为重要的是，与成年人相比，学生们既缺少家庭的牵绊，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属于一种极为特殊的伶仃人和无产阶级。因此，学生对于社会动荡的后果较少在意，其在政治行动中也相对果断甚至激进。
在历次社会浪潮之中，学生群体往往是政府眼里最偏激、罪不可理喻的极端力量，布尔什维克最执着的奉献者、霍梅尼最坚定的伊斯兰圣战士、塔利班的中坚分子和巴格拉迪最狂热的追随者，大都来自于学生。这种现象并非现代化教育的失败，而是学生的特殊政治属性使然。
现代化教育与旧制度的毁灭
1965年巴列维国王倡导的“波斯人民识字军团”，引导伊朗穆斯林选择现代文化教育而非宗教学校，十四年后，这些学校诞生了大批的宗教狂信徒和激进民族主义者，扫荡了巴列维的统治——而宗教革命领袖霍梅尼，也将伊朗的学校戏称为培养“真主战士”的兵营
就像历史所展现的那样，从清末新政到沙皇尼古拉，从查希尔维新到巴列维改革，无数旧制度的统治者们都曾扶持现代化教育来强大自己的国家。结果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自我预期、自我意识极强的现代化学生，并使自己的政权遭到了政治反噬。
说起来，这不仅仅是历史本身的不幸，也是现代政治逻辑的诡妙之处——那些躬行尧舜之政者，往往招致桀纣之祸。
“育才（现代化教育）之举，终为（清朝）酿乱之阶。”——《光绪朝东华录》
“经心、两湖书院等学生，同情革命者，先后留学东西各国，提倡宣导，日起有功，后多为同盟会会员。”——胡祖舜
“张之洞把办学堂、派留学生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他办的湖北教育也确实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教育的领先导致了革命的领先，这不以张之洞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他死后仅二年，辛亥革命便在他苦心经营的湖北爆发，而且辛亥武昌首义时的领导人，大多为张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张之洞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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