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张国焘，从同志到敌人，一些不得不说的往事
文章来源：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是著名的红军领导人，分别在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会师后在战略方针上开始出现分歧。毛泽东要向北，张国焘要向南。9月9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离，一个向北，一个向南，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从1927年八一南昌成立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分裂。毛泽东北上红军仅有7000余人，张国焘南下的红军达到8万余人。张国焘南下无异于自绝于党中央，自绝于中国革命。红军南下遭到重挫，张国焘于是北上回归红军。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张国焘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接上头，乘其专车前往西安想面见蒋介石，在西安被周恩来、林伯渠、李克农扣押回到延安。张国焘一意孤行要求脱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此后张国焘加入戴笠的军统，又悄悄去了台湾、香港，最后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1979年12月死于多伦多的养老院。旧金山英文报载如下消息：“中国共产党创始12人之最后一人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老人院逝世。”
01
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甚早，但在他们此后的交往中，分歧大于共识，对抗多于合作。
在开国上将许世友看来，这是一对才能、资历和威望真正匹敌的对手。他说：“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毛泽东与张国焘，具有太多的相似，又有着太明显的差异。
他俩都出生乡下。毛家在湖南湘潭，籍籍无名，父母以务农为生，拥有15亩地，每年收60担谷，家庭成分为富农。张家在江西萍乡，名门望族，父亲既做官又收租兼经营，拥有1000担谷的土地，家庭成分是地主。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中，出生官绅世家的不少，但像张家那样显赫和富有的不多。
俩人都是知识分子。毛泽东是草根知识分子，最高学历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相当于中专学历，不懂外语，他的知识主要靠自学。张国焘毕业于北京大学，精通英语，熟悉俄语，在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期间，能够不借助翻译，与各国代表交谈。
俩人都是家中老大，在父亲眼里都有叛逆的一面。毛父毛顺生因为长子沉湎读书误了农活，骂他“懒惰”“无用”，打骂、羞辱他。毛泽东对父亲的粗暴采取忍耐和妥协的方式多些。
相比而言，张国焘忤逆得多，在北大读书期间与前来探视的父亲张觐光发生激烈争论，性急之下，直呼父亲的名字，被张觐光狠抽一耳光，他断然宣布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俩人都拜北京大学教授、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李大钊为师。毛泽东曾于1919年到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毛泽东提供了在北大任职的机会，让他得以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毛泽东对此感念一生。1949年他定都北京时，又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与李大钊相处时间更长，所受教益更大，他称陈独秀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钊是自己精神家园的导师。他也被公认为李大钊的主要助手。但是，1924年5月他被北洋军阀逮捕后，在狱中供出中共在北方的11名领导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李大钊，为两年后李大钊被北洋军阀逮捕绞死埋下祸根。
俩人都特立独行，不约而同地拒绝留洋。1919年，毛泽东出面组织了数百名湖南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自己原来也打算与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一起出国，临到上船时改变了主意。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的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得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五四学生运动众多领袖选择出国留学，张国焘也有机会到美国深造，但是，他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张国焘解释道：留在国内是研究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好的途径。同样是拒绝留洋，毛泽东终身不悔，而张国焘在党内斗争失意后则认为年轻时太轻率，后悔不已。
俩人都以擅长群众运动著名。毛泽东被瞿秋白尊称为“农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和武装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取胜之钥。
张国焘是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领导过包括北京长辛店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的产物，产业工人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产业工人所在的中心城市才是革命的中心，中国革命应该以工御农，以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城市。
俩人都是党的一大代表，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虽然年龄比张国焘大5岁，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务，1927年八七会议上才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进入政治局，1935年遵义会议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在一大上即担任会议主持人，会后成立三人中央局，陈独秀是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一直处在党中央核心地位。
02
他俩第一次晤面，可以追溯到1919年。
张国焘留给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高傲。1919年，经李大钊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结识了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张国焘。李大钊希望这两位蕴藏着巨大才干的青年人能够成为好朋友，但是，张国焘瞧不起满口湘音、穿着寒酸、热心与人攀谈的毛泽东，双方寒暄了几句，没有更深的交往。18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酸楚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给张国焘的第一印象是狡辩。张国焘第一次认真观察毛泽东是在党的一大上，结果只发现了这位农家子的一个长处——善设圈套。他在回忆录中用鄙夷的语气写道：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毛泽东与张国焘分手于1927年7月。当时，张国焘作为中央常委，负责大革命失败前重要干部的疏散工作。
“中央准备派你到四川担任省委书记，那里相对安全，而且天府之国，大有作为，尤其是在农民运动方面。”
“不！”毛泽东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要到湖南去！”
张国焘吃惊地叫了起来：“湖南？你在那里红透了天，所有的地主豪坤和军阀都恨不得活剥了你的皮，怎么还往虎口里钻？你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平静如水：“我不甘心农民运动就这样完了。”
听到毛泽东要回湖南去，另一位常委瞿秋白赶来劝阻：“中央领导层需要新血液，亟需充实具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我准备提议调你到中央来工作。”
“我住不惯高楼大厦。”毛泽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要到湖南去，搞暴动，上山结交绿林好汉。”
张国焘、瞿秋白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不久，毛泽东回湖南主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8年过去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与张国焘在党内地位相同。这两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长征路上相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03
1935年6月12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会师后，毛泽东与张国焘通过电报约定在懋功两河口见面。
在前往两河口途中，毛泽东见到红四方面军张贴的标语——“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他问红四方面军干部：“你们怎么知道中央红军有三十万？”
红四方面军干部回答：“根据张主席的公式推算出来的。”
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指战员称张国焘为“张主席”。
会师之前，红四方面军三巨头——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研究迎接中央红军事宜。陈昌浩提出把“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作为宣传口号。
“中央红军没有那么多吧？”徐向前觉得不太可能，“他们一路打过来，战斗伤亡、非战斗减员一定非常严重，即使出发时有三十万，现在也不可能这么多了，还是留点余地为好。”
陈昌浩反问：“那提多少为好？”
徐向前答不上来。
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是老大哥，比我们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只有六万人，五倍是三十万，现在我们发展到了八万人，按五倍计算他们应该在四十万以上，我们只提三十万，已经留有余地了。”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认为这个口号影响到了后来两军的关系。他说：“会师后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来人，哪来的三十万嘛！我们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军指战员议论纷纷。”
1935年6月25日下午5点多钟，张国焘一行赶到懋功北面的抚边。
这天早晨下起了雨，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将山川、河谷、民居笼罩在雨幕之中。中央领导人迎出抚边三里之外，等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他们是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红一方面军给予无私援助他们的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鞭打着高头大马，飞驰而来。听到马蹄声，毛泽东等人走出帐篷，冒雨迎上前去。
张国焘跳下马，与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热烈拥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八年了”。
他与毛泽东分手于1927年7月，与朱德分手于1927年11月，距今都有8个年头了。当年挥手一别，分别组织兵暴、农暴，而后又各自创建了一支主力红军，历经坎坷挫折，在川康边界的不毛之地相聚，感慨万千。
他们拥抱着、捶打着，脸上湿漉漉的，一半是泪水，一半是雨水。
随后，举行欢迎仪式。会场上，响起嘹亮的《两大主力会师歌》，毛泽东、张国焘手挽着手，并肩走上主席台。
朱德首先致词：“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呼快乐的不只是我们，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张国焘致答词：“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受中央领导。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
会后举行了简朴的宴会。酒醇，心热，情浓。
一切都像想象的那样，甚至比想象还热烈。
会师后，张国焘发现一方面军无论从服装、装备、给养，到战士身体情况、精神状态，包括军容军纪都远逊于四方面军。
对于这种差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幽默地形容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四方面军号称10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8万多人。当时有1万多人的二、六军团已在湘鄂川黔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在三支红军中，数四方面军的队伍最大。他们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区，5月初，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从川陕根据地撤出来，向北上的中央红军靠拢。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也不多，所以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的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
张国焘狐疑地观察着驻扎在抚边的红一方面军部队，疑问一个接着一个：
这是那支令国民党军魂飞魄散的红军部队吗？
这支困倦疲乏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
这支摇摇欲坠的部队还有多少战斗力？
……
04
由于会师后红一方面军保持搜索前进的战斗态势，部队分散在不同的地点，他想找几个老熟人摸摸底。
首先找到周恩来。周恩来不仅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而且在遵义会议上，他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是最了解各军情况的人。
周恩来对张国焘印象不好。这位被党内外公认最能克制的人，生平唯一一次拍桌子就是针对张国焘的。
那是1927年7月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负责前敌委员会工作。正当起义工作一切就绪的时候，他接到中央代表张国焘的两封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张国焘从武汉赶到南昌后，周恩来和李立三、恽代英等前委同志都表示起义迫在眉睫，不能取消或者推延。张国焘蛮横地说：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激动地说：“共产国际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他说话时动怒了，气得拍了桌子。
20年后，周恩来对人说到：“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最后，张国焘还是在多数人的反对下屈服了，同意如期举行南昌起义。
8年后的交谈还是从南昌起义说起。
张国焘拿周恩来留的长须开玩笑：“一晃8年，那时的翩翩少年现在成了美髯公了。”
周恩来笑道：“南昌起义失败后，为方便在上海开展白区工作，留起了胡子。现在大家叫我‘胡公’。”
张国焘借事说事：“记得南昌起义失败，我们是在潮汕分手的。那时，你正在发高烧，我说我留在部队处理善后事情，要你先走，你却硬要送我先走。”
周恩来说：“我们职责不一样，我是前委书记，处理残局是我的责任。”
“前后相隔8年，境遇仿佛重演。那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打得七零八落，现在中央红军也是受了重大损失，人数减员很厉害吧？”张国焘引到自己关心的话题上。
周恩来说：“还是有所不同，那时人都打光了，现在部队还在。”
张国焘按捺不住，直接问道：“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周恩来警觉起来，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10万人。”张国焘夸大了一些。
“我们有3万人。”周恩来事先已经在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的谈话中，掌握了红四方面军的实际兵力，也相应地上浮了一些。
尽管上浮了一些，张国焘还是感到吃惊。周恩来注意到，他的脸色都变了。
张国焘从机敏的周恩来那里问不出更多的东西，反而露出了马脚，又去找朱德。
朱德与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期间有过短暂的接触，了解不深，也没有戒备意识。他在后来在自传中这样解释：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的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过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张国焘问：“你们还有多少人？”
朱德以实相告：“一方面军过去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
张国焘装着不太明白：“骨架子？”
朱德解释道：“也就是说，兵没有了，只剩下骨干了。全军总数也就1万多人。这1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张国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万多人？”
朱德具体介绍了兵力的构成情况：“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3500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3000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2000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下几百人。再加上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1万人。所有的炮都丢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约5颗子弹。”
“就这么点人？“张国焘实在不敢想象红一、红四方面军力量之比竟为一比八！
朱德听出张国焘的震惊了，继续说道：“虽然目前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但是弥足珍贵，因为我们把骨干力量和最大多数的干部都保存下来了。现在红一方面军中，干部多，士兵少，干部降二级乃至三级使用，现在的普通战士可能以前是连长，而原来的团长现在只能当连长。你们四方面军的情况呢？”
然后，张国焘为朱德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情况。
朱德对四方面军的印象很好：“没有见到四方面军以前，不敢作较高的评价，可是，看到以后，却有说不出的高兴。在懋功以南的大路上，我看到李先念的三十军，指战员们都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的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可以说是一支极具战斗力的劲旅。”
与朱德的谈话持续了大半夜。
临走时，朱德很郑重地提醒张国焘要重视毛泽东的意见，搞好与他的团结：“在中央高级领导层中，真正懂军事的并不多，老毛富有预见，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能够解决问题。正因为如此，遵义会议大家一致推举他重新出山，负责军事问题。你对四川的情况、对西北的情况知道得最多，今后打仗要靠四方面军卖力。你要多发表意见，与老毛加强沟通，只要你俩意见一致了，别人也不会有异议。现在军事问题最重要的，政治局委员们都主张从速北上，我也觉得这个意见是对的。”
精明的张国焘这时才发觉憨厚的朱老总在交谈中也是用了心的。
张国焘告别朱德。回到自己临时住处，一种只手擎天、顾盼自雄的得意，一股凌顶俯瞰、天低吴楚的霸气，在他身体内匝绕、弥漫、膨胀。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张国焘的心态开始出现变化。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形容道：“张国焘处处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
05
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后，张国焘变得敏感和好斗。这体现在他与毛泽东的初次交谈中。
毛泽东问起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
张国焘提到年初曾向陕南突击，考察过北进的可能，试图接应转战到鄂豫陕地区的徐海东部，当时已经打到宁羌地区，按实力可以打到汉中地区。
“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什么不继续北进？不过，如果你们真的北进了，那我们就不可能在懋功相会了，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可能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
由于摆龙门阵，毛泽东聊得很随意。
张国焘感觉被刺了一下。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揣测毛泽东的神情、用意和原因：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毛的这些谈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
张国焘郑重其事地澄清：“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羌地区，主要是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军北进的意思。我们现在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引以为快。”
毛泽东意识到产生了些许误会，善意地点点头，表示认同张国焘的表态，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张国焘接着叙说红四方面军实施嘉陵江战役的情况，说到下令放弃整个川陕苏区，将全部力量撤到嘉陵江以西。
毛泽东忍不住叹息了一声：“可惜啊！”
又听到这个词，张国焘反诘道：“我来迎客，难道还犯了罪不成？”
毛泽东不想搞坏气氛，苦笑着说：“接客很好啊，我们都十分感谢。要有个家就更好了。”
张国焘的不快第二天便摊到桌面上，这就是两河口会议。
06
两河口，是抚边以北的小镇，得名于镇旁两条小河——从北面梦笔山流下的抚边河和从东面大雪山流下虹桥河。这两条奔流而下的溪水在此交汇，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绿洲。尽管当时已是夏天，但山上的积雪和河里的流水，使这里的气候非常凉爽。
会议在一座喇嘛庙召开。据文献记载和多数当事者回忆，这次会议的全称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人。
按惯例，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报告和结论由分管此项工作的常委负责。
周恩来是政治局中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由他作主题报告。
“目前，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方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周恩来开宗明义，提出会议的主题。
“应该向什么地方前进呢？”周恩来通过假设，论证自己观点：“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后面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敌我力量悬殊。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那里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
张国焘接着发言，提出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迅速北上，从甘南打开缺口，以川陕甘为战略目标创建立足点和根据地。他称之为“北进计划”。
第二个方案，是以现在占领的地区为起点，以西康为后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发展，或者南下四川，准备赤化四川。他称之为“川甘康计划”。
第三个方案，是转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廓地带，以新疆为后方。他称之为“西进计划”。
张国焘逐个方析了三个计划的利弊。看似不偏不倚，就事论事，其实暗藏心机。分析北进方案时，他从多个角度论述了方案的不利因素：“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境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再说，现在松潘北部敌情不明，贸然前往，非常危险。”
分析川甘康方案时，他列举多种可能性，论述其进退有据、应对裕如战略弹性，其基本思路是：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根，以便有时间整理队伍，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者西进呢？如果事实证明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人封锁，仍可以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不易封锁的。
大家都听出了张国焘的中心意思。他醉心于固守川西北一带的计划，即所谓“东扣岷江，南掠天、芦、灌、邛、大、名”的意见，认为可以向成都打，消灭南面的敌人不成问题。
毛泽东第三个发言，讲了五点意见：
第一，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
第二，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
第三，应看到那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
第四，集中兵力与主攻方向，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方去。
第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毛泽东的发言与众不同。他思考问题不是一味地从红军的角度论优劣长短，而是重点关注蒋介石的部署，围绕“先敌制变”的原则来选择方案；他顾全张国焘的面子，不去评说或者抨击川康甘方案的短处，而是用“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轻轻带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执行北上计划上；他强调决策与执行的统一，要求高度机动，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他从组织人事的角度，要求常委和军委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
而统一指挥、即决即行才是当前所有问题的核心。
在张国焘看来，虽然主持会议的是张闻天，作主题发言的是周恩来，但真正的主席是毛泽东。这点从发言的证据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发言丝毫没有论证观点的意识，完全是从决策的高度阐述的，而且极具操作性。他的思路后来成为《松潘战役计划》的蓝本。
在毛泽东之后，朱德作了简短表态：“同意恩来的报告，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发言，赞同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
接着，博古作了发言。博古引经据典，言辞犀利，对张国焘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抨击。
张国焘本来落于孤立之中，博古更让他怒火暗烧。
博古兀自畅谈：“南下川康，正如同麻雀飞进了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死路一条……”
“你说谁是麻雀？”张国焘冷笑道，“博古同志，眼睛长来不完全是用来看别人的，也应该借个镜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红军10万雄师，如今还剩下多少人马呀？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作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你难道不应当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还振振有词地来和我谈什么军事？”
毛泽东劝道：“国焘同志，先不要上火嘛，让博古同志把话说完，你再发表意见，好不好？”
博古涨红了脸，匆匆结束了发言（博古在红军长征遵义会议以前犯有致命错误，自知理亏，所以涨红了脸）
王稼祥接着发言。话不多，但很有嚼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能使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个地区有很多好条件，首先是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国主义的干涉远了，敌人又隔离，群众受压迫，易于接近我们，等等。有这么多好条件，但能否成为苏区，要看我们能否消灭敌人。如果认为一面无敌、后退无穷，这就错了。这是躲避斗争，不看到进，只看到退。当然在有的情形下须要退，但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这里，而是要坚决斗争扩大苏维埃区域。”
张国焘倒吸一口冷气。他没有想到，这位白面书生竟然用“一面无敌、后退无穷”八个字来形容他钟情的川康甘方案，而且上升到“躲避斗争”的高度。
张闻天最后作了总结性发言：“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前进，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目前红军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是，首先突破敌人的北面防线，消灭胡宗南的部队，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
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张国焘把两河口会议视为一个人对一群人的“群英会”，他说不过周恩来，争不过毛泽东，拗不过张闻天、王稼祥，被迫同意北上方案。而这次会议也成了张国焘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两河口会议4个月后，1935年10月张国焘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后来终于走上叛变投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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