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中国人口大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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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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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疫情越来越严重，许多人难免联想起欧洲中世纪爆发的黑死病。有人暗自庆幸，中国没有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事件。
事实上，14世纪那场席卷整个欧洲“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中国汉末三国时期的人口消亡远超黑死病时期的欧洲。
今日的人们谈起三国，多将之比作一个异彩纷呈的英雄时代。无数的名士谋臣纵横捭阖，无数的君王将相逐鹿中原，无数的铁血英豪沙场称雄，仿佛这是一个让人无限憧憬的热血时代。
然而，在无数英雄豪杰的的辉煌背后，却少有人关注彼时中国的普通人经历着什么。
在这短短的数十年之间，中国的社会遭遇了一场灭绝式的人口锐减。
关于三国时期的人口，唐代杜佑写《通典》的时候，综合《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释以及晋代《帝王世纪》的数字，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人口数字：“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东汉桓帝永寿年间（155年-158年），有户10677960，有口56486856，这可以说是东汉人口的巅峰时期。而三国时期的人口数字只有汉朝人口极盛时的1/8。也就是说，7/8的人口消失了，十室九空绝不是夸张，这场人口灾难连欧洲中世纪黑死病都远远无法比拟。
有人会说，历朝历代战争造成人口死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但是，三国时期的人口损失确实高出了天际，相当于遭受了一次“灭霸式”的人口降阶操作。
三国英雄时代的每一帧高清画面，都是一幕用血肉堆砌的人间地狱。
在汉朝末年的无限战争中，无尽的杀戮几乎无日不休。
首先是开启三国时代的黄巾军大起义，在这场战争中，黄巾军在北方7州28郡同时俱起。张角、张梁、张宝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主力同皇甫嵩激战。其中，仅河北地区的黄巾军主力至最后就有二十万人战败被杀，皇甫嵩便于此筑京观（尸体垒筑的堡垒），而与之作战的东汉军队因为前期屡遭败绩，因而损失同样不可低估。
同样的，在河南颍川的黄巾军主力在覆灭之际亦有十三万人被杀，而青州徐州黄巾军在公孙瓒讨伐之时亦损失6万以上。这些战争伤亡仅仅是明确载于史料的数字，除此之外的南阳黄巾军、并州黑山军等各地黄巾军与官军的战争死亡人口更是无法计数。
这场死伤惨重的黄巾大起义其实只是三国大杀戮的开端。
董卓入洛阳以后，这个嗜杀的西凉人便大开杀戒，趁阳城春季祭社活动，将男子全部砍头，将妇女和财物全部抢走，洛阳周边人口稠密的郡县惨遭荼毒。董卓西迁长安时，将洛阳人口百万余悉数胁迫随行，“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
董卓死后（公元192年），部下李傕、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
不仅仅是董卓这样的杀神，后来奠定三国基础的曹操、孙权之辈也是残暴异常。
首先是复仇屠城系列：曹操攻徐州陶谦之时，在攻下取虑、雎陵、夏丘等五县后，为发泄自身丧父之怨，便把无辜民众全部杀掉，“泗水为之不流”。孙权在建安十三年（208）征伐黄祖的战争中，未报其射杀其父孙坚之仇，将恨意转移到当地民众之中，屠尽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之民。
对叛乱分子的镇压也十分坚决。如曹操镇压兖州叛乱，孙权屠皖城（今安徽潜山），司马懿屠上庸、屠辽东襄平城等。这种“叛我者必死”的政治正确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承认乃至鼓励，也是三国乱世政权中霸者不言而喻的潜规则。
战争中的投降者也往往难逃厄运。
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前，曾制定“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律，即对被包围后才被迫投降之敌不予宽大。袁绍与曹操决战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境内）时，袁绍军队溃败，曹操将投降的袁军士兵数万人全部活埋。曹操征关中时，曹丕镇守许都，河间田银、苏伯造反，其部众千余人被围后才投降，有人提议按法应一律处死，但程昱建议曹丕请示曹操赦免，后来这条法律亦修改了。
曹操在丢失兖州后，曾发生夏侯惇被劫持为人质事件，当时其部将韩浩不顾夏侯惇的安危，率部攻杀叛军，后来曹操高度肯定了韩浩的作法，并将此作为法律执行。
在各个割据势力互相角逐的过程中，割据军阀们经常出于自身粮草的顾虑与对征服地百姓的不信任，而放肆士兵在战争中进行残忍杀戮，从而让某些地区成为百里无人的“死域”。
由于战争时期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近乎于零，因此地方军阀大部分对自然灾害处于放任自流的态度，而恰恰三国时代属于魏晋小冰期的前期。
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当时整个中国的气候趋向寒冷与干燥，因此旱灾、蝗灾等影响人类生存与农业生产的灾难频发。
史书记载，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蝗虫起，百姓大饥。“三辅（关中）大旱，谷一斛五十万，人相食，白骨堆积”（汉献帝因无粮可食而被迫东迁洛阳，随从官吏靠食枣、菜活命）。当时的三国重新上演了“人吃人”的惨剧，“江淮间空尽，人相食。”曹操在兖州，逢兴平元年大旱，蝗灾，“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
从中平年间到建安末年的三十余年间，有史可查的旱灾、蝗灾、洪灾与雪灾等便达上百次，建安年间甚至出现珠江三角洲降下大雪的诡异气候，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农业生产难以为继，大量人口死于饥饿灾荒。
更可怕的还是瘟疫。
战争与灾荒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而人口的大量死亡又是疾疫流行的温床。据记载，汉魏之际，大疫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主因便是黄巾军起义产生的大量尸体无人掩埋而造成的。
第二次是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当时我们熟知的医圣张仲景为长沙太守，时大疫流行，宗亲死者甚众，百姓得伤寒死者十之七。这里所说的伤寒便是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等众多极容易传染的病症。这便成了他编撰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的一个契机。
而最后一次便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当年，曹氏父子的文学密友——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瑒、刘桢皆染疫而亡，七人一下子走了三个。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三国的多场大疫，往往造成“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甚者全家死光，“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即使在今天如此强大的医疗条件下，我们应对疫情依旧倍感压力，更何况在那个医疗条件低下的时代。可谓一人染疾，一家俱亡；一家染疾，一族俱伤，只有坐以待毙而已。
在战争、灾荒与瘟疫的多重影响之下，当时的中国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北方遭到了灭顶之灾。如晋人山简所述的那样，从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的30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需要指出是，古代史家统计的人口数量大部分是我们熟知的“编户齐民”人口，即是中央政府可以掌控的赋税人口，在这些人口之外的“不可控人口”数量，其实会随着世事变迁而产生较大的出入。
关于这些“账面外的人口”，葛剑雄先生曾论证说，这一阶段的户口漏计和隐匿相当普遍：世家豪族荫附了很多户口，同时屯田生产者也不列入郡县编户，实际上就相当于脱离国家控制下的“飞民”，再加上由于战乱原因流散的少数民族人口（如南匈奴、辽东属国、西凉羌氐等），东汉三国间的人口谷底应该是2300万左右，而不是我们看到账面上的767万。不过，即使按修正后的人口数字，其变化幅度仍然是很惊人的。东汉从人口高峰接近6000万，降到2300万，也已经减少了60%。
热血的三国传奇，壮丽的战争史诗，不仅有曹孟德“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豪情壮志，更有他在《蒿里行》中的悲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一些人引以为豪的过往，或许也是另一些人不忍提及的凄怆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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