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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 | 邱华栋:三山五园

邱华栋 芙蓉杂志 202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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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选自《芙蓉》2020年第4期 ·


三山五园作者 邱华栋

清代对北京空间结构营造的最大贡献,是西郊皇家园林的建设。

因清代皇宫沿用了明皇宫,除了新建和改建了一些建筑,宫城也不断修葺,明代留下来的城市总体格局不变,城内没有较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当然了,清代在内城新建的亲王府、在郊区营建的皇家园林、离宫苑囿和八旗军营,都是有清一代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拓展,也给我们留下了举世瞩目的文化瑰宝和建筑奇迹。

清代与明代迥然不同的一点是,清代朝廷的政治中心不仅在紫禁城,西郊的皇家园林也是政治中心之一。也就是说,由于“三山五园”的存在,有清一代实际上有两个政治中心,清代的皇帝在紫禁城和西郊“三山五园”中的离宫这两个地点,决策着国家大事。

在清代皇家园林的营建中,以“三山五园”的建设成就最有代表性。“三山五园”是清廷的离宫别苑,它的建造时间主要在清代的康熙、雍正和乾隆朝年间持续进行。这几位清代初期的皇帝,为“三山五园”的建设投入了巨大精力和财力,最终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建筑历史文化遗产。此外,清代在承德修建了离宫避暑山庄,这也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离宫别苑。

皇家园林建设的根本理念,在于“移天缩地在君怀”,将天地间的精华景物缩小在眼前,天之骄子皇帝穿行于其间,人在园中,天地也在心中,这是中国古代君王追求的至高境界。从汉唐时期的皇帝建造离宫,到宋徽宗营建艮岳,都是这一理念的外化。

“三山五园”是老百姓对清朝在北京西郊营建的皇家园林的通俗说法,未见清代文献史书的记载。实际上,到底是哪三山哪五园,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来说,三山,指的是瓮山(后来改名为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瓮山是在公元1750年、乾隆十五年改为万寿山的。

五园,指的是哪些园林,争议就比较大。根据现在一般的看法,五园是圆明园、畅春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

有学者认为,“五园”是单指圆明园中的五园,就是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园。

不管如何争论,“三山五园”是人们对清代西郊皇家园林的总体称呼,这是没有问题的,不用太具体地分辨到底是哪五个园。我采取前一种说法。因为圆明园中的五个园,建成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三山五园”就是三山含三园,另两个园分别是圆明园和畅春园。

清代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中,三山基本上在同一纬度线上,从西到东,分别是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和万寿山清漪园。五园中另外两园,圆明园和畅春园,在这片西郊皇家园林的最东端。这使得北京城形成了西郊一线、横亘东西的园林之最,作为离宫别苑,与北京皇城构成了一体两地的格局。

这“三山五园”在清代不光是供皇帝游玩散心的地方,我在前面说了,它还有政治中心的意义。每年的某个时段,清朝的皇帝在“三山五园”的某处待的时间,要比他在紫禁城内待的时间还长。往往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皇帝都在这西郊离宫处理政务,这时,西郊的皇家园林就成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在清代早期,顺治皇帝时期,西郊皇家园林还没有修建,他一般喜欢去南苑和西苑这两个规模较小的离宫苑囿。西苑是中海、南海、北海三海的总称,非现在北京西苑的所在。南苑之地相当开阔,是一片狩猎的野地,顺治可以在那里骑马射箭,获得军事训练的乐趣。

从康熙朝开始,西郊皇家园林开始营建。建成的畅春园是康熙皇帝最喜欢居住的离宫苑囿。

畅春园原来是明代武清侯李伟别墅的一部分,后来建为畅春园,在公元1687年,康熙皇帝第一次驻跸畅春园,就很喜欢这里。公元1691年,康熙皇帝在畅春园一下住了四个多月。可以说,这时清廷的政治中心就变成畅春园了。因此,研究清代政治历史,关注北京西郊“三山五园”的历史作用,也是考察清代政治运作的观察视角之一。

圆明园可以说是清代西郊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之首,冠盖五园,它是于康熙四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07年全面建成的,康熙将这座园林赐给了儿子胤禛。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他即位之后继续扩建圆明园,圆明园成了雍正最喜欢的离宫,因此也是雍正朝的政治中心之一。

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北侧修建长春园,又把熙春园划归圆明园,改建绮春园。公元1782年,他将淑春园改为春熙园,这样就形成了圆明园之内连体共生、璀璨繁华的圆明园五园。每年,乾隆皇帝要花四个月以上的时间在圆明园居住。这是圆明园达到最顶峰的时刻,只要乾隆皇帝在圆明园,这里就是清朝的政治中心。

再来看看玉泉山的静明园。金代的金章宗喜欢游山玩水,他在玉泉山修建了行宫芙蓉殿,并创造出“燕京八景”的提法。其中的“玉泉垂虹”描绘的就是玉泉山的景观,后来芙蓉殿遭到了毁坏。元代郭守敬曾引玉泉山的水变为金水河进入元大都宫城,最终贯通了通惠河,说明这里的水资源十分丰富。

在清代,玉泉山这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自然就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了。玉泉山现存一座玉峰塔,远远地就能看到。玉泉山静明园是从康熙十九年营建,到乾隆年间最终建成的,内有玉泉十六景,可见玉泉山的山、水、泉、塔共同构成了一幅静明园的美景。

香山静宜园是最靠西的一座皇家别苑。金世宗曾在这里修建大永安寺,这是后来香山寺的前身。乾隆年间,在康熙修建了香山行宫的基础上建成了静宜园。乾隆还给静宜园命名了“静宜二十八景”,可见香山静宜园有着一种别处没有的精致之美,也体现了乾隆皇帝对静宜园的重视和喜爱。

乾隆皇帝命名的“静宜二十八景”,细数起来,我们会发现这些景名起得灵气飞动。这二十八景有绿云舫、丽瞩楼、璎珞岩、翠微亭、玉乳泉、知乐濠、香山寺、芙蓉坪、栖月崖、玉华岫、隔云钟、蟾蜍峰、青未了、驯鹿坡、听法松,等等。足足二十八景,可见乾隆皇帝的用心良苦和静宜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现今去北京植物园游览的话,还能看到当年静宜园的气韵。

以上的皇家园林,除了玉泉山静明园在清代重修之后,留下了相对完整的规模外,还有万寿山清漪园能够让我们一窥“三山五园”的气魄究竟。万寿山清漪园,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昆明湖风景区,这是北京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西郊皇家园林的代表作。

清漪园修造完成的时间比较晚,是在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为母亲六十大寿祝寿,特地修建了清漪园。为此,他还把瓮山改为万寿山,把翁山泊改为昆明湖。清漪园的最大特点是水面特别大,虽然有着江南园林的细节,比如西湖苏堤的挪移变为长堤,但在现今的颐和园,却呈现一种狂野、开阔的北方园林风景的明朗之美。

万寿山上的佛香阁,至今仍是颐和园的最佳观景点和重心所在。清漪园或者说颐和园,它的建造也要追溯到金代。早在海陵王完颜亮从会宁迁都到金中都、现今北京的时候,他就在此修建了行宫。

现今的昆明湖,在元代郭守敬疏浚河道时还叫作瓮山泊。万寿山一直叫瓮山,山脚下的一汪水面就是瓮山泊了。

“三山五园”命运多舛。公元1860年10月6日,也就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后,放火把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一起都烧了。那一次的大火,一连烧了三天,“三山五园”最后只剩下了残垣断壁。

光绪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88年,慈禧太后动用海军军费,重修了她最喜欢的万寿山清漪园,并将重修后的园林改为颐和园。

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了这里,这一次,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也都遭到了彻底破坏。不过慈禧太后再次修复了颐和园,足见这座园林对于她的重要性。不惜动用军费来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以供享乐,距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圆明园至今仍是废墟一片,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我们现在去圆明园遗址,看到的是令人痛心的一幕。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记录着清末衰弱的国家所遭受的惨痛打击,至今裸露着巨大的历史创伤。

现在的畅春园的区域,在北大校园和家属区中。未名湖周边,依稀可见畅春园的痕迹,现存有“畅春园东北界”石碑桩,恩佑寺和恩慕寺的山门等古建筑遗迹。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是畅春园在北大校区的痕迹、圆明园废墟、万寿山清漪园改叫颐和园的昆明湖景区。

香山静宜园还有少量留存的遗迹,玉泉山静明园经过了清代重建,保留下来比较完整的景观,现为干部休养所,不对外开放。好在颐和园今天保存完好,并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为千万普通的中国人游览和喜爱。

除了上述的北京西郊皇家园林“三山五园”,清代对南苑的营造也应该着重写上一笔的。细说起来,康熙皇帝出宫喜欢住在畅春园,雍正和咸丰皇帝都喜欢把圆明园作为他们的离宫,而比他们都早的顺治皇帝,当初刚刚入关后,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都还没有影子呢,怎么办?顺治就造了一个南苑。他最喜欢的离宫,就是南苑了。

南苑距离永定门十公里左右,作为清初的皇家园林,面积相当大,约有200平方公里。整个南苑都由围墙围了起来,一共开了九个门。在南苑之内一共建有四座行宫,分别是新衙门行宫、旧衙门行宫、团河行宫和南红门行宫。

南苑的北门是正门,叫作大红门,皇帝一般从这个门进去。南苑和“三山五园”最大的不同,在于南苑是清初的皇家狩猎场。因满族人本来是渔猎民族,骑马射箭是基本功,他们入关后统治中国,也没忘记这个基本功,于是顺治皇帝就喜欢在南苑骑马射箭。

南苑地域广大,野气纵横,适合训练和检阅军队,后来康熙皇帝也在南苑阅过兵,接见过少数民族部族首领来朝。乾隆朝之后,南苑的地位就下降了。

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902年,朝廷卖掉了南苑的土地,这块土地由皇家苑囿之地,变成富人阶层可以买来盖房子、建庄园的地方了。南苑的皇家别苑和狩猎场、阅兵场、行宫的地位,从此不存在了。

20世纪中,这里有一座南苑机场,南苑的地名因此而继续存在。后来在兴建北京第二机场、大兴国际机场的规划中,把南苑机场合并到了新机场的区域里。2019年底,随着大兴国际机场的正式启用,南苑机场也同时关闭了。

今后,这里将兴建一座南苑国家森林公园,成为北京南中轴线上的一座生态园林明珠,和南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景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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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祖籍河南西峡。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教授的黄昏》《骑飞鱼的人》《时间的囚徒》《长生》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两百余篇。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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