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司令官眼中的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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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上将戎马生涯(二)
陈 辉
“没有‘勇’字,不称为杨勇;不言‘谋’字,也不是真正的杨勇。大智大勇,相映生辉,才是名副其实的杨勇。”《杨勇将军传》的主要作者姜锋,对将军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杨勇身着八路军军服
这位对杨勇将军潜心研究多年的姜锋,从将军指挥的无数个战役、战斗中,为我选择了几个杨勇用兵如神的战例。
“吕梁三战三捷”是杨勇将军指挥才能的生动写照,具有“宋江三打祝家庄”那样的传奇色彩。
1938年9月,日寇为发起大举进攻,派108旅团长山口少将,率部进驻吕梁地区的离石,并在汾阳城内集中大批弹药、粮秣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这就为杨勇率686团打阻击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一天,杨勇带各营干部到汾离公路观察地形,发现最佳阻击部位,正好设有敌碉堡。提前拔掉会“打草惊蛇”,战斗打响后再拔,伤亡太大。怎么办呢?杨勇发扬军事民主,集中大家智慧后, 作出了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步进行的决定。他把打碉堡的任务交给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
没过几天,杨勇接到情报,日军车队已经出动,便提前埋伏好。不大工夫,满载敌兵和军用物资的20辆汽车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3发炮弹全部命中,碉堡飞上了天。
随着第一发炮弹的爆炸声,战士们发起冲锋,200多敌人除了3名投降外,全部被歼。第2天日军大部队出动,扑了空,只拉走了5车尸体。
前线日军得不到弹药、给养,只好杀马充饥。过了几天,日军又冒险开始运输。100多名日军分乘几辆汽车,仅送一车粮食试探前运,杨勇识破了日军的鬼计,将这一车粮食送了“人情”。
杨勇使用的战利品—日军毛毯
第二天,敌人果然胆子大起来, 又出动200多名敌兵押送18车物资。再次遭到杨勇率部的伏击,全部被歼。
吃了两次亏的日军,成了惊弓之鸟。在公路重点地段由重兵设了据点。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勇改变了战术,决定冒一下风险, 在日军鼻子底下的王家池潜伏起来,准备再打一个伏击战。
日军的辎重、炮车、步兵,在险要地段百般警惕,顺利通过,没想到在眼皮底下的王家池却遇见了神兵,300多敌人又成了枪下鬼。
国民党军战俘
三次潜击战,歼敌近千,山口也一命呜呼。汾阳城紧闭,接连几天敌人在焚烧尸体,召开慰悼大会。而杨勇则在吕梁山区召开了祝捷大会。在锣鼓声中,日军驻汾阳联队司令官送来了份“慰悼”会上由全体军官通过的“挑战书”,大意是: 左地区队长兼政委杨勇麾下: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惟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决一雌雄……杨勇看后,一笑了之。
“吕梁三捷”作为我军抗战时期的成功战例,被广泛流传。
像“吕梁三捷”这样展现指挥员智谋的战斗、战役,杨勇经历过不计其数:1941年1月,担任鲁西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在潘溪渡伏击战中,采取“围点打援、设伏围歼”的战法, 全歼日军一个中队150余人和伪军一个大队400余人,日军软原少佐被击毙, 创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光辉战例,缴获的日军一门“九二式”步兵炮,至今陈列在军事博物馆中,成为我军以弱胜强的见证。
1945年12月,担任冀鲁豫军区第7纵队司令员的杨勇,采取“分片包干,各个击破”的战法,率部连克郓城、巨野、嘉祥三城,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通令嘉奖。
1946年10月,杨勇率7纵在张凤集,采取“先打外围,再猛虎掏心”的战法,歼国民党11师3000余人。
1947年7月,杨勇率部采取“收其外围, 剪其羽翼;诱敌深入,适时攻城”的战法,再次攻克郓城,歼国民党55师师部及29、74两个整旅2000余人,俘副师长理亚明以下8500余人,晋冀鲁豫军区在嘉奖令中指出中原野战军一纵“创造了一个兵团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旅的先例”,党中央也为此发了贺电。
1947年10月,杨勇指挥一纵在“高山铺战役”中,成功地组织了伏击战,以伤亡极少的代价歼敌57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在我军独创“以最少损失,获最大战果” 的成功战例,刘、邓首长给一纵立大功一次。
1949年12月,五兵团司令员杨勇率部采取“多路迂回的运动战”,在大西南地区,行程5370余里,歼敌37360多人。……
从中央苏区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杨勇率部打出冀鲁豫,跃进大别山,驰骋中原,会战淮海,突破长江,进军西南,仗越打越大,兵越用越活,从初级指挥员成长为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的我军高级将领,形成了一种“决心果断,指挥灵活,能攻善守,英勇顽强”的独特战斗风格。他指挥过的许多成功战例,都载入军事教科书,成为我军的一笔宝贵财富。
往期回顾:
————杨勇上将戎马生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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