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司令官眼中的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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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上将戎马生涯（二）
陈 辉
“没有‘勇’字，不称为杨勇；不言‘谋’字，也不是真正的杨勇。大智大勇，相映生辉，才是名副其实的杨勇。”《杨勇将军传》的主要作者姜锋，对将军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杨勇身着八路军军服
这位对杨勇将军潜心研究多年的姜锋，从将军指挥的无数个战役、战斗中，为我选择了几个杨勇用兵如神的战例。
“吕梁三战三捷”是杨勇将军指挥才能的生动写照，具有“宋江三打祝家庄”那样的传奇色彩。
1938年9月，日寇为发起大举进攻，派108旅团长山口少将，率部进驻吕梁地区的离石，并在汾阳城内集中大批弹药、粮秣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这就为杨勇率686团打阻击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一天，杨勇带各营干部到汾离公路观察地形，发现最佳阻击部位，正好设有敌碉堡。提前拔掉会“打草惊蛇”，战斗打响后再拔，伤亡太大。怎么办呢?杨勇发扬军事民主，集中大家智慧后， 作出了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步进行的决定。他把打碉堡的任务交给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
没过几天，杨勇接到情报，日军车队已经出动，便提前埋伏好。不大工夫，满载敌兵和军用物资的20辆汽车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3发炮弹全部命中，碉堡飞上了天。
随着第一发炮弹的爆炸声，战士们发起冲锋，200多敌人除了3名投降外，全部被歼。第2天日军大部队出动，扑了空，只拉走了5车尸体。
前线日军得不到弹药、给养，只好杀马充饥。过了几天，日军又冒险开始运输。100多名日军分乘几辆汽车，仅送一车粮食试探前运，杨勇识破了日军的鬼计，将这一车粮食送了“人情”。
杨勇使用的战利品—日军毛毯
第二天，敌人果然胆子大起来， 又出动200多名敌兵押送18车物资。再次遭到杨勇率部的伏击，全部被歼。
吃了两次亏的日军，成了惊弓之鸟。在公路重点地段由重兵设了据点。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勇改变了战术，决定冒一下风险， 在日军鼻子底下的王家池潜伏起来，准备再打一个伏击战。
日军的辎重、炮车、步兵，在险要地段百般警惕，顺利通过，没想到在眼皮底下的王家池却遇见了神兵，300多敌人又成了枪下鬼。
国民党军战俘
三次潜击战，歼敌近千，山口也一命呜呼。汾阳城紧闭，接连几天敌人在焚烧尸体，召开慰悼大会。而杨勇则在吕梁山区召开了祝捷大会。在锣鼓声中，日军驻汾阳联队司令官送来了份“慰悼”会上由全体军官通过的“挑战书”，大意是: 左地区队长兼政委杨勇麾下: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惟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决一雌雄……杨勇看后，一笑了之。
“吕梁三捷”作为我军抗战时期的成功战例，被广泛流传。
像“吕梁三捷”这样展现指挥员智谋的战斗、战役，杨勇经历过不计其数:1941年1月，担任鲁西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在潘溪渡伏击战中，采取“围点打援、设伏围歼”的战法， 全歼日军一个中队150余人和伪军一个大队400余人，日军软原少佐被击毙， 创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光辉战例，缴获的日军一门“九二式”步兵炮，至今陈列在军事博物馆中，成为我军以弱胜强的见证。
1945年12月，担任冀鲁豫军区第7纵队司令员的杨勇，采取“分片包干，各个击破”的战法，率部连克郓城、巨野、嘉祥三城，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通令嘉奖。
1946年10月，杨勇率7纵在张凤集，采取“先打外围，再猛虎掏心”的战法，歼国民党11师3000余人。
1947年7月，杨勇率部采取“收其外围， 剪其羽翼；诱敌深入，适时攻城”的战法，再次攻克郓城，歼国民党55师师部及29、74两个整旅2000余人，俘副师长理亚明以下8500余人，晋冀鲁豫军区在嘉奖令中指出中原野战军一纵“创造了一个兵团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旅的先例”，党中央也为此发了贺电。
1947年10月，杨勇指挥一纵在“高山铺战役”中，成功地组织了伏击战，以伤亡极少的代价歼敌57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在我军独创“以最少损失，获最大战果” 的成功战例，刘、邓首长给一纵立大功一次。
1949年12月，五兵团司令员杨勇率部采取“多路迂回的运动战”，在大西南地区，行程5370余里，歼敌37360多人。……
从中央苏区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杨勇率部打出冀鲁豫，跃进大别山，驰骋中原，会战淮海，突破长江，进军西南，仗越打越大，兵越用越活，从初级指挥员成长为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的我军高级将领，形成了一种“决心果断，指挥灵活，能攻善守，英勇顽强”的独特战斗风格。他指挥过的许多成功战例，都载入军事教科书，成为我军的一笔宝贵财富。
往期回顾：
————杨勇上将戎马生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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