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军校：蒋介石委任其为黄埔军校代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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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代理校长方鼎英走向光明的人生历程（二）

陈 辉

正在方鼎英准备投身统一国家的战场时，创建黄埔军校的重任摆在他面前。1925年起，方鼎英先后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教育长、代校长等职。

早在黄埔军校刚筹建时，缺一个教育长，谭延闿对孙中山说：“除了方鼎英，没有人合适。”后来，蒋介石也多次邀请方鼎英出任教育长。当时，方鼎英正在湖南湘军当军长，统领万余官兵准备投入消灭军阀的战场，他没有答应。

1925年8月底，方鼎英被谭延闿发电召回广州，任湘军整理处副监、湖南讲武堂驻粤帮办，同时告之蒋介石对其极为赏识，曾数度来谭处商请，欲邀方去帮办黄埔军校。后蒋又直接盛情邀请方鼎英，他才同意此事。

10月，38岁的方鼎英初入黄埔，被任命为入伍生部部长、中将军衔，不久即改任为军校教育长。

方鼎英任代理校长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方鼎英将黄埔军校办事机构设为秘书、总务、军事、外语诸科，并翻译审定了军校四大教程。他每天清晨提前起床，到操场检查学生操练，晚上推迟睡觉，一一查看学生寝室。他经常给学生讲话，提倡军官身先士卒，养成吃苦耐劳精神，鼓励学生自觉自愿锻炼身心。鉴于学校许多方面都是照搬日本士官学校的作法，与现代军事科学要求不相适应，于是向蒋介石建议：“黄埔军校要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学校的学科设置、规章、条例，要适合中国军队建设的要求”，“学校的用人尺度要放宽，不能只用某些军事学校的毕业生”，“进黄埔军校的人才要给予较高的待遇”。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使学校人才不断增加，办学规模逐步扩大。

黄埔军校第一期优等毕业生

方鼎英在黄埔军校任期内，由士兵教育起，至预备军官教育，初级军官教育、及军事专科和高级参谋教育，无不完善。他根据各部队的作战需要，增设了特种兵班，改变了黄埔军校一期、二期单一培养步兵初级军官的格局，并逐步将军校仅有的步兵一科发展到步、骑、炮、工、辎及军事专科等科，人数则扩充到四十倍以上。”另外，为培养优秀军事人才，他提高学生录取标准，提高兵源质量，同时大量征召军事教育人才。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孙中山与蒋介石

方鼎英在军校极力主张必须统一全国军事教育于中央（黄埔）军校，以此来力避各军自办讲武堂，而发生私立山头、各自为政的局面。他更为军校延揽优秀教师人才，以求提高对学生的教学质量。方鼎英最早系统率先提出先进军事科学技术发展的理念，力主崇尚先进军事科技，重视引进与推行先进军事科学技术，施行兵器及军事通讯的变革与发明，且自兼军校兵器研究处处长。

同时，方鼎英引进与编纂各种先进军事科技教材，对于一些关键教材，他更亲自动手选辑与校译，并将军校学制从一、二期时的半年增长至一年半，结束了原有短训班式的教育；在办学方针上，方鼎英主张速成与深造兼顾，军事与政治并重，启发式与锻炼式并行，知行结合的教学方法。在其治下更将校规校制正规化，尤其着重于强化黄埔军人的作风纪律、忠勇精神、意志道德品质等军魂的培养与教育，要求黄埔军人必须优异于其他军人的素质。

其后，军校四期、五期毕业，均急送北伐前线参战。尽管校务繁忙，方鼎英仍遵从孙中山的遗嘱，矢志北伐，其曾呈交军委会以《条陈军事委员会为克期北伐以重时机事》的呈文，在当时广州革命政府内部为是否即时北伐争议纷纭，难成定论的情况下，极大地支持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主战派的意见，为促成军委统一北伐决心，促进北伐的进行，以及其后进军的胜利，提供了重大战略建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篇影响当时军政走向的重要历史文献。方鼎英更为前线选送与短训各类急需人才和军需物资等；方虽身在黄埔，内心却时刻牵挂北伐战争，又常与蒋介石缄电往来，为之提供战略决策与意见，方鼎英在主政黄埔军校期间，为北伐前线输送了两批共5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学生军，为支持北伐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实为北伐战争的幕后英雄。

1926年7月21日，方鼎英用黄埔军校信笺书写的信件。

方鼎英以教育的革命来施行革命的教育，特立独行，而又科学合理地着力于军校的改革、建设、振兴与发展。他呕心沥血，惮精竭力，直至咯血声哑，重病难起，却仍舍己求成，坚守工作。在他的精心领导与经营下，军校得以扩大完善。1926年10月，方鼎英精心培养的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即将奔赴北伐前线时举行了一次野营演习，他亲自参加，3昼夜未休息。而在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典礼当天，方鼎英因操劳过度而咯血不止，最终导致声音嘶哑两三年。对于这段经历，方鼎英后来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写道：“这是我办黄埔军校第四期永远难忘的纪念。”

“其担负工作之部队，由本校教导团一团起，遍及于三十余军的革命军，及十余军的西北军；凡中国之二十二行省，几无不有本校学生之足迹”。“于此最短时间而能得此伟大的效果，已大博国人及世界之惊叹！”《方鼎英将军传略》这样记载了方鼎英对黄埔军校的贡献。

蒋介石检阅黄埔军校学生队  

1926年7月，蒋介石率师北伐，方鼎英几次要求重返湘军，提出返回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到前方参加北伐，均被蒋坚留不许，谓“黄埔军校乃本党命脉所在，今大军北伐，本党的命脉完全交给你了。何遽言辞呢？只要你带好学生，还怕无兵带，没仗打吗？”并加委方鼎英为黄埔军校代理校长兼任广州长洲要塞司令部司令官，代行校长职务，对校务代折、代行。蒋出师北伐前，到校召集全校员生在大操场训话，坦诚告诫学生，必须“遵守校训‘亲爱精诚’，好好服从方教育长的领导，”并说：“方教育长对本校长来说是前辈（指蒋为留日士官学校第十期，方为第八期），本校长都把他作为先生一样看待，方教育长不独是你们的老师，也就是本校长的老师”。……词语间极表尊崇之意。

方鼎英只得接任代行校长。其间因副校长李济深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及广州后方留守处主任繁多职务，黄埔军校教育训练事务皆落方鼎英肩上，这时校本部及平岗、蝴蝶岗、燕塘等地计有教职学员入伍生12000多人。

方鼎英为北伐军的扩充和延揽人才创造条件，提出开办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长沙分校建议，并付诸实施，其后黄埔本校迁校南京的决策与筹划，都是在他的建议与设计、规划之下进行的。在黄埔军校的功成业就里，无不渗透着方鼎英的智能与心血。

黄埔军校学员宿舍

方鼎英在黄埔军校任职两年间，经历了国共两党合作办校的后半段，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教育长兼代校长，是在蒋介石率师北伐后身兼双职、独立主持校务的教育长兼代校长，也是坚持孙中山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贯彻“亲爱精诚”校训，执行国共两党合作办校的教育长兼代校长。

在此时期，军校得以扩充发展，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办校的黄金时期，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之后谱写与左右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历史的将帅人才，使黄埔军校成为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齐名的世界四大军事院校之一。也奠定了方鼎英名列我国近代著名军事教育家的基础。成为公认的“黄埔尊师”，学生们都说他是“一位和气慈祥的忠厚长者”、“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是纯军事家。”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曾评述方鼎英计划作战与蒋介石的作风不同，说蒋氏遇重大决策之前，必关起门来，独运神思，考虑三天始成熟；而方氏“则对敌我友情，集思广益地尽情讨论，一经决定，便对照地图执笔疾书，倚马可待。可谓运用之妙各有千秋矣！”方鼎英成为当时社会与国民党军政界中公认的黄埔人才，“黄埔系”中声望影响仅次于蒋介石、周恩来之后的少数人物之一。 

蒋介石曾向谭延闿赞誉方氏说：“伯雄之于黄埔，善莫大焉，功不可没”。

方鼎英在军校时期的讲话、演说、缄电、文著等，被军校政治部编印为《方教育长鼎英言论集》出版，全书分为论说、演说训词、纪念周报告、缄电杂件等四大类，共158篇，约35万字。全书论述精辟，真知灼见，高瞻远瞩，真实地记录了方鼎英在军校主持校务期间的思想、理念与作为、成就，是研究黄埔军校政治军事教育历史、教育理念不可少的重要文献。尤如黄埔军校的理念精神、校规校制，虽历经近百年，仍可供今人借鉴。

在黄埔军校三周年校庆大典上，方鼎英高兴地宣布：“三年来，军校已从步兵一种到骑兵、炮工、辎重及军工专科无不设立，从五百学生到二万学生，经费由三万元到五十多万元。”

方鼎英在黄埔一心办校，对军校师生，从无政治偏见，“只求在我国民党内工作，无背先总理之遗训”；“对于党派，素无偏倚。”对校内的学潮与派系斗争，本是不分左右，公正持平，一视同仁的。

上海“四•一二”反共政变

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责令后方留守处主任李济深主持广州“清党”。对于黄埔军校的“清党”事宜，为保护共产党员的黄埔生，方鼎英承诺以黄埔军校教育长兼代行校长全权负责，他对时任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黄埔军校副校长的李济深，国民党中央党部后方留守处负责人的朱家骅和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等人说：“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不过我要声明：去年决定北伐时，鉴于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

同时，方鼎英对学校的“清党”问题，向李济深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自宣布清党之日起，给予三天时间处理，在三天之内，凡属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舰前来；二是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三是请拨给一笔款项，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三个月薪水作川资，有困难的可预支五个月。

方鼎英向李济深应允，此三件事能答应的话，在“清党”期间绝对有把握不致出乱子。他还说：“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我不得而知。但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他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另请高明。”方的这些意见得到李济深的点头同意。

方鼎英回军校后，遂将诸事布置，使军校的“清党”，到4月18日才开始，比广州市内的“清党”晚了三天。4月14日深夜，他送给熊雄两千五百元港币，并用蒋介石乘坐的小汽艇送他离开黄埔军校。在此三天之内，大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进步青年，得以闻风出走，安全离校，保护和挽救了大批革命力量，军校特别党部全体执委及共产党员百余人脱险；入伍生第一团98人脱险；第二团148人脱险；至于校本部则出走者更多。方鼎英的这些措施，有力地保护了师生中的共产党人，受到了前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称赞。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但对“清党”大局，方鼎英却无能为力，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就是此时离校出走，但以后在南京又遭蒋介石暗杀；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则经方氏派校艇送走后，竟又被李济深等人违约布置监视黄埔的军舰于江中抓捕，并遭杀害。据后来报道，军校在“清党”中仍被逮捕400余人。

方鼎英保护共产党员黄埔生的举措，遭受到校内国民党极右势力邓文仪、胡靖安等的极力反对与攻击，指责方鼎英放走CP首领熊雄等多人……，竟将身为代校长的方鼎英都排除在“清党检举审查委员会”之外，将方鼎英完全架空。方鼎英自感无法继续校务，乃决心辞职。他去南京向蒋面辞，被蒋氏暂予慰留，商拟以办完第五期后再议，方鼎英顾全大局又返校继续主掌艰难的校务，但与蒋的矛盾逐渐加大。1927年9月，方鼎英离开黄埔军校。

反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员黄埔生是方鼎英与蒋介石的第一次政见不和。 

本文作者在黄埔军校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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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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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小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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