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连冰棍都是苦的！
导读：这篇文章并不长，但我从头到尾读了至少三遍。对于一个生于七零年代初的人来说，虽然躲过了最艰苦的时期，但对那个时代的物质匮乏仍然记忆犹新。我小时候，每到夏天就会有人沿街叫卖冰棍。有的是推一辆四轮小车。有的直接在自行车后面驮个白色的木头箱子。箱子里面唯一的保温措施就是一层厚厚的棉被。冰棍通常有两种。普通的是小豆冰棍或巧克力口味的冰棍。高档的是奶油冰棍。裹冰棍的是一层蜡纸。后来又出来了红果冰棍。无论哪种冰棍，都可能买到苦的。
因为那个年代，糖精+香精+自来水就是王道。即便这样，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品尝到那一丝丝甜味和凉意。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有人对那个年代念念不忘。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路上没啥可捡的，家里也实在没啥可偷的。没有贫富差距的背后，是社会利益分配随着阶层的固化而固化。我对这样一个“生活比蜜甜”的时代，是无论如何都产生不出来丝毫留恋的。
中央电视台四台看见老舞蹈家陈爱莲在接受采访，她说六十年代的时候，"别人都浮肿了。我吃部级特供，每月有五斤糖，五斤肉，五斤蛋，五斤豆，感谢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吧。"
不是羡慕嫉妒恨，在那个穷逼洛维奇的年头，平民老百姓天生就是受苦的命，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开恩给你特供，凭咱这不到四百大毛的一个月工资，你丫也买不起。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老子高官吃特供，老子无官只能是半斤油半斤肉二两粉条半块碱一包糖精......
在物质匮乏的M时代，白糖和红糖定量供应月供每户一斤，红糖每斤六毛五，白砂糖每斤八毛，白糖每斤八毛八。像牛屎粑一模样的古巴糖每斤四毛九。那时老百姓想多吃点甜食，糖根本不够用，只好花一角钱到官方的副食品店里买一小包（大约20克）糖精，添加在水里面粉里补充甜味。加我微信 wang198309246
对于糖精，当初似乎很神奇。只要在碗里放上一两颗细盐粒儿大小的糖精，满满的一碗开水就甜了。只是那甜味不像白糖水甜得纯正，甜得诱人。糖精水喝一次就够了，不再想第二次，因为那甜味不正也不自然。没有办法，谁叫吃不到糖，只好逼良为娼。无官一身轻，穷人就得吃糖精。
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糖精对人体有害，六十年代中期有了些耳闻恶心呕吐肚子疼，甚至死亡。1966年中国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后来不知怎的糖精也渐渐退出了市场。
虽然老百姓吃糖难，但中央对干部有食物补贴，按级别供应数量不等的肉、蛋、糖、豆等。由此也就有了陈爱莲所享受的特供五斤糖，五斤肉，五斤豆，五斤蛋。
那是一个等级十分森严的年代，官员吃糖，老百姓吃糖精，糖精就是主旋律，糖精就是正能量。要说M时代老百姓的生活比蜜甜，沒错，操，连冰棍常常都是苦的。
M时代沿街叫卖的冰棍，大都是用糖精制作的，甜度高，对人体有害无益。胃肠功能较弱的人，会出现头晕恶心。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认为，小时候吃的那种冰棍并非更安全，"那时候人们都无知无畏，添加剂品种虽然比较少，但用量更没谱。别的不说，冰棍放糖精放色素放香精都是正常操作。那时经常发现苦冰棍，其实就是糖精混合不均匀所致。"
冰棍厂用氨气做制冷剂，冻冰棍的时候常常漏氨，有毒，辣眼睛。改革开放前，离老秦家最近的冰棍站就在隆福寺工人俱乐部对面。一到卖冰棍季节，每天都是氨气味熏天。更荒谬的是小伙伴们无知无畏，居然还冒险比赛，比谁的眼睛不怕辣，辣不怕，不流眼泪。
这一切一切，要在国外，早就曝光了。那时的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从来没有科普食品很不安全的时代。不过老百姓却很淳朴，什么都不知道也从不去较真儿，更没有什么消协。那时"消费者"一词是西方和平演变的专用语言，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统统叫顾客。而顾客最常用也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因为光明本来没有罪，但当她照到黑暗的时候，她便有罪了。
一个人一旦接触到了真相，就再也无法回头去相信谎言；给子孙留下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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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取暖，共克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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