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庄则栋，“做官两年，倒霉几十年”！
“第一个信号”背后
庄飙原先叫“庄彪”，父亲给取的名字。他3岁时林彪出事，中国很多带“彪”的名字都纷纷改名，他也不例外。
他出生时，父亲庄则栋已经是万众瞩目的冠军。1960年代，新中国没有多少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体育成绩，也没有几个国际体育组织承认这个国家——除了乒乓球和国际乒联。庄则栋的“三连冠”，被抬到与民族自信心同等的高度。
在当时的一次全国比赛中，来自广西的年轻运动员梁戈亮被庄则栋打了个3∶0，第一反应是“很幸福，很荣幸，能跟世界冠军交手”。另一名广西少年，日后成为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的王石也视庄则栋为偶像。庄去世后，他发微博，用上了“民族骄傲”这样的词。
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不仅是因为冠军，更源于庄则栋一生最知名的关键词“乒乓外交”。在1971年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庄则栋敢于同美国运动员接触和交往，由此使中美二十多年的交恶得以打破，开启了两个大国接触乃至最后建交的政治行程。
1971年4月4日上午，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运动员、19岁的大学生科恩上错班车，登上了中国队从居住地开往训练场馆的大巴，发现后只得尴尬地站在车门口。坐在第一排右侧的庄则栋主动和科恩握手，并通过翻译表示欢迎，最后还送给他一幅杭州织锦，绣的是黄山风光。
那幅织锦，其实每个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包里都有，是专门准备送给外国运动员的。
坐在庄则栋身边的教练庄家富没有动，心里有些紧张，但并不太害怕，他回忆说：“当时报纸上登的，中国和美国大使在波兰会谈多少次，我都看见了。就知道出不了大事。主席都说过，我们要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相区别……”
坐在庄则栋后面的，是被他打了3∶0的梁戈亮。下了车，科恩拉着他非要“练习”一下。梁戈亮问了问领队，行吗？领队点了点头，两人在一张台子前对练起来。“说实话，他其实就是个三四流的水平。”
梁戈亮这一评价并不苛刻。在第31届世乒赛上，科恩没有取得任何奖牌，之后也再未代表美国队参加国际比赛。但这已不重要。第二天，他买了一件运动衫回赠庄则栋，两人握手的大照片出现在全世界各种媒体上。随后，载入史册的一个个细节顺理成章：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问中国，M深夜11点批准同意；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美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
“确切地说应该是这样：中国和美国都想相互接近，只是一时还没找到机会。他（庄则栋）勇敢地发出了第一个信号。”与庄则栋相交数十年的中国传记文学协会会长、原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万伯翱说。
回过头来看，发出“第一个信号”背负着极大的风险。那个年代，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碰到美国大使都装着没看见，家里有个美国亲属很可能被定为特务。
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体育系统、外交系统都不敢做主，一直请示到周恩来。周恩来也不敢批准，送到M手中。M深夜惊醒，叫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邀请！
庄飙稍大一点的时候才知道，当时有关部门已经把父亲的行为初步定性为“外交事件”。驻日使馆已经决定连夜打发他回国、追究责任，只是考虑到影响太大而未敢付诸实施。“如果不是功臣，回来就是囚犯了。他肯定进监狱。”庄飙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握手”，父亲大概只会被写进体育史里。
“冠军，给我抓住它！”
庄则栋随后被周恩来钦点为中国乒乓球访美代表团团长，圆满完成访美任务。回国没多久，被提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那时候庄飙才3岁。待他稍有记忆时，却常见父亲和母亲、舅舅、舅妈吵得面红耳赤。
他的母亲、现年73岁的钢琴家鲍蕙荞在告别仪式开始前就赶到了现场。庄飙搀扶着她，在数百名宾客注视下走进大厅。稍后，她在一位亲属搀扶下提前离开。他们离婚已经28年了。
“我母亲家这边对政治有着比较明晰的判断：整人的人，你跟着他走？”庄飙回忆。青云直上的父亲成为江青的宠臣，卷入政治斗争；母亲坚决反对但无济于事。关于父亲的八卦开始在全国流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打电话。”
关于庄则栋和江青的关系，原人民日报社记者、郭小川的女儿郭小林，在《郭小川与王猛、庄则栋》一文的“后话”中提到过：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有人当面问过庄则栋与江青的传闻。庄一口否认，只说有一次在江青办公室抓麻雀，被她打了一下屁股，说：“冠军，给我抓住它！”
1974年12月，34岁就坐上国家体委主任高位的庄则栋，迅速提出了“不要专业，要为工农兵服务”等口号，他和他的手下借机整了不少人，这笔账自然都要算到他头上。尽管他始终对周恩来感恩有加，但无法改变人们将他看成“四人帮”的一党。梁戈亮在电视上看见：在周恩来的葬礼上，庄则栋和江青并肩站在一起，“他在那儿笑呢”。
“你说我爸整人，你说整了吗？那种年代下肯定整过，但肯定不是大规模的，不是血淋淋的。”庄飙回忆。
鲍蕙荞在医院生第二个孩子时，庄则栋“像个大领导”，踱着步，带着一个随从进病房看了一眼就出去了，“说是要去接见外宾”。庄飙现在还记得，唐山大地震后，母亲拉扯着两个孩子，和三个七旬上下的老人，在王府井大街的红绿灯下搭了一个地震棚，住了两个多月。在庄飙的记忆里，父亲没有去看过一眼。
庄飙自小随母学习钢琴，后加入ADO乐队，成为崔健的键盘手。他对乒乓球没有什么兴趣。
“文革”结束，庄则栋应声落马，被关押审查了四年。四年间，鲍蕙荞帮他写了无数的申诉。结果终于下来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尘埃落定后，两人离婚了。大部分报道说是鲍蕙荞提出离婚，而庄飙说，离婚是庄则栋提出的。
当初鲍蕙荞决定嫁给他，正是在“文革”初期，庄则栋每天挨斗、挨揍的时候，结婚后，四拨造反派轮番上门抄家。
对庄飙来说，父亲的“余荫”持续到“文革”结束好多年后。1987年，庄飙接到中央音乐学院电话通知：你没考上，把自己的档案取回去吧。他拿着档案突然很想知道：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拆开一看，街道办写了一张条子：“该生的父亲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望你校在录取时予以认真考虑。”
“必须得赢”
庄飙和父亲在体育运动上的惟一交集是围棋。
1998年，庄则栋的第二任妻子佐佐木敦子的弟弟从日本来看姐姐、姐夫。说好晚上七点到，出去吃饭。庄飙五点就到了父亲家，父亲就提议下盘棋。“你小时候总看你下棋，也不知道你到底下成什么样，父亲说。好啊，来吧。我爸的棋风属于还没摆开就扭杀在一块了。”
第一盘庄飙下得认真，很快就赢了。他发现父亲脸色不对。第二盘他又赢了。
第三盘没走几步，敦子的弟弟已经到了。这是庄飙和他第一次见面，该去吃饭了，可父亲不依不饶：不行，棋还没下完呢！庄飙赶紧输了他一盘。父亲教训他：你要好好下，胡下可不行！
“我说，咱们吃饭去吧。不行，我还输着呢，再来。我就赶紧再输他一盘，还不走——没分出胜负来，走什么，必须得给我赢。”
第五盘下完，父亲赢了，大家总算出去吃饭。庄飙一看表，九点多了。
“必须得赢了你，极端好胜，我就这么跟他下过一盘棋，我就再也不跟他下了。”庄飙说，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终于对他说：你比我下得好。
“我爸那人，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心理素质极好。就适合当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庄飙有时也和父亲侃乒乓球。父亲的球路从来不求好看，只要结果。“理想就是啪啪两下，（对手）就捡球去了。败在他手下，非常憋屈。”
“只要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体育事业的风格。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决赛时，中国选手包揽了男单前四名。主管体育的副总理贺龙决定，让庄则栋赢。因为他来自北京，“可以代表首都，另外也年轻”。来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荣奉命让球。
之后中国利用规则，又让李富荣连续两届让球，让庄则栋成为了三连冠，把代表世界乒坛最高荣誉的圣伯莱德杯复制一座，保留在中国。晚年，庄则栋不爱多提这段经历，哪怕是跟自己的儿子。
2004年，中国乒协主办的“三英杯”乒乓球比赛在广东中山举行。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参加，连续打败徐寅生和另一位前国手许绍发。第三个轮到庄则栋上场。
“那人（陈绍基）平时经常找世界冠军对练，球打得很邪。我跟他（庄则栋）说，你得给体育系统争口气呀。要不然他回去该吹嘘了：我打败了三个世界冠军！”作为“三老”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万伯翱回忆说，庄则栋当时“嗯”了一声。那一场，他最终将陈绍基击败。
庄则栋晚年一如既往地不服输。他积极地投身从商，与别人合作成立了数家乒乓球俱乐部，还担任“庄则栋国际文化合作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带着经纪人在全国各地演讲。他的题字、合影都成了明码标价的商业元素。他最爱给人题的字之一是：“爱乒才会赢”。
“他这人可以说是透明的。”山西庄则栋乒乓球俱乐部的总经理赵方方感叹：庄则栋和他合作十年，从来没有签过商业合同，也没有问过利润多少，“我们是君子协定，靠彼此信任”。
另一面是：庄则栋也没有按照两人的口头约定，每两个月来山西一次指导和观摩会员打球。“严格地说，他也不适合做生意。”
这种评价同样来自为庄则栋提供法律服务的北京律师张起淮。晚年庄则栋偶尔被药厂、保健品厂雇去做广告，合同倒是基本都签。张起淮审查了这些合同，发现总有三个特点：钱少，时间长，解除不了的陷阱式条款。他费了好大力气才一一帮庄则栋作废。
庄则栋与经纪人姜佰君的合作于2008年破裂，那几家“庄则栋乒乓球俱乐部”，也大多倒闭了。
相逢泯恩仇
2013年2月28日上午9时30分，告别仪式开始。庄飙站在父亲遗体身侧，与一个个来宾握手。他站在第二位，站首位的，是一位戴眼镜的矮胖老太太，他的继母佐佐木敦子。这个出生在中国的日本女性是庄则栋的乒乓球粉丝。1987年，她在庄则栋最失意的时候与他结婚。为此自愿放弃了日本国籍，并从任职的日本公司辞职，做了一名家庭主妇。
“敦子阿姨把我父亲照顾得非常好。”庄飙说，在父亲晚年患癌症的四年多时间里，作为病人家属的敦子被一所所医院称为“铁人”。
他们结婚时，庄则栋的两年部级高官经历让婚姻登记处不敢接手这桩跨国婚姻。最后惊动了最高层。庄则栋的第二本自传名字就叫《邓小平批准我结婚》。由于背着“双开”的处分，他的第一本回忆录《闯与创》，出版社不敢碰。他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万里写信求助，万里批示：今后庄则栋的书，一律允许出版。
短短两年的从政经历，给庄则栋带来的麻烦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在“文革”中，他与当初一同为国争光的队友徐寅生、李富荣交恶。“文革”后，徐、李二人分别担任过国家体委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由于他（庄则栋）在‘文革’中犯了错误，中国乒协、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活动都不便邀请他。”在中国乒乓球队当了三十年教练的梁友能透露。
1996年，某省主办一场乒乓球比赛，请庄则栋来颁发冠军奖杯。临到决赛，突然想起庄跟体育系统的“文革”宿怨，后怕了：马上要打全运会，万一影响到省体委和国家体委的关系怎么办？只好去跟他说谎：“今天下午停电，没法打决赛了。”他们临时买了一张回京的软卧车票，想当天晚上把他送回北京。不料，下午要找庄则栋签名的人太多，被庄则栋看出来了。
这种局面，到2002年方得以改变。不甘寂寞的庄则栋与商家合作，成立一家以他命名的乒乓球俱乐部。庄飙问他：爸，你不觉得开张仪式上应该请当年的战友来吗，徐伯伯、李叔叔他们？庄则栋沉默了许久。加我微信 wang198309246
几个月后，庄则栋在中国新闻社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写了一封信：
“中国乒协徐寅生、李富荣等领导：借北京庄则栋乒乓球国际俱乐部成立之际，我诚恳地邀请并期待你们的光临……过去我们是战友，在‘文革’中由于我犯了错误，造成了隔阂，伤害了我们的感情。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回想起来深感遗憾。我希望把我们的隔阂结束在上一世纪，这样对历史也是积极的交待。”
当年12月20日，徐寅生、李富荣都应邀出席庄则栋乒乓球俱乐部的成立典礼，三人握手。媒体报道为“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一次，是我这么多年惟一一次参与的。去看了看就走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庄飙笑笑说，“除此之外，他所有的公开活动我都不参加。”
梁戈亮没有出席庄则栋的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接到通知……”他说得很含糊。另外两位庄则栋在体育界的多年老友也都没有出席。
一个人一旦接触到了真相，就再也无法回头去相信谎言；给子孙留下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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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取暖，共克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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