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赞美那些在苦难中匍匐的人们
一切美化苦难的华美言辞都是浮夸的，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都是做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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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苦难似乎是一种无法遏制的潮流，电视、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在刊播一曲曲苦难的颂歌：
一女子几十年如一日照料在工地摔成残废的丈夫，以及一家老小，她不离不弃、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动了中国；
一个7岁小男孩独自撑起残破的家，人们感动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一个贫穷的单身盲人收养了一个女弃婴，一把屎一把尿将其拉扯大，父女两相依为命，令全城为之动容；
一老妪陪75岁的丈夫捡了15年垃圾，走了近4万公里路，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圈，媒体赞颂道：“爱他，就陪他捡垃圾。”
……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苦难就是财富。从学生时代写作文开始，便大肆赞美起苦难来，比如，讴歌母亲含辛茹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应该对这种苦难负责？做子女的在改善母亲的境遇方面做了什么？这些都不是表述的重点。
我们已经习惯于赞美那些在苦难中匍匐的人们，赞美他们吃苦耐劳，赞美他们任劳任怨，毫不吝啬地用最华美的词汇渲染他们的崇高，用苦难催生感动的典型宣传将他们捧上道德神坛。
这样的赞美，直接导致的后果，一是鼓励苦难中的人们心甘情愿承受苦难，认为自己所受的困难理所应当，甚至视苦难为光荣；二是误导人们只关注笼罩在苦难之上灿烂的荣誉光环，而忽略了一切导致苦难的起因和内在的逻辑。
这样的赞美，实际上是一种冷血，是一种恶毒。它毁坏人的尊严，伤害人的心灵，扭曲人的灵魂，扼杀人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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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一定的意义上，苦难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了人的生命厚度，激发了人的创造力，使一个人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碌。但这样的幸运只属于极少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尊严、心灵、创造力完全被苦难和凄惨的生活窒息。
隐居的陶渊明虽然在小茅屋里，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妙诗篇。但这根本不是苦难所激发出来的豁达心境，而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悠然自得。要是给他来个强征强拆，他还有对着鸟木花草吟诗作赋的雅兴吗？
说到底，陶渊明还是有选择的自由的。而那些一无所有、靠出卖苦力赚取微薄收入的底层劳动者，他们几乎没有选择，唯有匍匐在苦难中艰难前行。我们赞美农民吃苦耐劳、清洁工人勤俭节约、下岗工人衣着朴素，就像赞美太监守贞操、赞美奴才很听主子的话一样没有意义。
这种冷血文化孕育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苦难华丽转身，便成了一种美。
这是一种病态的美。所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司马迁写出了《史记》，是因为汉武帝对他施以的残忍宫刑激发了他的创造力；屈原写出了《离骚》，是因为楚怀王对他处以放逐的结果；南唐后主李煜创作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词章，是因为亡国之痛。这样一想，不正是苦难成就了他们的事业吗？但我们却忽视了司马迁并非受刑后才开始撰写《史记》、屈原和李煜都具有极高个人艺术天赋的事实。于是，那些苦难制造者的责任竟奇妙地撇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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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赞美苦难，是对苦难承受者自身价值的凸显和安慰，是对苦难制造者的无声抗议。美国叱咤风云的脱口秀黑人主持奥普拉是个私生女， 9岁被辱， 14岁生子，吸毒，被人虐待，60岁却成为首位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黑人女性，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妇女之一。
有人说，如果奥普拉没经历那些苦难，就没有现在的精彩人生，她该感谢那些苦难才是。可奥普拉不感谢苦难，她要感谢自己。2013年，离开《奥普拉脱口秀》两年后，奥普拉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作演讲，讲述了自己经历的苦难、失败、奋斗以及幸福。事实证明，如果奥普拉没有非凡的毅力，超凡天赋和过人的心智，她早就毁灭于无尽的苦难中。
一切美化苦难的华美言辞都是浮夸的，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都是做作的。面对世间的苦难，我们应常怀愧疚之心和悲悯之心，拨开覆盖在苦难之上的美化悲情，看到苦难背后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对人为制造的苦难，更要彻底反思其产生的根源，引以为戒，避免出现更多的苦难吞噬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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