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走了，没有背影
曾以为走不出去的日子，现在都回不去了。——村上春树
有句话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实际上，年和岁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随着乡土时代的终结，“年”这个古老的节日已经越来越没有着落。
“年（秊）”字很古老，原来的字形是上“禾”下“人”，即人收获了庄稼。
作为一种历史传承，过年和春节是农耕社会的节日。与现代工商业不同，农业完全是自然的一部分，靠天吃饭，人面对大自然，是无助的，也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知的，天意难测，天命难违，因此，对天地的敬畏催生了信仰和宗教。“天恩深似海，地德重如山”。
古人相信万物有灵，土地神、龙王、财神、天神、灶王、仓神等，都是这样形成的。在现代刚刚开始的相当一段时间，这些都被称之为“封建迷信”“牛鬼蛇神”。实际上，那时候过年也属于严厉禁止之列。
我们现代人不能小看种地，农耕需要大量的自然知识和生产知识，而这些知识完全是经验积累出来的，根本无法像标准化 工业技术一样通过图书教学来传递。再加上田地和财产继承，农耕社会非常依赖口口相因、父子相传。在这个背景下，尊老的孝道和祖宗祭祀就顺理成章。
农业社会也有分工，最简单的分工便是男耕女织。
老人力气衰微，可以在家里教育抚养孩子。有些人早逝病亡，就会有鳏寡孤独，救死扶伤。为了维护社区利益和治安，需要有一个共同体，这样一来，以宗族的基础的村庄便成为社会基本单位。
宗族其实是一个放大的家族，而家族是一个放大的家庭。这种差序格局构成一个同心圆的涟漪状社会网络。
工业社会打破了自然和土地的瓶颈，人类一夜暴富。相比之下，农耕时代向来是贫穷和短缺的，忍饥挨饿了一年的农民在这个年末岁首时节难得犒劳自己一次。
传统的农耕时代是漫长的，人们世世代代长期生活在一个村庄里，即使娶妻嫁女，也一般是邻近的村子。一个人一生出行的距离，也不太会超过他一天之内步行所及的极限，一般只是在附近的镇上赶个集。
过年从腊八就已经开始铺垫，到腊月二十三祭灶正式拉开帷幕，二十四扫舍，二十五杀猪，二十六赶集办年货。所谓年货，其实主要是纸、香、烛、糖、香料、茶、点心等一些祭奠供品，蔬菜食物一类属于自产。
农耕时代还算不上是一个商品时代，因此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消费。除过盐茶纸香蜡等一些专营商品和工匠制品，其他东西几乎都是自给自足，农民自己可以制作。
农业社会也并不是说都是农民，除过只会种地的，也有看病的大夫，杀猪的屠夫，木匠铁匠篾匠瓦匠等，但农业社会的商品大多都属于奢侈品，很多东西也都是农业生产的副产品，比如一个农民养了猪，自己吃不了那么多，他就会拿出来一部分卖掉，或者在农闲时节编几只背篓，扎几把笤帚。
手工时代的物品都凝结着人的汗水和心智，也带着自然的生命气息，从制作到使用都充满仪式感，让人珍视和爱惜，从手写的春联，手剪的窗花到一块花馍。这些物品和商品都来之不易，制作过程复杂难以控制，成本相对也较高，所以人们都将这些物品都看作奢侈品。与这些物品相关的文化都被赋予神秘的仪式感。
这构成了传统春节特殊的文化氛围。
春节是家庭、家族、宗族和宗亲相聚联欢，互相帮助互相关怀，慎终追远，营造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仪式。在这一神圣洗礼中，构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以此免除物质贫困造成的精神焦虑。
在安土重迁的传统农耕社会，不存在团聚和团圆的概念，因为人们很少远游，一个人从小到大直到老死，都活在一个稳定封闭的熟人环境中，因而人们也孤陋寡闻，纯朴厚道。即使姻亲，也一般相距不远，回娘家只是串门的工夫。
在普遍性的农耕条件下，门当户对，在一个大宗亲和姻亲关系内，人们很少存在太大的贫富差异和文化差异，互相认同感极强，同情与同理，让人们感情融洽，互相敬爱。
就我个人的记忆，以前过年走亲戚，真的是走着去的，天刚亮就起来，穿起新衣，背着年前蒸的花馍和晒的挂面。一路走着，看着风景，听着喜鹊叫，和娘说着话，舅老远就在崖畔上翘望迎接。
大人们在一起，说着一年的庄稼收成，讨论着来年的种子。约好收种时节互相帮忙。话题也涉及祭祀和婚丧之事。我们表兄弟们也从小玩到大，见面就亲热得不得了。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走在回娘家的路上是快乐的，一步一步，近乡情更怯，真如同一场朝圣。从初一到初五，所有集市都停了。过年时流行各种禁忌，比如不能用剪刀，不能用针线，劳作了一年的女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下。
从初二到初七的“上礼”，到初八至正月十五的“回节”，这场礼尚往来的春节互访要持续半个月时间。
正月十二到十五，传统的社火就上了街。村口搭起了秋千架。
对春节来说，现代的来临无疑是一场文化灾难。其实对无数乡村和老一代农民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此。
一旦物质丰裕并进入消费社会，科学和技术就横扫一切对自然和神秘的敬畏，每个人都变成十足的功利主义者。对现代人来说，春节只是一场假期，可以旅游、睡觉、看电影、狂吃或健身，而这些都与传统的过年无关。
机器时代，一切都是与人无关的机器制品，用一句流行话说，它们都“没有灵魂”。鞭炮和春联无一都由机器制造，即使这样，鞭炮被禁了，春联也在一些地方遭到禁止。
失去仪式感，也失去了内容，春节也就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乡土沦陷之后，春节又能往何处安放。正如王小波在《万寿寺》的结尾所说：“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现代社会是自由的流动的，陌生人组成的城市取代了熟人社会的乡村，祭祀和祖宗就成为孤魂野鬼。幼儿园和学校让孩子不再从祖母哪里学习母语，技术更新和流行文化对老年人也极不友好，传统孝道自然没有了存在的现实价值。
工作的出现和职业的巨变，拉大了现代人的文化差距和财富落差，相同血缘和宗亲关系下的认同越来越难，不断地撕裂仅存的亲情，而现代功利主义又刺激了人性的阴暗面，比如攀比、嫉妒、歧视、势利、冷酷。富在深山由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有的亲戚不是疏远为路人，就是视若仇寇。曾经一起长大的表兄弟，变成了鲁迅与闰土。
命运共同体的瓦解崩溃是一场灾难，也是生命不能承受的苦痛，而我们这一代人不得不低头饮下。
现在回看先人的春节，会发现这是一场情感丰厚的心理慰藉，这一切与钱无关。而现在人的春节，恰好失去了这一切，一切都只是消费。
春晚取代了祭祖，电视取代了长辈，从春联到灯笼，都来自机器的大量生产，食物无一不是来自工业化农场和食品厂，过年的人不需要动手做任何一件东西，就可以直接享用。当年夜饭也挪到了灯红酒绿的酒店，过年就只剩下了口腹之欲。
现代人不仅已经远离泥土，而且仇视泥土，因为无人打理的泥土会滋生杂草，会随风荡起灰尘。从乡下到城市，几乎所有的泥土都被混凝土严严实实地封存起来。
“土中生白玉，地中产黄金”，在以前的村子，每户人家门口便是土地神的灵位。正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的：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
故土难离，叶落归根。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故乡作为一种情结已经慢慢淡漠，那些有故乡的一代人正慢慢老去，而他们的故乡也被一天天废弃和被擦写。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或许，春节和回家只是一种曾经的习惯。
对亿万农民工和留守儿童来说，春节是一场喜极而泣的团聚与离别。春运是一场席卷全社会的大型洄游，人们一年一度从城市回到故乡。当城市不再拥堵时，村子里停满了车。
汽车不仅是现代人的衣服，更是必不可少的面具。麦克卢汉将汽车称为“机器新娘”，对中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机器新年”。有不少人仅仅是为了回家过年才买的汽车，而在许多地方，迎娶一个新娘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一辆体面的汽车。
现在不管多近，人们都以车代步。走亲戚也都是开车去的，抬脚就到，放下从超市买来的礼物就走。当客人关上车门，绝尘而去，不得不感叹，这是一个没有背影的年。
本文来自凯迪原创作者：d3773 （杜君立），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本平台意见。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涉侵权请联系后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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