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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交虽零落,犹可把酒欢:民国四大师的君子交

老鱼制造 凯迪网络 2019-04-02

 (李叔同)


1


李叔同是1912年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

这位“二十文章惊海内”,同时开拓了中国近代戏剧、音乐、美术三大领域的前卫大师异常惊艳,立刻就吸引到了比他小六岁的夏丏尊。

第一师范的老人夏丏尊心折之下,一再惊呼:

“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

他是一尊“佛像”,光彩灿然。

而李叔同对他这位后来有著名文学家、语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教育家之称的同事、小弟,同样倾心不已。

高而瘦的李叔同才气纵横,行事果断,温而厉,自有一种特殊而高华的混合气质。

稍胖的夏丏尊多愁善感,操心命,忧国忧民忧家忧友忧学生,天生的半屈原半黛玉类型。

可那时的他们在一师校园,杭州西湖,却仿佛一对情侣。多年以后,他们即便一个在天之涯,一个在地之角,一个已出家为僧,一个仍挣扎于俗世,也还是“此情绵绵”。

这样的“倾城之恋”,奇特组合,很令人费解,但或许,仅用他们的两首诗,就可解惑。

(夏丏尊)

2


李叔同当时大多住学校宿舍,而夏丏尊则在杭州弯井巷租了几间旧屋。那屋子虽破,窗前却有一株梅树,因此夏丏尊便给它起了一个极雅的名字:“小梅花屋”。

夏先生的诗一向很少有人提起,但非常不错,他当年为这小屋所作的那首《金缕曲》,句子很美,情趣毕现。

“已倦吹箫矣。走江湖,饥来驱我,嗒伤吴市。租屋三间如铤小,安顿妻孥而已。笑落魄萍踪如寄。竹屋竹窗清欲绝,有梅花慰我荒凉意,自领略枯寒呋。

此生但得三弓地。筑蜗居、梅花不种,也堪贫死。湖上青山青到眼,摇荡烟光眉际。只不是家乡山水。百事输人华发改,快商量别做收场计。何郁郁,久居此。”

这样的一个夏先生,是一生也难“别做收场计”的,熟料李叔同却反而支持,曾为他作了一首这样的《玉连环》:

“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

两个人当年经常会到西湖湖心亭品茗清谈,有时候只因为学校有所谓名流来演讲,也要逃到这里。这类事,他们是从不参加的。

多愁善感,无事不忧的夏丏尊,同时也淡泊名利,心存自然,是心灵诗人,屈原与陶渊明的合体,这一点,李叔同不但懂得,也与之相得。

君子之交在于知,在于懂,在于同,此所以当年伯牙荒野弹琴,子期一听叹为“巍巍乎志在高山”,再听叹为“洋洋乎志在流水”。李叔同、夏丏尊之交,无疑也正在一个“善哉,子之心与吾同”。

这同,是心同、意同、情趣同、志趣同、人格同,甚至也是才气同。他们因同而知,因同而懂,也因为知与懂,互相熏染,越发趋同。

这是世间少有的君子情恋,高洁深远,既是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也是嵇康的“广陵散”。

(丰子恺)

3


横跨文学、绘画两界的大师丰子恺,在13岁时,就接触到李叔同的歌了。

那一年学校组织学生宣传国货,他和同学们曾排队上街,一路高歌: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惟我大国民!……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但他那时并不知道这首风靡大江南北的《祖国歌》是谁作的,也完全想不到此人后来会成为他的授业恩师、心灵导师。

四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崇德高等小学毕业的丰子恺,应该很庆幸自己从全部录取的三所学校中,选择了省立第一师范。他也该感谢母亲,感谢命运。

把他推向两位民国大师,让他的生命,从此有了中国第一流的艺术,第一流的格调,并有了黄钟大吕、高山流水之音的,正是母亲的意愿,第一师范的吸引,和命运之手。

丰子恺初到一师,本是奔着国学、古文来的,他首先遇到的是国文老师夏丏尊。

夏先生看到学生玩狗,会说,为啥要同狗为难。看到学生花钱,会说,铜钿少用些。等学生们放假,他又会跟在后面喊,早些回来啊,勿可吃酒……

舍监很麻烦,没人愿意做,但夏先生却自告奋勇,毛遂自荐。

他的关心无处不在,学生们无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他也勇于承担,学生们任何合理要求,他都会说成是自己的意见,不厌其烦地,去跟校方交涉、争取。

他是丰子恺们的“妈妈老师”。

丰子恺最初并不重视艺术课,同学们也不重视,他们第一次上李叔同的课,唱着、喊着、笑着、闹着,全没当回事儿。但是等进了教室,却瞬间安静,就连最调皮的学生,也从此不敢捣蛋。

李先生早端坐在课堂上了。前额宽广,凤眼细长,鼻梁隆正,一身黑布马褂的李叔同自带威严,只一眼,就能让一切声音消失。

李叔同对艺术是严肃认真的,教学也严肃认真,他很快就用他深厚广博的学养,为学生们打开了一个艺术的、情趣的世界。

艺术课因他有了不同的滋味,艺术也因他成了一门学问,他是学生们的“爸爸老师”。

李叔同在第一师范有二大代表作,一个是丰子恺的学长,著名音乐教育家刘质平,一个就是丰子恺。

他的授徒如他本人一样传奇。


4


1912年,刘质平作出人生第一首曲子后,李叔同看过,注视许久,默然许久。刘质平正惴惴不安间,李叔同忽然起身。

“今晚八时三十五分,赴音乐教室,有话讲。”

那夜狂风大作,大雪纷飞,刘质平按时赴约,却见教室内无声无光。他以为老师没到,只好在风雪中等候。

约十分钟后,教室灯光忽然大亮,李叔同手持一表走出——这表,他平时上课时放在琴上。好,你很准时,回去吧。

准时,意味着守信,能在狂风大雪中站立那么久,说明虔诚能吃苦,而刘质平前面的作品,则说明他有天赋,足堪造就,刘质平就这样列入李叔同门墙。

没有夏先生我不会学文,没有李先生我不会学画,而丰子恺从李叔同这里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情形。

李叔同教琴,你得“还琴”,也就是你要把你学到的,弹给他听,“还”回来。

丰子恺“还琴”时,李叔同远远而立,你一旦指法不对,用错一根手指,按错一个琴键,他立刻就能知道,立刻就会让你重来。

你若一再通不过,他就会让你下次再还,直到成功为止。

李叔同是极其严厉的,但他也绝不吝啬赞美。

丰子恺因为李叔同爱上了美术,他的画很快在同学中出类拔萃,有一天晚上,李叔同忽然把他叫住。

很好,你的画进步很快,我的学生中,还没见谁有这样快速的进步!

这话仿佛神谕,后来的丰子恺说,我就是因此“大变方向”的,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我相信算命,那它就该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口。

李叔同一旦肯定,那就是真肯定,这就是要收徒了,聪明的丰子恺心领神会,从此就开始跟着李叔同大吃小灶,接受更严格、系统、深入的培养。

他们的师生情最初就是在这种吸引和敬畏中建立起来的,然后他们又因为心同,逐渐打破了师生界限,结成君子交。


(丰子恺画作)

5


杭州西湖湖心亭的品茗清谈很迷人,有一次,夏丏尊说,我们这种人,是应该出家做和尚的。

谁也没有想到,当初说这话的人一生尘缘难了,当初听这话的人,后来却真的做了和尚。

李叔同的决断力、行动力向来至大至强,有时候近乎荒谬,他和夏丏尊在这一点上截然不同。

那年学生宿舍丢了财物,夏丏尊无计可施,李叔同立刻出招:你去发布告,让学生自首,就说三日内无人自首,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

那要是感动不了,没人来呢?夏丏尊问。李叔同说,真没有,那就只有真自杀了,不然就无效力。

颇有点杀伐决断之气的李叔同后来出家,看似与那个断食事件有关,其实远不如说是早有倾向,深埋佛根。这种心的隐秘,谁也难以破解。

时间大概在1916年夏,夏丏尊有一天从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断食的文章,很感兴趣,立刻跟李叔同说了。

断食能够去恶德,使身心更新,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释迦、耶稣等都曾有过这种修炼呢。说者只是心向往之,而听者立刻跃跃欲试。

李叔同在周末、假期,一般都会去上海海伦路跟日本妻子团聚,但是这年年底,他经叶品三介绍,却偷偷去了虎跑寺。他在那里一住一个月,断食竟达十七天之久,开学后好几天才回来。

终于回来的李叔同自称欣欣然,就像他在《归燕》歌中说的那样:“呢喃,呢喃,呢喃,呢喃,不如归去归故山”,到此时才知道的夏丏尊惊异而不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自己玩?

李叔同回答,你是能说不能行的,预先让人知道,难免大惊小怪,生出波折。

夏丏尊苦笑,他大约从那时起,就预感到“大事不好”了:俗世将失一位才子,佛界当增一位高僧,他与挚友,将为一道佛墙阻隔。

(马一浮)

6


号称“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那时正在杭州延定巷做闲云野鹤。风声雨声难入耳,唯有读书治学。

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儒,对佛学也钻研极深,三藏十二部统统读过,还自有一个“儒佛通摄说”,这招得儒学家、国学家、佛家都拜他为大师,都将那陋巷当做宝地。

李叔同跟马一浮是老相识,只是之前并无深交,但他打断食之后,也突然开始不断往马一浮家跑。

马一浮的学问一般人懂不了,但李叔同懂,他和诗画书文冠绝一时,还精通多种文字,并后来也成为一代高僧的苏曼殊,都曾高度评价过马一浮。

苏曼殊说:马一浮无书不读,谈论娓娓,可以使人忘饥。听马一浮说话,那是不吃饭也行的。

李叔同说:马先生生而知之。假定一个人一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还能背诵,到他这个年纪,也差了太多。

李叔同说这话时,曾食指、拇指张开,表示那书就这么厚,这实在没法不让人惊为天人。

大胡子的马一浮,国学、佛学、西学之外,还精通音律,擅长书法,家有古琴,他的人格、趣味也跟李叔同相近,这未免使李叔同更加倾心,于是那之后,他就被马一浮越引越深,越引越远。

他有时候还会带着弟子丰子恺去,只不过那时的丰子恺,对那些“楞严”、“圆觉”之类,大都一头雾水,他只觉得马先生头大而圆,如果不是身体这样矮胖的话,一定负载不起。

17年下半年之后,李叔同宿舍里的经书渐渐多起来,那大多是从马一浮那里借来的。他的房间里还终于出现了一尊佛像,终日青烟袅袅、虔诚礼拜。

这年年底,李叔同又是去虎跑寺过的年,不用说,他是注定要让他那日本妻子,感受到“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的蚀骨、刺心了。

7


李叔同的皈依,是在次年的正月十五,他写信给弟子刘质平说,我是受了马一浮大士的熏染。

但他那时还只是居士身份,因为他还有教期未了,丰子恺的教育没有完成,他得负责任。

夏丏尊那时候看到这种情形,懊悔不已,自责不已。

我不介绍那篇断食文章就好了。他三番五次要离开杭州,我不阻拦就好了。都是因为我,他对我的爱,早超出一般友谊之外。

李叔同那几次拒绝聘书,的确都因为夏丏尊,但他是否没了断食体验,杭州那种佛教环境,马一浮的影响,就一定不会“世味日淡”了呢?这可难说。

信仰的事不同于名利之事,夏丏尊无可奈何,他有一天心忧失去好友,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做居士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他哪知道李叔同早有此意,只是一直不好跟他说,这一下,李叔同算是有了借口。他以后出家成功,动不动就跟人说,幸亏我的朋友夏丏尊,此恩永不相忘。

1918年6月,李叔同完成课业,又给丰子恺找到几位好老师,终于开始行动了。

他把油画作品赠给了北京美术学校,把笔砚碑帖送给了书法家周成德,把金表、折扇、书法作品等留给夏丏尊几个,把衣物书籍留给丰子恺、刘质平几个,把玩好之物留给陈师曾……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但是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事后才知。七月二十二,李叔同在他出家的最后那晚深夜,曾点燃蜡烛,留下了他在俗的最后一副书法作品。

那是他一年前答应同事姜丹书,早该为姜丹书母亲完成的墓志铭。

德在艺先,“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李叔同如此教导弟子,也如此身体力行,他博爱光明,信守承诺,不留一丝遗憾。

李叔同写完之后,将笔一断两截,飘然而去,第二天,等姜丹书闻讯赶到时,李叔同室内只有一书一截笔一残烛,那书是“直闯魏室”的惊世之作。

李叔同倒是“私心大慰”了,可其时的夏丏尊正在上虞老家度假,他回来后才知道。夏丏尊一听就蒙了,立刻跑到虎跑寺问罪。

不是说只做居士,不出家的吗?

光头的李叔同微笑,你不是说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嘛……

夏丏尊终于无可奈何,那我吃素一年,尽力为你护法吧。他后来说,因为李叔同,他再也不敢质疑佛家,说半句“坏话”了。


8


李叔同的出家,与另一个人也多少有点关系,此人是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

彭逊之的出家,由他跟马一浮的研究《易经》而起,他经过推算,认为只有出家才能免于忧患。他后来推算下去,还曾跑到钱塘江自杀,所幸被人救起。

马一浮认为修行不一定非要出家,他对这种出家就更加反对,只可惜苦口婆心,全无效果。

彭逊之丢下的妻儿,一直是马一浮照顾,直到他儿子长大能够自立。彭逊之自杀不成之后,无人照顾,又是马一浮自觉承担,但这些事李叔同当时并不知道。

人家是一修即悟啊,那么虔诚有行动力,李叔同只有佩服得不得了。

但是当李叔同出家的时候,马一浮就不同了,他曾亲去灵隐寺看望,并送去高僧著作,以示尊重、敬重、祝贺。

李叔同是一层层上楼的,他的心与眼睛,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最为虔诚,自不可与一般俗人同日而语。

李叔同出家之后,云游四方,1925年曾到宁波七塔寺,当时夏丏尊也正在宁波,听说后立刻赶了过去。

李叔同名气之大,当初曾令弘祥法师不敢收他,但他此时在水云堂,却与四五十个僧人打通铺,住在下层。

破席子卷破铺盖,又黑又破的毛巾,吃的是萝卜白菜,有时还咸得要命,夏丏尊见了几乎落泪。但李叔同却甘之如饴,什么都觉得好极了。

雨天李叔同不让送饭,他说他有木屐,可以自己走着去,说得木屐好像非常了不起似的。这一切都把夏丏尊感动了。

人家说他是受苦,可我觉得在他是享乐,你没见过他吃萝卜白菜时的喜悦。

像他这样的人,是经历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我以前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也是一种僭妄。



9


李叔同出家后,也把丰子恺托付给了夏丏尊。这其实是不必要的事,他主要是想让丰子恺跟夏丏尊学习日文。

丰子恺1919年毕业后,曾先与师兄刘质平等人在上海办校,后来为深造,又去日本学习了一段时间。

那是1921年,他出国前,曾专门到杭州找李叔同辞行。

而那时的夏丏尊,依然在为中国教育竭心尽力。

1919年的一师,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学生们在祭孔上与校方发生了冲突。教育厅要求开除部分学生,校长经亨颐不答应,他说学生没教好,那是教育者的责任,开除学生违背教育的宗旨,这办不到。

教育厅震怒,一再施压,经亨颐挂冠而去,于是夏丏尊等教育界名人,集体跟随辞职。

他此后先在长沙任教,后又于1921年,去了经亨颐在白马湖自办的春晖中学。那所私立学校人才济济,朱自清、朱光潜、俞平伯、刘叔琴等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夏丏尊,之后还把弟子丰子恺请了过去。

丰子恺在日本并没有待多久。

他们当时还曾合办了一个《春晖》杂志,丰子恺的画作就是由此走出去的,民国著名的白马湖作家群,也正诞生在此时此地。

那么一大波志趣相投的风流才子,一起办教育,一起醉心艺术,一起吃酒谈天,何等惬意。丰子恺在这里不但有同道之乐,也经常得到提点,尤其是夏丏尊(他书画上的见识也是非凡的),真是如鱼得水,只可惜好景不长。

1924年,因经亨颐不在学校,夏丏尊这些开明派又因一个学生,与势力很大的保守派开战。

学生黄源戴毡帽上体育课,保守派老师不准,还要开除,这点小事因观念意气之争越闹越大,学生罢课,夏丏尊等辞职,他们那一拨随即又另择宝地。

这弄得专门来看他们的李叔同白走了一遭。

10


为教育,为理念,为学生,一再不顾自身的夏丏尊等人这次到了上海立达学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立达,来的不只是当日那些才子老师,还有大批跟随而来的学生,它无疑是白马湖理想的继续。

这一次,我们还见到了更多大师的名字: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夏衍、陈望道、刘大白……

丰子恺作漫画,是夏丏尊怂恿的,而郑振铎的品评、推荐,则使他的漫画名气暴增,风靡全国,这是丰子恺进入中国艺术殿堂的关键时刻。

他的漫画自成一家,而他的为文,则从此得以与夏丏尊、朱自清并列,称为白马湖作家群的当头三马。

夏丏尊为培养他真是大费心血。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时寒……”这是李叔同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送别》里的名句,读来怅然。

但李叔同、夏丏尊、马一浮、丰子恺四人,虽然不时零落,却并无别时之寒,他们一生都在互相遥望,互相追寻,但得只言片语,偶然一会,就可把酒尽欢。

那些年,他们书信来往不断,谁也无法忘记谁,就是出家为僧的李叔同,也不例外。

李叔同最挂念的,到底还是夏丏尊、丰子恺,1926年,李叔同一纸数字相招,夏丏尊、丰子恺立刻登上火车,赶往杭州。

去六小时,回六小时,一场短暂的见面之后,丰子恺激动万分。

“这次来杭,我在弘一师的明镜里约略照见了十年来的自己的影子了。我觉得这次好像是连续不断的乱梦中一个欠伸,使我暂离梦境;拭目一想,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一个车站,使我得到数分钟的一个静观。”

丰子恺已经六年未见恩师了,弘一大师神力无限,仅短短一面,就让丰子恺又进了一个新的境界。

那是气象与人格的牵引、映照,大欢喜般的另类超度,除了李叔同,谁也给不了。


(丰子恺艺术展)

11


当年暑假,弘一带着弘伞忽来上海,两个大和尚忽然出现在校门外,他们是专门来看丰子恺。

这一次李叔同谈起了自己的身世。

父亲六十八岁有他,母亲在他二十六时去世,他自称二十岁到二十六岁,是他最幸福快乐的时光,之后便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

他是庶出,五岁丧父,二十六丧母,母亲不在时,他正出去买棺木,回来时人已不在。他从此就身如飞絮,生无所寄。

这是一篇很好的小说题材,大师说完这话,当晚就去了庐山。

1926年秋后,李叔同从江西回来,有段时间一直住在丰子恺家。他给丰子恺的小屋起了个名字,叫“缘缘堂”。

那是丰子恺一连两次都抓了个缘字而起的,但意味深长。一切的一切,都是缘。

1927年秋,李叔同又来“缘缘堂”住了一个月,他为丰子恺取了一个法名“婴行”,这意味着丰子恺也皈依了佛门。

此后丰子恺出画集,马一浮寄来题词,曾说,“艺之独绝者往往超出意识之表,乃与婴儿相近”,他和李叔同都对丰子恺的为人,“心甚奇之”。

李叔同早先有名“李婴”,夏丏尊是赤子之心,马一浮也本性自然,他们哪一个不是“专气致柔复归于婴儿”?

丰子恺是李叔同俗世弟子、朋友中,唯一一个追随他,皈依佛门的人,李叔同非常欣喜,那段时间,丰子恺无疑为李叔同代言人,凡要跟李叔同见面的,都得经他递转。

带仙气的大和尚李叔同(叶圣陶语),1927年后,与弟子丰子恺最热衷的事,是弘扬佛法,宣传护生,丰子恺一系列的《护生画集》,就因此产生。

四君子其实都有参加,夏丏尊曾帮助出版、写序,马一浮也曾写过序言,不断指点、评点。

画集影响巨大,被译成十五种版本,畅销海外,但也曾遭到讥评。

理解者说悲悯,嘲讽者说荒谬,柔石曾经撰文,说丰子恺也是吃鸡蛋的,他应该画一个人吃鸡蛋,一只鸡在旁边说,我的蛋。柔石认为这是一种矛盾与欺骗。

但丰子恺回应:“掩耳盗铃”,并不伤我们的慈悲之心。

此后抗战爆发,曹聚仁也有微词,丰子恺再次回应:

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鸟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犯我国,违背人道,涂毒生灵。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是为护生而抗战。

我们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是不想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炸弹去虐杀无辜平民。读画集,应体会其理,不可执著其“事”。

李叔同恰也曾反复书写过此句:“学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他的解释是:“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

那些年,他一直处在忧愤之中,他的圆寂、殉教,未知是否也与此有关。

12


1928年,文化界还曾发起一场募捐,专为了李叔同。

夏丏尊、经亨颐、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因感于李叔同十多年来居无定所,太过辛苦,打算为他在白马湖修建一所常居之处。

“晚晴山房”最终在1929年夏建成,李叔同很喜欢,但他并没有常住,那违背他云游四海,传经布道的宗旨。

这十几年,四君子中只有马一浮没有动窝,就是梁漱溟、熊十力、竺可桢、陈百年等轮番来请,哪都可去,他也不为所动。

1931年,丰子恺终于有机会再次踏入大师家中。他一则是为李叔同所托,来送两块印石,一则是多年未见,心中想念。

其时李叔同已经年老体衰,按他对夏丏尊的说法,那也是诀别之意。他那时候已基本不大肯见人,因此曾告诉夏丏尊,以后有谁找你或子恺,就说我不再见客、通信。

老屋依旧,马一浮也依旧目光炯炯,笑声朗朗,这与李叔同、夏丏尊的情状迥然不同,就是与丰子恺也大不相同。

丰子恺当时因母亲去世,情绪非常低落、颓唐,还蓄起了胡须,但是他只跟马一浮谈了一个多小时,就精神大振。

出门来,丰子恺心情愉快,见一辆黄包车,价都不问,跨上去就飞奔而去。其实马先生不必跟我讲什么无常,我一见他的颜色,就心头乱麻顿开。

1933年,丰子恺再次见到马一浮,马一浮已经须发变灰,但脸上颜色依旧不改。那时的丰子恺已在老家建起一座中国风的庭院,那是新的“缘缘堂”,那三个大字正是马一浮题写的。

在家的五年,是丰子恺创作的盛产期,他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才恋恋离开。

当时马一浮已移居浙江桐庐,曾来信问他情况,他立刻追随而去。

抗战之后,以“临江多悲风,水石相荡激”遍告友人的马一浮,给了丰子恺极大的力量,他自称他的追随,是奔着有新鲜空气的地方去。

接下来,丰子恺在桐庐,与他的又一个精神导师马一浮朝夕相处达一个月之久,整天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谈国学,谈文学,谈音乐,谈绘画……那简直是无所不谈。

这之前,他一小时是必得抽三四支烟的,但这时候,他常常会忘了吸。

“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吸烟这种低级欲望自然不会起来了。”

这莫非就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大化之境?

丰子恺本来是将马一浮比作“麟凤”,“将求麟凤向天涯”的,此后若非日寇迫近,大家只得各自逃难,他决不会离开。

但分开,不等于心不追随,而且他还有很多机会。


(马一浮书法)

13


1938年初的丰子恺,在长沙、汉口,参加了抗战文艺宣传,马一浮也终于出山,做了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专讲国学。

38年6月后去了桂林教学的丰子恺,还曾专门为马一浮找房子,把他接来,而39年在浙大教学的马一浮,也曾花掉二百法币,为丰子恺买房买地,要他到浙大来。只是丰子恺到达时,他已去四川,办起书院。

弘扬中国文化,抢救中国文化,这也是一种抗战,就跟郑振铎不遗余力地抢救中国古籍,避免它们失落毁坏,或者落入日本人之手一个意义。

此时的四君子真正是天涯海角,零落四方,但佛家、儒家、教育家、文学家、画家,却都在为了国家尽其所能。

大艺术家、大学问家,也一般都具有大人格。

夏丏尊1936年曾被推举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这是他道德文章的一次公认。他因为没有关系,又年老体衰,抗战时期一直住在上海。

随着沦陷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夏丏尊越来越牢骚满腹,但他还是坚持教学、写作、读书。

他教书时需要换坐电车,步行一大段,一般都是手提一个白手帕扎好的书包,端坐在闹哄哄的三等车厢。熟悉他的于在春说:“这真是一尊抗战期中艰苦文人的不朽塑像!”

狂涨的物价,使夏先生的孙子孙女相继辍学,他自己也更加困难,有一段时间,夏先生很“病态”,怀疑知识,怀疑一切。

但是当1943年冬,他被日本人逮捕时,却依旧坚韧、贵气,无论日本人如何威逼利诱,都拒绝合作。

两个多星期的“留置”,对他的摧残可想而知,这位宁死不要富贵的可敬老人,被内山完造救出后不久,就因严重的肺病,几乎不起。

1944年,留在上海的于在春也曾被捕,夏丏尊曾积极营救。他因为担心,还曾前去于在春家中探望。

老人上个二楼,都要喘息一阵才能说话,后来于在春出狱,从妻子张淑祥口中得知,唏嘘不已。

抗战胜利那晚,上海一片欢腾,谁都不知道消息从哪而来,于在春曾去找夏丏尊探问,夏丏尊说他是听罗宋人说的。

那一夜不管真假,夏丏尊都跟年轻人一样,一夜未睡,他在屋外走来走去,怎么也冷静不下来。

抗战之后,夏丏尊一度斗志重现,但很快就感到失望,被身体打垮。

夏丏尊是1946年4月23日去世的,叶圣陶曾听到他最后一句“牢骚”:“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

叶圣陶说,他的眼神带着他平生的悲悯,我永不能忘,丰子恺说,中国的孩子气太少了……

但是如此而去的夏先生,还先得为挚友李叔同的圆寂怅然。


14


四君子身处天涯海角,一直书信不断,三位年长的大师,始终很挂念丰子恺,丰子恺也挂念他们。

夏丏尊偶尔会说到困境,但大多数时候在骗丰子恺,说他一切尚好。他也依旧在不断地给弟子的绘画,提出高卓建议。

丰子恺在1938年还曾想供养李叔同,但李叔同婉言谢绝。在俗的夏丏尊都不肯拖累弟子,他的需要就更加无多。

1937年5月,李叔同曾到青岛弘法,淞沪之战进行得激烈时,他又曾在转去厦门途中,顺道赴上海看望了夏丏尊。之前,他早已从旁人那里仔细问过夏丏尊的情况,一句一声阿弥陀佛。

当时的上海炮声隆隆,战火纷飞,李叔同端坐念佛,镇定自如,这看得夏丏尊佩服万分,但他实在无法效仿。

那一次夏丏尊要求李叔同留照存念,李叔同答应了,夏丏尊随后给丰子恺寄去一张,这就是李叔同最常见的那张慈像。

李叔同早曾跟丰子恺说过圆寂之念,但他跟夏丏尊谈得最多。

夏丏尊曾说,万一你有不讳,我什么都不懂,怎么办?

李叔同笑,我已写好遗书,到时会交给你。若你不在,我会请你家里人电你回来,你一切照办就是。

没想到,1942年10月31日,夏丏尊还真收到一封遗书,只是上面并无交办之事。其中那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正是他们关系的真实写照。

李叔同晚年基本都在福建,当厦门危险时,各方都曾劝他离开,但他却只有一句:“为护法故,不怕炮弹。”

他甚至还曾说过:“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

李叔同其实圆寂于10月13,他给夏丏尊的信是事后而发。他先几日就开始断食,只喝开水,并另有遗书,一切托妙莲法师一人负责,无论何人,不得干涉。

但他在这期间仍旧有不少书法留下,这都是他以前答应过别人的。

大师的圆寂是中国文化界、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各处反应极大,而夏丏尊、马一浮、丰子恺,更是悲痛万分,各有不同表现。


(李叔同纪念馆俯瞰如莲花)

15


夏丏尊收到遗书后即去打探,消息确定后,悲极而泣。

作挽联写悼文,这是必然之事,他还曾不顾自己的身体,接连发起了好几场纪念活动。

“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

这是夏丏尊为那本集合了文化界、佛教界八十多篇回忆文章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作的序言中说的话。

李叔同出家后的书信基本都靠夏丏尊转寄,就连给弟子刘质平、丰子恺的也基本如此,这种情谊,这种相知,无人可以替代。

马一浮当然也曾写文悼念,这里最奇的是丰子恺。

消息传到,他没有流泪,先是眼望长空沉默许久,然后就开始为恩师画像,分送各处。此后,他为完成恩师志愿,全身心地投入护生集系列绘画。

他直到43年3月才有话语:“我的惊惶与恸哭,在确定他必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做过了。”

47年,他称恩师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自己对他崇高伟大的人格,不敢赞上一词。

48年,他说恩师是进入灵魂生活的人,学术文艺于他只是暂时的美景,连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这样的人,是不肯做本能的奴隶的,必须追求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

这完全不同于丰子恺在夏丏尊去世时,所表现出的悲痛、激愤。

“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己,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促成的!”

夏丏尊的追悼会有专门的治丧委员会主持,他们虽然遵照夏丏尊遗嘱,不接受任何赙赠,但却募集了一个教育基金,专门奖励在语文教育上有突出贡献的人。

这事最终虽然因物价问题没有进行到底,但“善道不孤”,却是确实。

这正如于在春所说,对于夏先生这样的人,“我们的哀挽不应该仅做到抒情便罢手”。

16


抗战后,四君子只剩下马一浮和丰子恺了,他们两个先在重庆相聚,然后又都返回了杭州。

49年,丰子恺曾专门去福建,拜谒过恩师圆寂之地,他50年搬到上海后,一直想做的就是为恩师建一座纪念馆。

此事佛教界本也想做,但碍于李叔同生前有遗言,不得为他的身后事募化,只好作罢。鉴于此,丰子恺决定自己做。

消息传开,叶圣陶等一大批友人、弟子、倾慕者,纷纷解囊,于是1953年9月,弘一大师舍利塔终于在杭州虎跑山建成。

落成典礼上,马一浮也冒雨赶到,他亲题塔名,还写了一首《虎跑礼塔》纪念:“……昔年亲见披衣地,今日空余绕塔行……”

以后的岁月里,丰子恺与马一浮书信不断,他每年都要去杭州看望马一浮,直到运动到来。

1965年,因广洽法师回国观光促成的那次相聚,便是他们最后一面。

马一浮去世于1967年,那时候的丰子恺什么都做不了,他直到1973年3月,才恢复自由,有了一次杭州之行。

那原本是为凭吊,但是丰子恺最终,却在快到蒋庄时停了下来。

他对弟子胡冶钧说,你去看吧,我在这等。

人已不在,这又是一场“今日空余绕塔行”,丰子恺觉得不必了。

子期亡,伯牙摔琴,无非为知音再难寻觅,丰子恺的广陵散,也从此绝矣。

这一次知交并非天涯海角,而是阴阳两隔,偶有的把酒之欢已成繁华旧梦,这应当是他们四个人的广陵绝唱,后人很难再续。

参考资料:

《丰子恺文集》、《夏丏尊文集》、《马一浮全集》、《弘一法师全集》、陈星作《君子之交:弘一大师、马一浮、夏丏尊、丰子恺交游实录》、《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及相关回忆资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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