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案：为何“没判死刑”会成为一种悲鸣

随着罪犯“克里斯滕森”被判决，章莹颖案在法律程序的意义上，算是基本落幕。据悉，罪犯“克里斯滕森”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不得保外就医、不得减刑，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然而，对于这样的判决，无论是章莹颖的亲人，还是外围的舆论，都觉得并不妥当，并认为，这样的判决结果，是在鼓励犯罪。

是的，“克里斯滕森”确实罪不可赦，但是，以当地律条来看，似乎这样的结局也是可预见的。从法理程序上看，审判过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死刑没有达成”。可这到底有多重要，似乎值得活着的人去追问。

坦白讲，一个年轻人，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不得保外就医、不得减刑，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言外之意，他虽然活着，却已经死掉。因为，作为个体来讲，最可贵的就是自由。裴多菲曾在《自由与爱情》中写道：“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这就说明，“自由”是最重要的。

只可惜，全球范围内，依然存续着“杀人偿命”的朴素逻辑。这种想法，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目前来看，只要一个人活着，就不可能知道死亡意味什么。于此，死亡就代表不确定，而不确定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最大的恐惧。 

然而，到底是“死刑”痛苦，还是“终身监禁”痛苦，其实，也是不太好比较的。只不过，人们觉得，终身监禁可触摸，就觉得会便宜罪犯。可事实上，真的是不是这样，也并不好说。因为，对于同一件事情，往往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况“死刑”和“终身监禁”这种被争辩上百年的问题。
当然，作为章莹颖的亲人来讲，有这种想法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她）们在审视“克里斯滕森”时，完全是以道德路径在看待。至于，外围的舆论而言，可以适当的进行情绪围剿，但是，回到案件的实质性问题上，还是应该，以法理为“准绳”。

看待一件案件是否公允，并不是以“量刑”结果为标准，而是看案件的审理，有没有严格按照所处地域的法理程序，法理律条进行。“围观”可以帮助完善程序和律条，但不能影响案件的审理过程。这种逻辑，应该是法理社会最基本的特征。

所以，无论人们对于章莹颖案的判决结果如何不满意，也只能等到下一个“章莹颖案”的时候，才能有所改观。因为，以美国的法理程序，很大程度上，舆论效应是没有作用的。我们唯一期待的是，通过类似的案件，让相关律条得到改进，以此为未来的惨案做准备。

而对于章莹颖的亲人，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的从悲伤中走出来。因为，章莹颖永远已经不在人世，可以适当的惋惜缅怀，但不能长久的沉溺其中。不然，“克里斯滕森”的行为，就不只是杀死章莹颖一个人，而是毁掉一个家庭的未来。

事实上，约束更多人守法，可能“死刑”并不是最佳选择。如果，一个社会之中，人们不犯法是因为害怕“死刑”，那么这样的社会，终究会充满罪恶。所以，我一向不太同意，“死刑”震慑这种逻辑。因为，有太多人，在准备犯罪的时候，就已经视死如归。

所以，不判死刑，意味着“鼓励犯罪”，显然已经预设犯罪思想早已存在。在各类武侠小说中，人们奉行的就是“报仇逻辑”，也就是“杀人偿命”的最早样本。可是，回到武侠的救赎路径上，最终还是归于一句“冤冤相报何时了”。

说到底，活着人活在未来。一个罪犯为何要杀人。很多时候，真的讲不清。人性恶念，大多是一瞬之间。对于“克里斯滕森”而言，即便“没判死刑”，可能也会堕入噩梦的一生。虽然，很多媒体报道出，“克里斯滕森”在监狱里貌似过得很幸福。但是，那只不过是媒体为带节奏的一种信息释放而已。因为，我们稍微动脑思考一下，就觉得不太可能。

而作为法理的惩治，更多意义在于“治理”和“惩罚”。只要能将罪犯彻底与社会绝缘，就说明罪行得到治理，再加上对罪犯的自由剥夺，就说明罪犯被惩罚。当然，我们这里不探讨“死刑”和“无死刑”的区别。因为，不同的地域，对于惩治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属于人文层面的问题。

甚至，我们会发现，如果所有“一死了之”都能解决，或许也算是对罪犯的一种便宜。总之，对于章莹颖案的判决结果，不应该过多去解读量刑的问题。因为，在痛苦的天平上，有生的痛苦，也有死的痛苦，谁该说，死亡一定就是最痛苦的。

如果，对于死亡来讲，一定是痛苦的的，那么很多自杀的人，就不会轻易走向死亡。所以，对于一个人，最大的惩罚，就是剥夺掉他（她）选择的权利。就拿“克里斯滕森”而言，他已经没有自由可言，他的痛苦其实已经在路上。而对于“死刑”的悲鸣，可能更多是一种执念而已，无论是章莹颖的亲人，还是外围的舆论，都或多或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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