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放开了，为什么大家却都不想生了？

日前，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三十年时间内，中国年轻人的数量减少超过一个亿，二胎政策放开前，有人预测人们会“猛生”，但事实是大家都不生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原先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在此背景下，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更早之前，全国妇联发布的报告显示，有53.3%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在发达省份、城市地区、高学历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60%以上。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四项公共服务资源状况，成为影响生育二孩决策的重要因素。（2016年12月23日央视）

为什么一孩家庭一半以上坚决不肯生二胎?因为，在一二线城市，要二胎意味着你将失去几乎所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其实这也好理解，但凡有孩子的人，都对目前养育子女的成本有切身体会。有多少家长，仅仅出于食品安全的需要，千方百计为孩子海淘代购奶粉；有多少家长，受困于老人帮不上忙，又无法放弃工作，因为选保姆、换保姆受尽折磨；又有多少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好的学校，省吃俭用买了套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学区房……当然，前提还得是孩子健健康康，一旦摊上孩子生病、生了大病，整个家庭恐怕再无出头之日了。

中国城市当下的实际育子成本大体触及了普通独子家庭承受力的底线。中国父母都望子成龙，孩子的教育投入在家庭经济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是各种昂贵的育子项目纷纷出台，孩子上学有偿择校成为普遍现象。这耗尽了很多年轻家庭的财力。

现在从入幼儿园挤破头开始，到幼升小，小升初，再到初中考高中，最后到高中考大学，每一次都是家长们实力的正面对决。如果是两个孩子，“大孩子”小升初挤破头之后，过两年“小孩子”还要再来重温一次，然后是两次初升高，两次考大学……想想都太可怕了！

最大的困难是财政压力，“成本高，养不起”。以广州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为例，养育一个孩子，出生前需花费2-3.5万；孩子0-3岁阶段需花费9-27万；幼儿阶段需花费10-20万；小学阶段，如果就读公办小学，加上辅导班、兴趣班的费用至少要9万元，如果读民办小学，将约有20万开支；中学阶段需花费8-45万；大学阶段需花费约15万，如果供孩子出国留学则需花费80万甚至更多。一共68-230万左右的开支还未考虑通货膨胀和学区房购买。

然而，目前的中国，有多少家庭夫妻双方月工资能够达到1万以上呢？看看你们身边的那些年轻人，有的房贷每月要还五六千，有的甚至要还七八千。有的连自己的房子在哪、老婆是谁都还是个问号，你让他生二胎？一胎他还下不了决心呢！

况且从时间和精力上来说，生二胎父母就成了“孩奴”，基本上很少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如果老二出生，可以想象，下班后先打发掉老大（检查作业，辅助功课），剩下的时间都要对付老二。日夜颠倒的生活重新开始，一晚上要起来4、5次地给孩子喂奶，好不容易早上6点了，又要准备早饭给老大，给他洗脸吃饭送老大上学。甚至好几年就是这个状态。现在老大要花时间，老二更要花时间，长期下去，作为上班族哪里吃的消？

从计划生育时期，小脚侦缉队的大妈们频频出动扫街，而超生游击队依然不管不顾地偷着生；到现如今，二胎政策逐步开放，响应者却寥寥无几的尴尬局面。如此强烈的反差，到底是因为什么？

放眼世界，历史上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生育率却不升反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提倡“两个就够了”，全国生育率急剧下降，80年代时政策取消，并采取政策鼓励国人多生，然而生育率却依然降到了1.1左右。

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现实表明，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非常困难。日本鼓励生育仅使生育率提高0.1多一点，不到1.4；俄罗斯重奖生孩子，千奇百怪的招数都用上了，鼓励生育力度世界第一，但生育率仅提高0.2多一点，目前仅1.4左右；韩国、新加坡鼓励生育基本没有见到什么效果，生育率仅1.2左右；加拿大、澳大利亚多生孩子的补贴就可以不用工作了，但生育率仅为1.5左右；法国1939年就成立了鼓励生育的专门机构“人口最高委员会”，但今天生育率仅为1.9，还是因为移民的较高生育率。

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来看，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就越低。中国大陆目前社会发展水平与20年前台湾地区、韩国相当，当年两地生育率只有1.6、1.7左右。泰国、伊朗目前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近年生育率也只有1.6左右。而且30多年计划生育，多数地方已形成生育的“爬蚤心态”，就像用罩子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长期适应之后，取下罩子跳蚤也不跳了，变成了爬蚤。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等地的试点就是如此，放开二胎生育率也很难跳起来了。

还有一点，现在的80后还应该还有印像，他们小时候不仅物价低，且当时养育孩子也有许多便利之处。比如说当时的县城、乡镇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孩子可以把相当大的范围当做活动空间，弥补了家庭住宅面积的不足；又比如当时汽车比较少，孩子一般会自己步行上下学，不用接送；周末会结伴去附近的空地玩耍，不用刻意创造娱乐空间。大孩子自觉带小孩子，也不用请保姆。孩子上学不用拼谁的衣服好，谁的手机好，谁的父母更有钱，更不用择校。

如今70后和80后都可以放开生二胎了，甚至70后人群的生育意愿整体要比80后和90后高。但是单独二孩政策却使得这一部分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权利出现错位，也就是说，符合二孩政策的80后夫妻往往不愿意生二孩，愿意生二胎的70后却得不到生二孩的机会。生孩子养孩子原本是人类最原始的、最本能的活动，但现在到了高度文明社会，对一些人而言却成了一个难以为继的历史使命。

电影《非诚勿扰》中，葛优在相亲自白中，讲自己“天生胆小，杀人不犯法，我也下不去手”。现在国家已放开二胎政策，许多人也许会套用葛优的台词，“收入有限，多胎不犯法，我也不敢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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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凯迪原创作者：风青杨，经授权转载自作者公众号：青杨有话说。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本平台意见。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涉侵权请联系后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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