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另一扇门

最近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郁，心烦气躁，虚火上升。今天不谈正事，聊点闲事。

斯蒂芬-维津采伊在他的小说《爱上熟女》中，描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景：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在奥匈边境的一个小镇市场旁边停放着一排全新的各色巴士，车头各以鲜黄的大字写着它们的目的地——瑞士、美国、瑞典、英国、澳大利亚，等等。“你想要到哪里度过余生？一对夫妇，抱着一个新生的宝宝，决定搭上往比利时的巴士，但到了最后一刻，却跳下车，冲上写着新西兰的巴士”。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你的前面有很多扇门，但你只能选择一扇推开。多年之后你回顾自己的人生，不免会感叹，如果你当时推开的是另一扇门，你的人生也许完全是另一个模样。

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多年的挚友，可谓世交，有着长达50年的友谊。邓稼先在美国普林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时，杨振宁已经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且留校任讲师。当时共和国初建，邓稼先心怀报国之志，毅然回国。而杨振宁虽然也向往祖国，却选择了留下。

于是，不同的选择，走上了两条绝然不同的人生之路。邓稼先成为中国核武器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被称为”两弹元勋“，但遗憾的是由于在实验中受到核辐射，62岁即英年早逝，并且在文革中饱经磨难，生活清贫。

而杨振宁，留在美国后一直过着殷实、平静的生活，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享有盛誉，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西湖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还娶得年轻的美娇妻，可谓一帆风顺，完美人生。

如果当初，邓稼先也留在美国，也许会拥有杨振宁相似的生活；而杨振宁选择回国，会比邓稼先受到更大的冲击，要知道他可是杜聿明的女婿。

命运中有很多道门，你只能推开一道。而时过境迁之后，虽然可以假设，却无法重新推启。

1998年，我在内地一家国企的子弟学校当教师。我是学校团支部书记，优秀教师，拟提拔的副校长的候选人。企业效益不好，我利用暑假到深圳找工作，在一家通信公司做销售，通过自己的努力，业绩很突出，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在国企一年。9月暑假过去，学校领导叫我回去上班，还说副校长人选要定了，我很有希望。但我拒绝了，选择了继续留在深圳。

如果我回去，现在也许还在原来的学校，当一个副校长、校长，过着几十年日复一日的日子。而我留在深圳，二十多年来在不同的城市，变换着不同的职业，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那几年，我曾好多次梦见回到了学校，又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过着单调、无聊的生活，甚至在梦中，我就已经感到厌倦，期待重新出走。因而，尽管这些年我在不同的地方流离，但却并不曾后悔。

忍不住还是唠唠新型冠状病毒。1月23日2点，武汉市政府公布从上午10点开始封城。而从宣布之时起，武汉有约30万人选择了逃离武汉，去了国内甚至国外其它城市，其中不乏已经感染了冠状病毒的人。

而从封城十多天来的情况看，从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武汉疫情发展看，他们的选择不仅是推开了生命中的另一道门，甚至是唯一的活门。虽然我们可以指责他们的自私，但自私是人的本性，乃至应有的权利。毕竟，政府的规定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有权抓住，这对于有些人而言，是唯一的活命稻草。

每天，我们看着那揪心的数字，而对于逃出武汉的人来说，也许感到庆幸的是那些数字主要集中在湖北，而逃往其它城市的也许忍辱受屈，倒至少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少一些生命之忧。

在这个春节，不同的人在做着不同的选择，尤其是在外打拼的湖北人，武汉人，以及在湖北、武汉工作的外地人。

有的人选择了回武汉过年，这一去，就出不来了，甚至是永远。

有的人选择从武汉回老家过年，如武汉市市长透露的，封城前有500万武汉人离开。而这一走，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生命中有很多扇门，我们只能在其中选择一扇。不同的选择，有的叫生活，有的叫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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