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痴迷“帝王术”，鼓动袁世凯复辟，妄想做宰相，晚年身后骂声不输袁大头

1916年6月6日，仅仅坐了83天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奄奄一息。临终时，他还在大骂：“杨度误我！杨度误我！”

这个杨度是谁？他又是怎么误了袁世凯的呢？

杨度，湖南湘潭人。自幼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18岁就考中秀才，第二年又成为举人，妥妥的学霸一枚。

1895年，杨度与梁启超等人参加“公车上书”之后，回到故乡，拜船山书院的王闿运为师。

王闿运是著名的清末大儒，深研帝王术。杨度受他影响，跟着他学习了三年，是王闿运最得意的门生。

帝王术又称为帝王学，其主要内容就是物色、挑选、辅佐一位“非常之人”，设计谋略、帮助其成就伟大功业的“学术”。

帝王术与其说是一种学问，更多的情况下其实是不择手段地使用计谋，打造出一批政治野心家和冒险家。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根源下，杨度认为如果能够选中一个实力派角色，辅佐他登上权力中枢，自己也可以随之步入权力顶层，做宰相之位，成就自己的功业抱负。

后来，在机缘巧合中，他遇上了袁世凯。

1905年，杨度帮助清政府的熊希龄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份考察报告，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不仅在国内名声鹊起，也吸引了袁世凯的注意。

袁世凯觉得杨度是个不可多得的高才奇人，立刻设法拉拢、提拔，使其归于自己门下。

杨度也觉得袁世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对其非常感激，两人不久便成为知己。

在杨度眼里，袁世凯的政治主张是积极和开明的，而他的政治掌控能力也是极为强悍的，这样一个握有一定权势的开明之士，正是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非常之人”。

1911年11月，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任命杨度为内阁学部副大臣。

这位民国干才正式依附于袁世凯，由一位慷慨激昂的宪政卫士，转化为替他筹谋划略、卖身求荣的旗手。

杨度先是利用自己在日本留学生之间的地位，替袁世凯扫清路障。

他联系黄兴等人，暗中传递不利信息；明里又搞“国事共济会”，成功地分化了孙黄同盟，促成了袁世凯“南北议和，以袁代孙”的格局。

接着，杨度在报上发表洋洋洒洒的《君宪救国论》万字文，公然鼓吹帝制。

他扬言：“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治，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袁世凯当然非常满意，亲笔为杨度题写了“旷世逸才”的匾额；杨度也沾沾自喜，更加为其卖命。

为了帮助袁世凯尽快地坐上皇帝宝座，他领头发起了“筹安会”，并自任会长。

至此，这幕荒诞的复辟帝制活动进入了高潮。

1916年3月22日，在中外各方的全力反对下，只存在了83天的“洪宪”帝制宣告破产。

袁世凯又羞又气，没过多久就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还在喊叫：“杨度误我！”

其实，袁世凯才是真正玩弄帝王术的高手。

只不过与杨度不同，袁世凯选中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是他自己；书生杨度则是袁世凯的政治棋盘中的一枚过河卒子，直到袁世凯去世，他还要替袁背负复辟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