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 | 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

	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 （增订版）

陈新宇，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法学院近代法研究中心主任，阿森纳球迷。曾任日本名城大学研究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著有《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帝制中国的法源与适用》《中国近代法律史讲义》（合著）等书。《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曾被评为《法治周末》“2015年十大法治图书”。

目  录

增订版序：寻找法律史上失踪者的意义

初版序

谁在阻挠《大清新刑律》的决议？

    ——章宗祥回忆辨伪及展开

向左转？向右转？

    ——董康与近代中国的法律改革

    附：董康年表（1869—1948）

从礼法论争到孔教入宪

    ——法理健将汪荣宝的民初转折

人生何处不相逢

    ——瞿同祖与何炳棣的命运对照

    附一：法者还是墨者开启帝国

        ——聆听何炳棣先生清华讲座有感

    附二：时代的忧伤

        ——瞿同祖的回国记

法治的恪守者

    ——燕树棠先生的生平与思想

哲人已逝，典范永存

    ——缅怀徐道隣先生兼评《中国法制史论集》

    附：君子的复仇

从邵循恪到端木正

    ——清华法政研究生教育的薪火相传

一生求索惟公正  人品文品入清流

    ——记比较法学家潘汉典先生

康有为伪造阔普通武的戊戌奏折了吗？

    ——兼论戊戌时期的君主立宪问题

礼法论争中的冈田朝太郎与赫善心

    ——全球史视野下的晚清修律

沈家本：中国近代具体法治的践行者

何处明月相思楼：楼邦彦的清华往事

李敖：法学院的匆匆过客

初版书评一  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意义何在

初版书评二  追寻法学先贤

寻找法律史上失踪者的意义

不知不觉，《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初版付梓已经有四年，其间加印的坊间也告售罄。在这种情况下，承蒙商务印书馆白中林先生的青眼抬爱，亦感谢初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慷慨惠允，就有了这个顺利“转会”的增订版。

相对于初版时的拙稿十篇，本次增订版在篇幅上增加了五篇文章，分别是《时代的忧伤——瞿同祖的回国记》《康有为伪造阔普通武的戊戌奏折了吗?——兼论戊戌时期的君主立宪问题》《礼法论争中的冈田朝太郎与赫善心——全球史视野下的晚清修律》《沈家本：中国近代具体法治的践行者》《何处相思明月楼：楼邦彦的清华往事》。问心无愧的是，十几年前“以每一至两年研究一人的计划目标”在初版出版后仍能继续坚守。日就月将之中，中国近代法治的视域更加开阔，场景日渐清晰，感念感怀，有如佛经偈语所云，“靡不护念初发心”。

作为后知后觉者，笔者在研究和教学中常常扪心自问或者面临学友提问：“寻找法律史上失踪者的意义何在？”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对此问题的回应，不妨借用孔子的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可以从于人于己两个维度展开。

对于失踪者而言，我们通过发掘前辈的法律故事，使近代法治的潜德幽光不至泯灭于历史长河，这是法史学人的职责本分。诚如初版序言所指出，“今天对他们的研究，既是重建史实，还以历史公道，亦能从中窥得思想与学术的传承，领会文化与文明的碰撞，体察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感悟人生与人心的变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乃应该去做也必须有人去做的事业。

对于寻找者而言，在青灯黄卷下感通先贤的法治往事，在历史面前秉持谦逊之心。例如在沈家本的故事中，我发现在1911年资政院闭会时作为副总裁的他没有参加合影，原因是“举足触地毯裂口，致倾跌伤鼻，血流甚多，未预摄影”，对照资政院的会议速记录，可以看到直至闭会的前一天，年过七旬的他仍在会场上坚持到晚上十点半，为新刑律的最终议决保驾护航，这次意外受伤很可能是积劳与压力所致，其后果则是“自此多病”。沈氏在1913年便驾鹤西归，与此番事故不能不说有密切的因果关系，这位近代法律改革“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于中国法治可谓鞠躬尽瘁矣。

通过对多元资料的深度研读和均衡推理，探究历史真相，在此过程中培养学术自信。例如在阔普通武与康有为的故事中，我发现学界聚讼不已的戊戌变法重要奏折《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著作权问题实际上与第三人梁启超有着密切的关系，该奏折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作品，在戊戌时期以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之名上奏。康有为在辛亥年间将该折窜改成《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但并非某些擅长考据的历史学家解读过度而认为其乃无中生有的 “作伪”。从方法论反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乎？

寻找的过程虽然不免筚路蓝缕，却有邂逅知己、吾道不孤的惊喜，更能感悟陈寅恪先生在《海宁王先生之碑铭》中的狮子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正可以此自勉，纾缓时代焦虑。在当前中国学界，“俗谛之桎梏”最甚者莫过于核心期刊论文的量化考核机制。本书中的董康一文，完成于2005年我刚履清华教职之时，曾试投稿于《中外法学》，一段时间后未有音讯，恰巧黄源盛教授主办的《法制史研究》向我邀约此文（2004年我在台湾的学术会议上曾提交初稿），该杂志在业内有口皆碑，自然一口允诺。与此同时我接到《中外法学》时任编辑张谷教授的电话，问可否略加修订后在《中外法学》发表，我以已经答应《法制史研究》为由谢拒。他稍感意外，最后说了一句“好文章大家都想要”，结束了这次谈话。我与张谷教授之前素未谋面，后来也未曾相见，他是卓有清誉的学者，蒙其谬赞，倍感荣幸。事后回想其反应，可能是很少有人会这么直接拒绝《中外法学》吧。今度重提往事，不是想凸显清高，只是实事求是地记载当年内心，作为核心期刊的《中外法学》与清流杂志的《法制史研究》，地位并无二致。敝帚自珍，拙文提炼出来的近代法律人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左右摇摆的“董康问题”，在当下仍然有学术价值。后来我经历各种职称评选、人事制度改革，董康一文在核心期刊论文考核标准之中自然毫无作用，当如数工分一般计较自己的论文数量，患得患失之际，回想当年举动，不禁莞尔，却不后悔。现今学界风气，动辄何种核心、多少数量，却鲜于什么命题，哪些原创贡献，让人无聊无趣，不免忧心这种惟刊物与数量的“两惟论”体制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造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个人而言，通过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可以置身于历史苍穹，体察时势，洞悉人性，少些执念，摆脱小我。

失踪者与寻找者之间，形成了互为彼此的“此人懂我”关系。古人云“治史如断狱”，法律与历史，实乃一体之两面，世间一切皆会归入历史，评价自待有心有缘之人。借用诗人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或者高尚，历史终会做出裁判，人间对此焉能不怀敬畏之心？

2019年5月5日星期日于清华明理楼温格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