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中国大学百年路茫茫 | 特稿
大学百年路茫茫
A hundred years of college
编者按
本文转自周大伟老师的朋友圈，并转一则祝（he）守（wei）（fang）正教授的点评：《大学的机构设置》
从近一千年前出现之初，大学就标志着人类对于世间各种知识和事物的分类追求。例如早期的意大利和法国大学，法学、医学、神学等成为最基本的“配置”。后来各种学科不断增多，但那都是基于学人对人类思想、生活以及自然世界的认识进行的审慎分类的产物。与此同时，大学以知识与真理的探索为目标，学者的使命正在于传承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开展高深学问的研究，这离不开学者的人格独立和自由批判精神。如果大学也匍匐在权力的脚下，无论是成为神学的奴婢，还是变成政要的奴仆，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原文还有一段，恕小编胆小）
周大伟，江苏无锡人。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986年）和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院（1993年）。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特邀访问学者。1980年代中后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目前在中国和美国两地从事法学教研工作以及企业投资顾问业务。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中国新闻周刊》《法制日报》专栏作家，在共识网、爱思想网等学术网站列有特邀专栏。著述甚丰。
现代大学教育来到中国这块土地上，大概有一百多年了。
千百年来，尽管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太学一类的官方学术体系，还有发达的科举取仕制度，民间还有一些勉强不随王朝更替而存在的书院体系，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院，尤其是大学教育体系，还是一百年多年前从西方引来的东西。
私塾教育曾一直是中国教育的主要形式。私塾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比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义》、《弟子规》、《孝经》等启蒙读物；还有如唐诗宋词、《左传》、《史记》等。听长者说，私塾是古人读经的圣地。开学的那一天，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而后再拜私塾先生，三叩首。礼成，要设宴款待老师。这以后，每日清晨，当学生还睡眼朦胧时就要到校，先得给孔子牌位行叩首礼，然后再回到各自课桌做功课。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方文明的冲击直接呈现出来的就是坚船利炮，让国人误以为西方强大的原因就是器物文明。其实，这一强势文明的背后其实起源于一种必须由体系的学院教育才能获得的理性思维。鸦片战争后发生的洋务运动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设想，试图仅仅在工具和器物层面引进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遗憾的是，洋务运动并没有建立现代意义的学院，只有为接受西洋器物服务的人才培训，诸如翻译西方语言的同文馆，培训西方技术的船政学堂、矿业学堂、工艺学堂、医学堂等等，以及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备学堂。此刻，现代文明体系中的学院教育恰恰与我们中国人交臂而过。
1894年的甲午战争，由西方引进的技术装备体系打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正式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1898年戊戌变法，一系列政治变革启动，京师大学堂这一现代大学的雏形也正式诞生。世纪之交，庚子之变等一系列深重的民族灾难动摇了几千年传统的基础。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次年再颁布癸卯学制，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学校体系，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一批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兴起。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写信给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他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它就能因此而获得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也就是说要通过知识上、精神上的影响支配中国未来的领袖。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学预备学校，便是要成为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
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有一个划时代的亮点，那就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开创了现代大学精神，其中显现出的现代大学独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崭新形象，并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实质性推动。然而，它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可惜由于官本位的惯性作用，这一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所独特的“大学”后来大致掌控了20世纪的中国命运，这就是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共产党的延安抗大，它们先后各自培养了一群有救国理想的青年精英群体，成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蔡元培曾主张的“超然人”教育致力于追求长远效用，以便使大学独立于任何政治团体以保持鲜明的个性。但是，这种理想显然在当时的中国缺乏生长的土壤。结果，政治化的“准大学”还是破土而出，先声夺人。
胡适认为，国家可以没有军舰，但不能没有大学。人的改变永远是第一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独立大学的缺位，用以建构现代文明所必须的文化准备也随之缺位。中国在走向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上曾再三被动，与此不无关系。中国从20世纪初肇始的现代大学运动仅仅是昙花一现，这值得我们民族深思。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21世纪，我们应当如何去重建逝去的大学精神。
中国有两千多年帝制皇权和政治本位的深厚传统。整个社会对于政治权力的依赖和迷恋使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深信：只有寄托于政治权力，人们才能满足改变现实的所有诉求。由此，现代文化的建构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共识，往往是镜中花和水中月。很多证据表明，中国社会的官本位现象并不起止于当权者的宫廷之中。
“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 我们遗憾地看到，今天，中国的大学正在显示出官场的所有特征。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在争当领导。因为道理很简单：在今天的中国，只有拥有一定的行政职位，才能够优先获得甚至垄断那些稀缺的学术资源、政治资本和商业机会。由此，我们大概不难求解钱学森临终前发出的“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振聋发聩的世纪之问。
我们频频注意到，在今天一个又一个大学的隆重庆典里，最耀眼的明星，并不是那些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学问家，而是一个又一个被精心排列的官场精英。
100多年前，就在清华学校建成的几年前，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演绎出了那个改变世界的质能方程式：一个质量为M的物质的能量E等于该质量M和光速C（每秒18.6万公里）的平方的乘积，也就是：E=MC²。
几十年后，犹太人决定在耶路撒冷建立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民一致拥戴当时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的爱因斯坦出任开国总统。爱因斯坦婉言谢绝了，并为此给世界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政治是当下暂时的，而方程式是不朽和永恒的”。
百年过后，我们的大学以及大学里的大师们仍在路上匍匐踯躅，且步履瞒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