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哈佛也曾经像武汉理工一样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

这是动物双城记第22篇文章

3月26日凌晨7点，不堪导师王攀多年的压榨，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三学生陶崇园跳楼自杀。从他自杀到现在，武汉理工大学仍未公开回应、也没有启动独立调查程序、对家属的申诉和讨论采取了404手段。

几个小时前，陶崇园姐姐微博终于更新了。

杨宝德（今年1月不堪导师周筠压榨溺水自杀的西安交大博士生）和陶崇园的自杀，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1998年，由于学业压力和博士生导师的压榨，年仅26岁的哈佛大学博士生杰森.沃汤姆（Jason Altom）用氰化钾自杀。

他的死震动了哈佛和美国各大高校，推动了哈佛从单独导师制到导师委员会制的改革（Advisory committee）。

杰森的死是一场悲剧，但哈佛大学在悲剧发生后的应对和处理，值得武汉理工大学学习。

毕竟，在丑闻或是危机面前，能不能尊重事实、承认错误、独立调查、提升机制，也区分了大学与大学的格局高低和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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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致命死亡事件

以下文章编译自1998年11月29日《纽约时报杂志》记录杰森之死的特稿，有所删减，顺序有所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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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赴死时，Jason Altom都有条不紊，而且特别好心肠。

在1998年8月中旬温暖潮湿的一个周末, 他终于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他与另外两个哈佛大学研究生同学租了一幢房子，他的卧室位于三楼。这位被实验室公认为天才学生的26岁博士候选人喝了一瓶从实验室拿回家的氰化物（Cyanid），然后躺在自己的床上等待死亡降临。

考虑到氰化物是剧毒，他在床头留下了一张警告字条。

不要抢救。危险：氰化钾。

（Not Resuscitate. Danger: Potassium Cyanide.）

他的一位室友向记者解释说：“我想以他的细心，他是担心有人会试图口对口给他做人工呼吸。”

杰森在床头的柜子留下了三份自杀遗书——分别写给他父母、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和他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伊莱亚斯·J·科里（Elias J. Corey，下简称科里）。

杰森死亡的消息在周末席卷了哈佛大学16个化学实验室小组，然后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传遍了关系密切的国际化学家网络。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这其中有超过600人和杰森的导师科里合作过。

在世界上最好、竞争最激烈的合成有机化学实验室，杰森是最出众的一个（Golden boy），他的自杀让所有人既震惊又困惑。

四周之后，杰森的家人公布了部分自杀遗书内容：

“这个事件本来可以避免。这里的教授有过多的权力来干涉研究生的生活（too much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their grad students）。”

我建议应该通过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导师委员会来跟进研究生的进步，并为研究生提供保护，使他们免受导师的虐待（abusive research advisers）。如果有这样的委员会存在，事情会有所改变。”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自杀遗书是以政策建议的形式写成。

遗书的内容很快引起哈佛和哈佛之外的各大高校的震荡。

在杰森生前，不管是对室友、对实验室的同事、对好友，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导师的虐待和不公正，但后续调查和报道的深入，大家发现，这是近两年内科里实验室第二起自杀、自1980年的第三起自杀。

哈佛化学系、特别是科里实验室的学生们长期以来承受的非人的压力和研究任务，也由此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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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化学系实验室以盛产杰出化学家闻名。它所在的建筑延伸到波士顿剑桥镇的牛津街上，正式入口两侧是不太白的柱子，大门是绿色的。

这里有16位教授分别带着实验室小组进行化学研究。每个小组都有其独特的气味 (取决于所做的化学反应) ，每个不同的社会基调 (取决于实验室主任的个性和风格)。

而实验室的统一格言是: "不要尝试。做。”（Don’t Try. Do.）

每年，这里大约有350名年轻的科学家——一半是研究生，一半是博士后在大楼里辛勤劳作，每月的津贴税后大概每月1000美元，每周工作60到80小时，而获得博士学位需要五到六年时间。

1993年秋季, 43 名学生进入哈佛大学化学研究生课程，其中就有杰森。他正是哈佛大学期待的那种学生：聪明、开朗、自信、心智成熟，以及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内心独立和坚韧。

1994年初, 杰森和同学们选择了他们想与之共事的导师。杰森选择进入科里的实验室。

出生于1928年的科里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化学家之一。科里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是本世纪最高产的有机化学家。

他的专业领域是合成有机化学。在一个几乎没有先例的职业生涯中, 他和实验室的成员合成了100多种自然发生的化学物质, 其中许多都具有重大的医疗或工业影响。

科里的同行将他排名为本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从科里实验室毕业的成员们累计起来发布了10万份科研论文。

进入这样的实验室，对于杰森来说，即是幸运，也是不幸的开始。

在哈佛，你的导师拥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你什么时候毕业，这给了导师过度的权力来干涉研究生的生活。

他们一方面持有你的薪水, 另一方面把持了你的专业推荐信。

而在化学界，推荐信是一切。

在科里的实验室，杰森一直在埋头研究“haplophytine”项目，尝试了无数次的排列反应，但总是失败。

和他一起做实验的同事说，“那当然是一段很低潮的日子。你认为已经解决了问题，后来发现并没有，这非常令人沮丧。杰森一定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

杰森在给科里的遗书中写道，当你的实验进展不顺利的时候，这是你最终孤独的地方。没有人可以交谈。这只是你和分子。

杰森认为他不再得到科里的尊重。

在杰森自杀前的周四晚上，杰森告诉朋友，他可能找到了解决haplophytine问题的办法，但他必须先完成科里的想法，尽管他不认为科里的建议有效，但科里每天会检查两次进度。

他每天工作的化学系318房间是狭长的, 有许多张黑长的靠墙的桌子, 每个学生占一个位置。

这里的小时、天、年、星期五夜晚和假期都消失了。

这就是杰森在人生最后的五年里度过的大部分时光。

1997年2月的一天, 科里实验室一名来自香港的大学毕业生, 在318室附近的一个房间被发现不省人事，两天后身亡。

这名学生叫做迈克.林 (Mike Lam)，不到两个月前加入了科里实验室。后来他的死亡被裁定为自杀, 一些学生认为他使用了氰化钾。

杰森似乎对迈克林之死有种病态的关注。很长时间后，他还在和实验室同事讨论各种细节。

实验室同事布莱克说：“那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杰森。他出去买了一本名为《理解抑郁症》的书，所以他可能会更好地认识别人的症状。但这本书更像是一本关于如何认识自己抑郁症的书。”

杰森的室友兼实验室同事迈克.格罗根（Mike Grogan）是最后一个和杰森交谈过的人。他们在周四晚上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杰森显得疲惫不安。

周五上午，杰森没有到实验室。但他打电话给在实验室的迈克，让他打开自己的桌灯，好让外面看起来他扔在工作。

二天后，杰森选择了和迈克林一样的方式自杀。

03

迈克林自杀前刚去过科里的讲座，但当科里和学生们一起检查迈克林的讲座笔记中有没有自杀线索时，科里觉得最重要的，居然是笔记“做得很漂亮”。

一位前研究生说，科里并没有意识到，当你是一个导师的时候，你要做的不仅仅是去推动研究，你是在和许多正处在人生艰难转变阶段的人一起工作。

毕竟, 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学习是非常残酷的。它要求本科生对自己的知识结构的革新，并能够挑战教科书内容，甚至去继续教科书尚未涉及的领域。

这种激烈的教育转变伴随着同样艰巨的心理转变，几乎是第二个青春期——从稚嫩, 迫切取得老师的青眼、敬畏导师，再到自信, 独立思考并勇于挑战导师的权威。

拒绝了几次采访请求，最终同意接受采访的科里承认，“我对杰森的背景和日常生活并不够了解，我感到很难过。”

和其他人一样，他坚持认为他不知道杰森的处境如此困难。

 “如果我对他的问题有任何察觉，我肯定会尽一切可能帮助杰森。”科里用平淡的口吻说道。 ''我一直以为，如果这世界上有人要自杀，他可能是最后一个。 “

他还提到就在杰森自杀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杰森和实验室的其他几名学生还帮他从家里的树上救下了他的猫。

然而，在哈佛大学这栋化学系建筑中，迷茫着一种恐惧的气氛，几乎每个为这个故事采访过的学生都担心被名字引用，即使是最普通或中立的评论。

当纽约时报记者问到为什么时，答案总是一样的：他们不确定他们的导师怎么看这件事，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04

杰森死后，他遗书中提到的三人组成的导师委员会得以实现。

哈佛大学成立了论文咨询委员会（DissertationAdvisory Committee，下称DAC），DAC由3名被认为在学生选择的研究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教师）组成，其中至少有两名DAC成员持有哈佛大学教师职位。

DAC的职能包括，第一、批准学生的论文研究提案。第二、发展援助委员会与论文指导顾问协商，将定期评估学生论文研究的进展情况。DAC可以向学位论文顾问和学生就学生完成论文的进度提出建议。第三、发展援助委员会与论文指导顾问协商，将决定学生在何时准备辩论他们的论文。第四、学生必须向DAC提交他们的三名论文审查员辩护人名单，以供批准。

同时，哈佛开始提供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咨询。哈佛的心理健康咨询室提供24小时提供紧急护理服务，包括晚上，周末和假期，帮助缓解学生不能等到正常营业时间的顾虑或症状。

而由杰森的几位好友深度参与的哈佛学生生活品质委员会（Quality of Life Committee）的许多建议，也得到校方的重视和采纳。

杰森的致命死亡，促成了他期待的改革和变化。

就像那首歌If I die yong里面的歌词一样：

当我死后，人们才开始倾听。（Funny when you’re dead how people start listenin’）

但他的生命，也永远停留在了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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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猫姐

前媒体人

一个美国求学多年，现居北京

一个北京飘荡多年，现居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