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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 ‖ 社会治理中的时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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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中的时间意识
张康之
[作者简介]张康之，1989年、199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7年被教育部遴选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政哲学与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共同体的进化》《论伦理精神》《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等。
摘 要
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引发了时间资源的稀缺。同时，社会治理缺乏时间意识，也是造成时间资源稀缺的原因之一。从时间结构来看，人们拥有两种时间：一种是自然时间；另一种是社会时间。社会时间是从自然时间转化而来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是人们开发和利用的时间。在时间的利用、管理中，人们掌握了许多时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策略，使得时间资源的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发挥。虽然社会时间的生成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人的时间意识大致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开始觉醒的。正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诸如分工—协作体制的出现，开始了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然而，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条件下，时间资源呈现出了稀缺状态，这又反过来促使人们努力通过工程的、社会的技术去不断地提升时间资源开发的力度，并进入了时间资源开发和时间资源稀缺的循环升级过程中。时间资源的稀缺化，使得人们的时间意识日益增强。如果说近代以来主要是私人部门较为注重时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公共部门更多是在私人部门推动下采取响应式行动的话，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时代，公共部门也需要主动地开展时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就要求社会治理需要在此条件下拥有和提升时间意识，充分认识到时间资源的重要性，认识到社会时间是功能化的时间。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的条件下，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需要社会治理者自觉主动地根据社会时间的功能去进行社会治理事项的安排。而且，这应当成为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也应当成为改革行动中的一个重要的自觉维度，进而在社会时间意识的引领下，寻求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的可能性出路。
关键词
社会治理 时间意识 自然时间 社会时间
自电报、电话、电视进入人类日常生活后，人们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就被现代通信技术改变了；特别是通过视频的交流互动，就连表情也不会缺席，使得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到面对面的互动场景之中。这种“空间革命”，实际上是时间技术的革命，是节时的技术突破了自然时间的约束和限制而让人把遥远的地方拉倒了眼前。但是，在工业社会的征服模式中，这种空间的浓缩只不过是人借由速度（机械的、电子的）而实现的对空间的征服。按照人征服了自然就能实现解放的思维逻辑，这也应被理解成人的解放的一部分。然而，对人而言，这仅仅是解放了属于人的时间。它的实质性内涵，是对社会时间的开发，使人所拥有的社会时间总量得到了增加。随着空间被压缩，地球变成了村落，空间中的存在物也因为空间的压缩而变得稠密。在原先的自然空间中，那些因为距离而毫无关系的人，现在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每个人都处在与其发生关系的人的数量倍增过程中，而每一种关系的处理又都意味着时间支出。所以，虽然在空间压缩中开发出了大量的社会时间，但每一个人却都强烈地感受到时间资源的稀缺。这一时间与空间发生改变的社会，要求人们的一切活动尤其是社会治理，确立起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时间意识，那就是，随时准备开发和利用时间资源，把对时间的管理看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一 社会加速化与时间资源稀缺化
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人们深切体会到的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当然，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的动因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但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无疑是一个主要驱动力。“在信息传输中所实现的实时水平，几乎对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领域都发挥了强有力的加速吸力的作用……其中所产生的速度不再是以令人窒息的‘齿轮咔嗒咔嗒转动’作为象征的前进了，而是通过互联网和诸如‘实时满足’和‘实时供货’这样的关键词来加以表述。因而，（例如在开发模块时）物质过程的可视化和数字化，以及在‘模拟的’也就是物质的过程链条中的数字信息传输，同时导致了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的加速。”“三维打印”（3DP）技术的应用，甚至把工业品运输的时间也节省了下来，它正在成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器的“主引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时间的商品化，启动了工业和生产的机制，瓦解了阶级分化社会中特有的城乡分化。……伴随着时间的转型，空间的商品化也建立了一种特征鲜明的‘人造环境’，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一些新的制度关联方式。”人们乘坐交通工具，在把物品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的时候，价格是按里程算的，而随着快递业的兴起，送达时间的早晚，也会用不同的价格标出。所以，时间和空间都被标明了价格。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资本的运行可以通过“偷盗”工作日的方式来提高流动性。比如，在股票市场上，当天既可以在香港证交所做一笔“T+0”交易，还可以在闭市后用这笔资金在美国股市再做一笔“T+0”。这就等于通过时差“偷盗”了一个交易日，也可以说开发出多一倍的时间。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也给人带来了时效性压力，越来越多的事务必须立即处理，因为任何延宕都会造成不确定的后果，或者说，所造成的后果也许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这样一来，时间就成了一种压迫人的力量，不是人在追逐时间的脚步，而是时间在驱使着人疾行。时间犹如一条鞭子，在人的背后抽打，让人的脚步无法停下来。从人追逐时间到时间驱使人，不只是人在与时间的关系中发生了地位上的变化，也是时间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资本主义的时间经济中产生的高效率地利用时间资源的强迫力，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深刻地并且大范围地在占优势地位的时间实践的形式和实质方面对工作人群产生影响”。结果，被裹挟到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人都明显感受到时间的紧张与日俱增。如果说，在农业社会，通信与交通是统一在一起的——在经由人力、畜力而实现的交通形式中，所遵从的是一种由自然界赐予人们也同时限定了人们的时间，而电报的发明则使得通信与交通分离了；之后，电话的出现，特别是信息技术、移动通信等，在建立起了完备的通信体系后，自然时间完全退出了人们通过通信而开展的交往过程。交通的发展也是如此。随着动力的变化和提速，自然时间的约束越来越退缩到非常有限的地步。今天看来，通信与交通也经历过分离又重合的过程。近代早期所实现的是两者的分离，而在交通速度提升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又表现出了对通信的依赖，需要得到以通信方式构成的信号系统而对交通提供支持（如飞机、高铁等）。这种分化、重组、融合的历史，在时间上所实现的社会化要比空间上的社会化表现得更显著。这一完整的过程，可以看作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而持续展开的过程，只不过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罢了。到了今天，这种现象已经变得如此显著，而且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无法再回避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了。显然，人们已经看到和正在经历的是，在这样一个运行、变化加速的社会中，个人受到社会的裹挟而被迫进入加速的进程中。“当有人放弃节省时间的技术，是要付出部分不同步的代价的，他不再能够跟得上‘奔跑的步伐’，而且失去了（之后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连接的机会，他因为时间方面的原因而被排除在互动关系之外了。”也许个人在主观上并不想总是通过更换手机、计算器等来为自己节省一些时间，而且这样做也会为自己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但是，如果他不去更换的话，一些软件就无法安装和使用，就会失去一些可能是预期中非常重要的关系，因而，他不得不换装那些能够为他节省时间的设备。然而，在他作出这种选择之后却发现，他的时间资源更加紧张了。正是整个社会中的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你追我赶之中，以至于所有人都强烈地感受到时间资源的稀缺。这种情况说明，即便时间资源的稀缺化不是宏观社会问题，也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事实上，它恰恰是一个宏观社会问题，甚至是结构性的宏观社会问题。虽然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速度的加快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人生际遇，但是，这些人生机遇却越来越具有转瞬即逝的特征，捕捉它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当今时代的人们在生命历程中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捕捉人生机遇上，这在主观上也造成了一种时间紧张感。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储备和财产储备都面临着不断的过时的威胁。即便在行为者拥有自由的、不用做什么事情的时间资源的那个时间段里，他周围的世界也在以飞快的速度发生着变化。随着这段时间的流逝，行为者从很多角度上来看都处于落后的地位，并且因此就被迫要去追赶。”这个时候，也会产生一种紧迫感，并强烈地感受到时间的紧张。有的时候，有些人也许会产生虚度光阴的懊悔感，并希望用高强度的工作去把那部分流逝的时间找回来。这些在时间上的主观感受，都为社会时间涂上了一定的主观性色彩。时间资源的稀缺化，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问题。虽然从表现来看，这种稀缺化主要反映在个体人这里，但个人所感受到的所有时间资源稀缺化又都能传导到社会中去，从而使整个社会也处于时间资源稀缺的状态中。即使人们都已感知到这种状态，还会有一些人去制造时间资源稀缺的气氛，特别是社会治理在程序合理性追求中造成的日益增多的繁文缛节，均在刻意制造时间资源稀缺化的氛围。当然，就某些社会事项而言，特别是人们处在竞争状态中，或者处在应对各种挑战的时候，会感到因为时间资源的稀缺而造成紧张状态，但这种“感到”并不是一种真实状态，在社会的意义上是有多样方式和途径去弥补时间稀缺的。事实上，社会的时间资源是丰裕的，只是个体的人无法把社会所拥有的时间资源转化为个人所有，反而在社会时间越丰裕的情况下，就越感受到自己的时间资源稀缺。就此来看，时间是一种不同于任何一种其他资源的特殊资源，所谓社会时间的相对性也表现在这个方面。当然，人们会说，在竞争的条件下，组织、民族/国家等社会存在物也同样会感受到时间资源的稀缺。这确是实情，竞争文化以及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框架是在近代形成的工业社会的特有产物，或者说，在时间上与工业社会同步出现的组织、民族/国家等所有这类社会存在物都包含着一种可还原的逻辑，即可还原为个体的人。也就是说，组织、民族/国家等无非是个人的放大，它们所遇到的时间资源稀缺的问题，仍然是属于个人的。个人的时间资源稀缺状态会被带入后工业社会，而且在工业社会的立场上会看到，时间因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变得越来越紧张。但是，如果给予时间资源以充分的关注，努力去探寻解决时间资源稀缺化问题的途径，也许是能够找到出路的。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是，如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积极地去改变时间结构，把既有的时间线性结构改变为网络结构的话，也许就可以在时间结构的网络化中找到缓解时间资源稀缺的出路。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在时间资源变得稀缺的情况下，一些机构或部门反而对开发、经营那些耗费时间的项目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和热情。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治理至今仍没有建立起时间意识，没有意识到那些对时间资源的耗费在道德上是不允许的，甚至有鲁迅（1881—1936）所批评的“无异于谋财害命”之嫌。
二 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区分
时间作为一种资源是在从自然时间向社会时间转化中生成的，或者说，社会时间才是成为资源的时间。自然时间是只能遵从的，人们不可能改变自然时间。不过，通过时间规划和时间管理等方式，人们可以赋予和改变时间结构，并从时间结构的调整中去获得更多的时间。比如，在集体行动中，通过分工—协作的组合方式使时间折迭起来，就使时间有了由人给予它的社会结构，进而使一条时间线迭加出了任意多条时间线。这时，所有通过时间迭加而多出来的时间线，都属于人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时间。因为，建构起了社会时间，自然时间就成了抽象的、理论上的时间了。也就是说，在人能够改变时间结构后，人们实际利用的就是社会时间而不是自然时间。随着社会时间的出现，它与自然时间的区别是：自然时间是纯粹的量，社会时间则经常包含着人的价值关照。比如，人们会对社会时间作出有效性的评价，也就是去评估人们是否有效地利用了时间资源，会把那些无效的、低效的利用时间看作对时间资源的浪费。在资本化的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由于“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有效时间刻意关注，许多组织技术都是通过管理方式的不断创新去提升有效时间和尽可能地把无效时间降到最低限度。当人们所面对的不再是自然时间，而是处在由人的活动物化了的时间中的时候，虽然自然时间仍然是坚固的存在形态，但越来越隐藏到社会时间的背后了。如果在历史中去看这个问题的话，会发现，在农业社会，人们所拥有的主要是自然时间，所谓“靠天吃饭”表达的既是对以空间形式出现的土地也是对“时令”意义上的“时间窗口”功能的认识。在工业社会，人们不断地对自然时间进行改造，将它们转化为社会时间，从而有了越来越多的与自然时间相对应的社会时间，也有了相互呼应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交通的便捷化等，可以把社会空间变小，即把自然空间意义上的遥远地方变得触手可及，麦克卢汉（M. McLuhan，1911—1980）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所说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指的就是这种社会空间形态。但是，空间变小的秘密却是隐藏在时间之中的，是社会时间使空间形态发生了变化，表现出来的是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的相对性。由于人们充分体验了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或许需要一种“社会相对论”来研究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相对性关系。比如，乘坐高铁而不是步行时会看到，其一，似乎自然时间缩小了，而社会时间增大了，自然时间缩小的那部分构成了社会时间增大的那部分；其二，在有了速度的中介后，花费的自然时间越小意味着人占有的自然空间越大；其三，社会时间的增大意味着社会空间的同比例缩小，社会时间越大则社会空间越小，所谓“地球村”就是社会时间较大的形态；其四，自然空间越大则社会空间越小，自然空间的无限大意味着社会空间的消失。不过，自然时间与自然空间的变化都是一种主观感受，是相对于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而获得的一种主观感受。然而，这种主观感受却对人们进一步地去寻求改变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方法发挥着激励作用，而且是可以制作成关于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某种原理的，用以指导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改造行动。在这种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中，是速度发挥了作用，是速度实现了自然时间向社会时间、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的转化，并呈现出了这种相对性关系。从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多重相对性中，可以推断出社会时间的增大；然而，人们却在社会时间的增大中越来越感受到时间资源的稀缺。原因在于，自然空间在转化为社会空间时缩小了，使人们能够占据更大的自然空间，并能够在更大的自然空间中开展活动，从而引发了时间资源的稀缺化，即社会时间的紧张。社会时间是时间的资源化。在时间实现了资源化后，也使空间社会化，并因为社会化而具有了弹性化特征。因为自然空间转化成社会空间后而使空间变得可大可小，也因为这种空间的弹性化，使得人们可以占据更大更多的空间，或者说，把更大更多的自然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在实现了这种空间转化之后，虽然在每一个心理维度上都反映出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去占据更大的自然空间，但却因占据了更大的自然空间而使社会时间的耗费增多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时间资源的稀缺化。在拥有了“自然时间”“社会时间”两个概念后，可以看到，所耗费的是社会时间，而节约下来的是自然时间，并能再度转化为社会时间和用于其他。也就是说，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是处在随时变换之中的。凡是可以被作为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的以及被消耗掉的，属于社会时间的范畴；而没有转化成资源的时间，则属于自然时间的范畴。例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后，人们希望放松自己，或许会到茶馆、健身房、郊外，花费一个上午的时间喝茶、聊天、健身、钓鱼、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这是一种主动的时间支配过程，意味着消耗了时间资源换得身心舒缓。相反的情况是，由于心绪烦躁不安，也同样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什么事也没有干，人们可能以为那是浪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其实不是的。他一个上午什么也没有干，这本身意味着他并没有消费时间。只是在他头脑中浮现出了“浪费了”时间这个意识的时候，才把那段自然时间转变成了社会时间，并把那段消费时间的过程理解成了没有合理支配时间而空耗了时间。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浪费了时间的话，那仅仅是自然时间的流逝，是一个与他无关的宇宙学或物理学问题。与自然时间不同，“社会时间不是一种纯粹的量，不能说其所有的组成部分是同质的，总是可以与自身来比较，并且是可以准确地加以测量的”。社会时间的多样性，意味着每一种类都有着独特的质。虽然社会时间中的绝大多数种类是可以测量的，而且人们也习惯于通过测量去确定人们拥有和利用了多少社会时间资源，也基于这种测量去做出各种各样的安排和开展行动，但是在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意义上，当人们的时间意识浮现出来时，在人们“关于时间的判断中，包含着对趋向、机会、持续性、稳定性、相似性等方面的考虑，被归属于时间间隔的相同的价值并不意味着相同的测度标准”。即便是同一种类的社会时间，也会在多角度的审视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同样，在对社会时间的不同种类的区分中，也没有固定的标准。在某个角度确认的某种社会时间，从另一个角度看去，却可以归类到另一种社会时间的范畴中去。即使不考虑社会时间的这种相对性，也会发现，不同种类的社会时间“在性质上的区别导致时间延续的相对价值，不仅依赖于时间延续的绝对长度，而且依赖于它们的质量及其强度。量上相同的时间长度在社会的意义上被看作是不同的，而不同的长度却在社会的意义上看作相等”。总的说来，节省时间的技术给人的印象是压缩了自然时间，实际上是创造了社会时间，使耗费的自然时间减少了，从而节省了时间。这说明，在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之间存在着相对性，创造和建构起来的社会时间越多，自然时间也就显得被压缩得越短。一般说来，节省时间的技术是通过速度的提升而去创造社会时间的。在获得了社会时间的同时，使空间和时间都得到了相应的压缩。对此，人们常误以为或笼统地说时间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就自然时间而言，并未发生变化，只不过是人借助技术而使社会时间变长或变短。此外，人还可以通过管理等社会技术以及行动上的安排改变社会时间的结构，对时间进行折迭，从而使时间表现出复杂性。比如，在人们的感知中出现了时间节奏和流动顺序的变化，即不再是自然时间所应有的那种状态。这种变动性，也使空间呈现出新特征：“文化方面和结构方面重要的空间特性在今天已经不再通过确定领域或地方的、固定的机制或固定的地点和位置来确定了，而是通过似乎是来回流动的、一再改变它们的方向和形状的（如权力、资本、商品、人员、观念、疾病、风险等的）流动或流量来确定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内颤的运动特征，社会时间是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和演进同步的。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时间亦如人类社会的其他构成部分一样，有一个似乎是自然生成和自然演进的过程。社会时间应当归于人的时间自觉，是因为人有了时间意识，并开始自觉地利用时间努力探索改造时间的方式和方法时，才有了具有资源属性的社会时间。随着人的时间意识的生成，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现实需要的驱动下，自觉性的时间建构越来越成为人的行动和交往的一个必要的方面。在工业化、城市化取得了积极进展的时候，人们的时间观念也得到了增强。在那些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欧洲诸多城市中，高悬时钟的建筑物一度成为城市的标志。但是，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后期，那些原先让市民引以为自豪的巨大时钟却多数被拆除了，不仅是因为人们不再需要它，而是因为其象征意义与时代之间存在着冲突。也就是说，城市中的不同人群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时间，由时钟代表的一个城市的同一时间与该城市中实际存在的多元化时间不合拍，甚至会让人感到某种隐形的力量在窥视着多元化的时间，让每一个有着自我时间的人和人群感到不安。时间的社会化，即社会时间的生成，使得时间分类成为可能。人们根据社会生活的不同而把时间分成不同类型，诸如工作时间、休闲时间、交际时间等。这样一来，人们实际上拥有了多样化的时间。与人的社会地位相对应，越是成功者，所拥有的时间类型也就越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拥有时间种类的多少作为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但是，自然时间是一个常量，当一个人拥有的时间种类过多的时候，虽然他在社会时间的开发上可以实现最大化，可资利用的时间会远多于自然时间，但同时又受到自然时间的限制。或者说，自然时间所构成的某个瓶颈又是他无法突破的，以至于他会强烈地感受到时间紧张。当然，拥有了多样化的时间，也予人以在不同种类时间中进行选择的自由。比如，人们可以在不同种类的时间中分出轻重而作出选择，以求时间的功能最大化。由此，也就产生出了时间利用策略。因而，即便人具有多样处理能力，也需要去进行策略性的时间组合，对那些他认为不甚重要的时间耗费进行压缩。就个人而言，“存在于人的世界中的现实的、具体的和客观的时间，首先是与他对生活过程的节奏的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而生活过程是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展开的；其次，也与他对集体活动的节奏的体验有关，他自己的活动是在社会适应的过程中与集体保持同步的”，这就是社会时间的个人形态——通过个人体验形成了时间经验和时间意识，并占有了社会时间，从而找到行为选择和开展行动的坐标。就此来看，社会时间在个人时间与自然时间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不对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进行形而上学的区分，而只去认识既有的时间结构，所看到的就是社会时间立于自然时间与个人时间中间，既有自然时间的客观性又有个人时间的主观性。正是因为社会时间的主客观二重性，决定了社会时间的量在某一向度上的减少往往是在其他向度上的增长。因为，社会时间是听从人的支配的。人可以把社会时间按所需处理的事项进行配置，从而使时间被分配到多个事项上并有了多个维度。人在每一个维度上因节省时间而表现出的耗时减少，也就意味着可转移到其他维度上的时间的增多。在利用了诸如快捷交通、同步通信等手段而开发出了更多的时间后，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时间配置到需要时间去加以处理的其他事项上去。三 时间资源稀缺化与社会治理
时间的社会化即社会时间的生成，也意味着开启了时间功能分化的进程，从而使得时间复杂化。这样一来，“复杂性的时间化显示的是，通过将决定排列为‘一个接一个的顺序，以可能比同时的顺序实现更多的联系’，并且‘将选择动作推迟，而当下的未来就像是蓄水池一样，可以存放以后要去做的决定’”。从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看，社会的复杂化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复杂化本身就是社会演进的趋势，会随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而增长。所以，“复杂性的增加不会在这个当前的现在结束，并且未来的现在将通过从过去推迟而来的选择决定和选择的过量而背负额外的负担”。过去延宕下来而施予现在，而未来又正在展开之中。比如，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历程时，发展中国家仍肩负着工业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任务，以至于社会治理者不得不做出妥协。这样一来，就使社会的复杂性积聚起来。而这种复杂性的释放，又必须借助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来削减复杂性带来的社会不平衡甚至矛盾。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不被维持在持续增长的状态中，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矛盾爆发带来的问题，结果是，“在内生的、内部系统所产生的加速的压力之外，在功能分化的社会的结构条件基础上，也会出现其他的系统外源的加速要素，它使得加速似乎成为这样的系统中的‘合理的时间体验方式’”。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种“合理的时间体验方式”，而是一种被迫的时间体验，因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速度稍微放慢，失衡立马就呈现出来，矛盾就会爆发。更何况，外源性压力总会在最不希望看到的时刻到来。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必须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中去消减失衡和矛盾，而不是去选择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方案。这也说明，在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治理需要拥有更强的时间意识，需要根据社会时间原理去安排社会治理的事项，以求减少由于内外压迫力而推动的、不自觉的、被动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也就是说，社会治理者应拥有社会时间意识，认识到社会时间是功能化的时间，对社会时间作出功能分类，然后直接地针对时间的类型及其功能做出选择。这样做，与以往的以及现在仍使用的那种把社会治理事项放在自然时间中去排序、解决的方式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区分出这样三个要素的话（自然时间、社会时间、需要解决的事项），那么，就会发现，根源于传统的问题解决思路是直接地在自然时间的线性结构中对需要解决的事项进行排序的。现在，随着社会时间意识的生成，在自然时间与需要解决的问题之间又有了社会时间这一中介。这样一来，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直接地是社会时间安排的问题了。如果社会治理者能够在社会时间的安排上去增强科学性、合理性的话，尽管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却能够被纳入自觉性的轨道中，或者说，社会治理者能够对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进行调节和干预。从人的思维活动史来看，人的空间感知要早于时间感知。如果说，人的占有需求影响了人对世界的认识和选择的话，那么，也就能够理解人的空间感知优先于时间感知的状况了。当然，时间与空间作为客观形态对人的感知器官构成了同样的刺激，但人们更习惯于在空间意义上为所思的对象进行定位，甚至时间在人的思维中会表现出缺席的状况。就人的思维是源于人的认识发生史来看，它是因为人对空间的占有较为方便而引起的。与时间相比，人对空间的把握显然要容易得多了，一切能够为人所占有的东西总是能够激发起人的认识冲动。与空间相比，对时间的占有要困难得多，是在人类文明史达到了某个阶段后才有了认识时间的要求。沿着这种历史轨迹，可以说，工业社会的人们认识和把握时间的要求远比农业社会的人们强烈。作为一个历史性趋势，它将意味着全球化、后工业化会把人类领进一个更加注重时间意识培养的时代。在思维上，人们有可能改变以往空间意识优先的状态，代之以首先从时间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思维对象。这是因为，一方面，时间技术的发展使人能够占有和把握时间；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对时间资源“富矿”的开发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在私人部门中，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走在了社会发展的前沿地带。比如，出于资本增殖需要的时间资源开发和利用表现出了大步前行的状况。其实，自工业化、城市化以来，或者说，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积极地开发和利用时间资源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径之一。在20世纪，随着金融业的成熟，人们发现资本的流动性与利润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对于这种利润，最为直接的解释是在市场需求中取得的，只有在探究这种利润中的价值时，才会引入剩余价值再分配的原理。但是，为什么流动性与利润之间会保持一种正相关关系，具有信服力的解释至今尚未出现。实际上，秘密恰恰在时间资源的利用上。也就是说，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意味着在单位自然时间中占用的社会时间资源更多了，即把增多了的社会时间转化成了利润。所以，当人们说“时间就是金钱”时，其实所指的就是以资源形式出现的社会时间可以转化为以货币形式出现的金钱，是时间资源的兑现。然而，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人们仍然更多的是在空间的意义上去思考问题和安排各种各样的事项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发生的“脱域化”运动，主要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附带地产生了时间意识；然而，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再脱域化”运动，虽然会被人们理解成民族/国家边界的模糊化，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深蕴其背后的实质性变革将是时间意识的觉醒。尽管人们当前仍在空间中去认识和思考问题，根据空间观念和空间隐喻去安排各种各样的社会事项，但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与时间意义上的问题相遇。事实上，人们依据空间思维惯性去加以界定的许多问题并不具有空间特性，反而属于时间范畴。比如，当人们说到互联网空间、网络小区时，脑中闪现的是一种空间意识，实际上，只有从时间的角度去认识，才能真正把握它们的特性。不难想象，当北京的某人在网络上与纽约的某人进行交流和讨论时，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彼此所在的空间位置，而且他们也不在乎彼此在什么地方。同班同学在同一个教室因为教授枯燥无味的课程而在网络聊天室里打发时间时，由于他们使用的都是“网名”而不知道就是邻座。所以，空间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意义，代替空间而对人的行为、活动、生活等形成支撑的，显然是时间。在这种现象普遍化的条件下，社会治理的空间基础发生了动摇。如果再不转向对时间的关注，确立时间意识并把时间意识转化为思维方式的话，就无法在这样一个时间资源稀缺化的时代开展有效的社会治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失灵，在新世纪中出现了诸多明显可见的事例。例如， 在20世纪后期，“新自由主义”提出的基本思路是，放松政府对社会运行的控制和干预，以缓和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呼唤“松绑”所带来的一波发展，却似回光返照一样短暂。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出现，也就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这也说明，面对社会运行、社会变化的加速，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如果不去考虑民主政治的时间约束问题，仅在方式、方法、运行机制上去进行调整，于事无补，而且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方式、方法都构成了挑战。甚至，为了社会治理方便而设置的行政区划，把办公楼分隔成不同区域而限定不同部门的活动范围等，都在受到时间意识的质疑。从工业社会的理性和民主角度看，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带来了社会治理的混乱和社会生活的庸俗化、思维的浮浅化、行动的浮躁化，“这使得在晚期现代的政治当中，解决未来的政策方针的，不再是（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更好、更有利的观点，而是群情激愤，或多或少非理性，但多半相对草率的直觉，煽动性的隐喻和图像”，但这又是人们不能不接受的现实；而且，人类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事事按部就班的理性时代，人们已经无法有计划地安排所要解决的问题，无法去为未来安排一个可行的步步为营的时序。正如一个物体达到了一定的速度会漂行（例如，人们驾车出游，当车速达到某个速度时，会有漂感）而着地不实，社会亦如此。由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将会带来更多更广的社会乱相，同时，分析性思维及其理性模式又不能满足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所造就的新现实的要求，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令人所看到的都是负面因素，并引发人们的忧虑和恐慌。所以，关于社会时间的意识，也许是解决当前社会治理中各种各样问题的一个切入点。确立起社会时间意识，从这种意识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再基于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去构想社会治理以及整个社会的建构方案，就能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自觉地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在海水中种植水稻而改变了人们只能在淡水中种水稻的思维定势的话，那么，基于社会时间意识去重建社会治理模式，也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思维和观念变革。编者注：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9年第3期第380—389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网站点击“南国学术”后，下载PDF版。网址是：
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
昨日回顾：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的文章《“创构时代”的思维规定》
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田卫平